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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疫情下中國官場的震盪

6月11日,北京豐台區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成為地區性疫情反彈的中心,此後不久,幾名當地官員應聲被免。這種由疫情導致的官員被集中免職的現象,已是中國官場的一種常態,背後有着鮮明的中國政治的特色。

6月14日,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的市委常委會在初步調查後召開的市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免去豐台區副區長周宇清職務。而豐台區常委會則將豐台區花鄉黨委書記王華免職,並責令免去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總經理張月琳的職務。另外,北京市紀委市監委調查組還將繼續深入調查,並依據調查情況對相關責任人員進行問責處理。

北京市紀委市監委成立的調查組得出的初步調查結果稱,這三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實『四方責任』不到位、『四早』要求不力、消殺工作不到位等問題。」所謂「四方責任」是指在疫情期間落實屬地、部門、單位、個人的四方責任,以建立全社會共同防控體系;所謂「四早」是指早發現、早報吿、早隔離、早治療。


自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對相關官員的處理逐漸形成了「從嚴」「從重」「從快」的原則。從北京市在6月13日成立調查組,14日即根據初步調查結果處理相關主事官員等細節來看,北京也未例外,甚至猶有過之。


其實客觀而言,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其疫情防控的力度與水平可以說是位於前列,而在如此嚴防死守的情況下,仍然出現暴發苗頭,固然有相關責任人失職的原因,更表明這種病毒的神秘莫測和巨大危險,可以說是「防不勝防」。

正如6月14日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會議上所稱,「對新冠病毒變異、傳播規律等還沒有完全掌握,境外疫情仍在蔓延,常態下防控任務仍然艱鉅繁重。」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急劇蔓延的態勢下,中國這個首先揭開和扭轉本國疫情的國家將始終面臨疫情反彈的隱患。

北京市的調查組並未對外公開其初步調查結果的具體內容,而豐台區副區長周宇清、豐台區花鄉黨委書記王華、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總經理張月琳對於屬地和本單位的疫情暴發確有一定的責任,並未蒙受冤屈,但是也要承認此次疫情事發與三人被免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北京其他地區的防控措施未必更加有效,或許也面臨着大體同等的風險,只是豐台區的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作為一個相對高風險的物流中心率先中招。

因防疫不力,豐台區副區長周宇清被免職。(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政府官網)

受到處理的周宇清、王華和張月琳三人,均是位於當地或本單位中上層並擁有一定權責的人物,卻在成立調查組的次日即被免職或責令免職,既是事出有因,或許也是以結果論成敗的問責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在中國高壓防控疫情的整體局面下,一些官員即使與疫情暴發關聯不大,也可能會淪為其「犧牲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也就是說,不論相關官員前期工作方式與努力程度如何,只要出現疫情,便需要為其承擔責任。

自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已經有一大批不同地區、不同層級、不同單位的官員因為疫情相關問題受到處理。據《中國新聞週刊》在2020年3月初的梳理,在各地被通報的典型案例中,凡涉及防控中的職務行為,幾類人群最為常見。第一種是基層幹部,包括村支書、居委會主任、街道辦主任等;第二種是醫院這類疫情最直接相關單位的相關人員;第三種則是應負領導責任的一批官員。比如最早武漢市,在2月22日的通報中指出,武漢市紀檢監察機關共問責處理630多人,其中涉及處級及處級以上幹部130多名。

根據相關條例,問責有一定的影響期。受到誡勉的官員,6個月內不得提拔或者重用;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和因問責被免職的黨政領導幹部,一年內不安排領導職務,兩年內不得升職;因不適宜擔任現職調離崗位、免職的,一年內不得提拔。也就是說,因疫情被處罰的官員,最短也要6個月內將不獲重用。而在疫情防控階段「從嚴從重從快」處理相關責任人的新操作模式下,此番被問責免職的官員,後續仕途很有可能被蒙上更重的陰影。

在受處罰的官員中,最受注目的是湖北省原省委書記蔣超良與武漢市原市委書記馬國強。兩人在2020年2月中旬同時被免職,但中國官方時至今日未有明確指出兩人為何被免。民間多有指責湖北省武漢市在疫情暴發初期應對措施紊亂,沒能有效控制疫情,並出現了對湖北當地官場的嚴重不滿情緒。一些分析認為,民間對湖北當地領導班子的不信任將會導致疫情防控效果大打折扣,才是中國高層決心換人的主因。

另外,在2020年5月吉林省舒蘭市出現疫情局部反彈之後,舒蘭市委書記李鵬飛、吉林衛健委副主任劉世君、舒蘭市公安局政委耿建軍、舒蘭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劉韓印等一批官員也被免職。

自上而下的監察高壓,對官員們的問責與免職,也是維繫整個官場投入疫情防控體系的一條「鞭子」。不可否認,數以百千萬計的中共執政團隊及其相關工作人員,是中國能夠迅速有效扭轉本國疫情的關鍵。不同位置的人員扮演着領導、協調、監督、執行等等種類角色,深入到每個村莊、街道、社區、單位的基層一線工作人員尤其承擔着較大責任,這些共同構成了中國當前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體系。而自上而下不時揮動的「鞭子」,便是用以維持、鞭策和驅動這一治理體系,並展現和輸出了治理能力。

「戰場打不贏,一切等於零」。中國官員們工作的衡量指標並非工作時長、努力程度,而是能夠防止和控制疫情。一旦疫情反彈,對相關官員的問責處理也就不可避免。而這種做法同時也給其他地區的相關官員敲響了警鐘。

總之,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共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構成了長期性的考驗,如同一次長距離的拉練,加速「能者上,庸者下」的過程,從而導致較大幅度的官場洗牌。

不過在另一方面,問責也需審慎和精準,不能「擴大化」。不論如何,各個位置的大小官員仍然是防治疫情不得不倚重的群體,承擔着較大壓力,既需要及時清除「害群之馬」,也需要維持和調動整個團隊的工作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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