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的媒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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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失了媒体作为中介充当缓冲之后,就只能发生这样直接而剧烈的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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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新闻实验室的微信公号上,我会在重要的公共事件之后撰写“热点事件中的媒体表现”系列(点这里可以阅读此前的文章)。前两天,有小伙伴问:方老师会不会写写本周的热点——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的媒体表现?

我想了想,说:本次事件中的媒体表现就是……没有表现。

梳理事件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无论是早期的疑惑、失望和愤怒,还是后期的释疑乃至所谓“反转”(即将矛头对准死者母亲和所谓“境外势力”),媒体自始至终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说得夸张一些,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存在。

当然,这里的“媒体”指的是正规的机构媒体,不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等。

舆论引爆的起点,是林同学妈妈在5月10日(也就是林同学坠亡次日)发布的三条微博。她在12:32的微博中说,“走投无路的我们也试着打了各种媒体热线均被敷衍了事没有媒体愿意发声”,又在14:33的微博中说“心急如焚的我们也第一时间求助了各路媒体,大家大致听了一下事件都表示无能为力不敢发声甚至有媒体表示背后的水太深叫我们别白费力气”。

我们很难核查这两句话的真伪,不知道林同学妈妈究竟联系了哪些媒体。但那两天,的确几乎没有机构媒体发出报道(仅有几则评论),更不用说提供大众所渴望获得的新信息。

也就是说,热点完全是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林同学妈妈和成都官方都是通过微博直接发声,众多网友在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上追问,而追问的几个核心要点(通知家长时间、救护车时间、监控缺失)实际上也都来自林同学妈妈的微博。

这其实是让虚假、夸大的信息极易流传的环境,因为它依赖的完全是单一信源。合格的新闻报道在这样的事件中不可能只采用单一信源,一定会去尝试做交叉验证,无法验证的说法则打上问号。但是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这样的验证不会被重视。更不用说,还有人制造和传播诸如“化学老师”之类的不实信息,以及大量自媒体靠放大和传播情绪获取流量。

如今我们知道,诸如救护车抵达时间这样的细节,实际上很早就能调查出来。但官方没有第一时间发布,也没有任何媒体能报道、追问、厘清这样的细节,这就更加让那两天的微博网友感到一种真相被刻意掩盖的失望和愤怒。

这些网友不是什么“境外势力”,他们只是在信息缺失、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具备正常感情的人。那两天,机构媒体提供的信息有多稀缺,社交媒体上的情感浓度就有多高。

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记者不想报道和追问,而是在政策、资源的多重限制之下,他们去不了。尤其是本来最有能力报道的本地媒体,更受当地的限制。

5月13日,警方发布了包括监控画面在内的详细信息,并且提供了诸多细节,回应了民众的诸多质疑。新华社、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都做了详尽报道。

事情似乎因此走到了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局。但是,这两家媒体的报道更多都是在帮助政府释疑。新华社的参与,更类似于中央派人去解决地方问题;红星新闻则好像被指定的地方发布媒体。它们的发声,严格来说也很难说是“媒体表现”。至少,他们的报道谈不上自主调查。

至于那些高喊“反转”、对曾经帮受害者母亲说话的人口诛笔伐甚至扣上帽子的人,他们如果想要一个无人敢质疑的世界,那就只好祝他们永远不会遇到需要为自己发声的时候。

成都49中的案例体现了机构媒体的凋敝,也展现了“媒体没有表现”之后的后果。在机构媒体发达的年代,它们可以充当民意和权力之间的中介,一方面代表民意去追问,另一方面也用专业的操作方法去调查和说明。在有公信力的媒体可依靠的时候,民众不会那样焦躁,权力不会像此次事件一开始那样傲慢。

在缺失了媒体作为中介充当缓冲之后,就只能发生这样直接而剧烈的冲撞,让虚假的信息和激烈的情绪获得更大的舞台。

不少人将事件引发的争议归咎于@成都成华教育发布、@平安成华的发布工作做得不好。它们做得确实不好,但是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只能从它们那里获得信息?以后不论什么级别、什么条块的政府部门,是不是都要承担”唯一信息出口“的职责,它们个个都做得好吗?

媒体没有表现,是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中的无奈现实,也是事件掀起巨大波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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