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

如何與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相處(青年系列講座文稿)

3月31日,我在@青年系列讲座 第四場做了分享「如何與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相處」,以下是經過整理和修訂的講座文稿。感謝主辦方及志願者協助整理錄音,請大家多多關注@青年系列讲座 的後續活動。

我先做一個自我介紹。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助理教授,去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了傳播學博士學位,之前在《南方週末》做過三年的記者,再之前我在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念了本科和碩士。可以看到,我主要的經歷都是在新聞傳播領域,同時我也辦了一些微信公號——現在主要的公號「新聞實驗室」已經沒有了,我新建了Facebook上的專頁和Telegram上的頻道

我之前一些寫作、演講都是圍繞新聞傳播的,我所信奉的理論是:大家都獲得優質信息,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更好。但是從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來看,內容就不僅僅是局限于新聞傳播,不僅僅侷限于媒體和信息,它會更大一些。所以對于我來說,這個過程就好像我現在在屏幕上讓大家看到的英文一樣:「Think out loud」。這是什麽意思呢?意思就是:「我自己也在想事情,但是當我還沒想清楚時,我就把它說出來。」也就是說,我今天要講的東西,可能還不是特別成熟的想法,但是,我很樂于把我思考的過程說出來,或許這個過程本身對大家會有一些啓發。

敵意泛濫:從人與人,到國與國之間

這幾個月以來,最早可以說是從去年六月份以來,往近一點說就是從今年一月份以來,我相信很多人都處在一種巨大的焦慮感之中。我們身邊所發生的事情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同時,很多事情都讓我們感覺到了世界上存在的敵意,所以這是爲什麼我把「敵意」作爲我今天演講的主題。

首先我想講一下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感受到的各種敵意。

一是人與人之間的敵意。從去年十一月份開始,我就在B站、微博等網絡平台上遭遇到了一些網絡暴力、人身攻擊。同時,我的各種社交媒體帳號也被舉報,後來都陸續被封號了。而實際上,從去年到現在,遭遇這種網暴、舉報情況的人或者團體已經有很多,絕對不只是我。

這裏特別想提出的是,這裏說的「懷著敵意的舉報」是指——將自己所不贊同的人或者團體舉報到官方機構裡面,例如網信部門,然後通過這些部門之手,把這些人和團體的帳號封禁,或者如果是國外的網站,就把它「牆掉」。也就是說,利用公權力打壓自己不喜歡的觀點。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後,我們又看到有非常多的針對湖北人,特別是武漢人的敵意。我們在微博上看到大量的帖子,講述自己甚至因爲身份證號碼前面是42兩個數字而被另眼相待,即便自己長年都沒有在湖北生活過的人也會在生活中面臨非常多的歧視和排斥。這種敵意我們看到是非常多的。

最近幾天,新的敵意又轉向留學生群體。因爲疫情在全世界爆發,有很多留學生想要回國來,然後大家編造了一些段子,像「祖國建設你不在,千裏投毒你最快」。我們看到網上對留學生的敵意已經到達非常高的程度。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敵意,實際上是隨時可以指向任何一個人群。而且在這樣一種敵意當中,我們能看到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它是基于網絡進行的,會使用非常具有攻擊性的語言,像「nmsl」、「給👴爪巴」之類已經是標準配置了。

二是國與國也充滿了敵意。PPT上這張照片是記者拍到的,川普上周講話的時候他特意把「Corona Virus」改爲了「Chinese Virus」。同樣在中國這邊也是一樣,我們看到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發了一條信息,大致意思是:有證據證明,病毒實際上是在美國起源的。大家看到下面有一個鏈接,他給出了一個網站globalresearch.ca,這個網站實際上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假新聞陰謀論網站。也就是說,一個中國的外交官在推特平台上公然地傳播一個假新聞、陰謀論的網站這樣非常不靠譜的消息。

其實,不管是川普對中國的攻擊,還是中國外交官對美國的攻擊,表面上看他們在互相攻擊,但私下裏,他們可能都會非常喜歡對方。爲什麼?因爲對對方的攻擊,是一個在國內獲取支持度的非常好的機會。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川普攻擊中國,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給中國政府贈送禮物;中國外交官在推特上攻擊美國,同樣也是給川普在獲取國內支持上贈送禮物。

然而,這種敵意真的會化爲對人群、對族裔的攻擊。前幾天NBC的一個新聞說,在過去的一周裏,美國已經有超過650起關于亞裔美國人遭到種族歧視的行爲。這個報告證實這種敵意已經到達了一個非常高的程度,所以現在生活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亞裔群體,他們面臨的風險要比以前高很多。

其實中國也是一樣。PPT上這張照片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已經看過了,是在沈陽一個粥店門前打出了這樣一個跌穿人類文明底線的標語。所以這種國與國之間的敵意,也許在政客層面並不真心相信,只是作爲策略在用;但是這種策略一旦發生了,它真的就會下沉到民衆當中,製造群體之間真實的敵意、排斥和攻擊。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個越來越不體面的世界。

不體面的世界:當事實不再重要

這是我前幾天看到的一張圖。這個漫畫蠻有意思:新冠病毒出現之後,除了病毒本身對人類的健康造成威脅,它也激活了很多「僵屍」。這些「僵屍」包括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利己主義、國家主義、政治鬥爭等等。在病毒的激發之下,就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不體面的元素是越來越多了。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不體面也體現在,人們對于真實、對于事實已經完全不在意了。

比如前天的時候,央視新聞發布了一條新聞說,「美國科學家稱,武漢絕對不是新冠病毒的源頭」。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看到了,這條新聞當時「被安排」在微博熱搜的第一名。但是其實做一個非常簡單的查證就會發現,實際上,這裏面杜蘭大學的教授是在接受美國媒體ABC采訪的時候說了這麼一句話:「其實華南海鮮市場並不是真正新冠病毒的源頭,一定在華南海鮮市場之前有更早的案例。」但是,央視新聞就故意把這樣一句話翻譯成「武漢不是新冠病毒的源頭」,而且把這句話特別放大,安排在微博熱搜的第一。而且我還看到有人發送的截圖,像「天氣通」、「百度地圖」這類的工具類app都被要求推送這樣的一條消息出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信息操作上已經是完全不尊重事實,而且是公然地顛倒黑白的操作。

其實這種行爲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比如說,原來在清華大學、現在去了深圳大學的常江老師,他也揪出了這樣一種行爲。同樣是央視CGTN在微博上說,「美國副總統彭斯說‘與以往相比,中國此次處理疫情要透明得多。」但其實原文前面還有個「no」。所以這種情況絕對不是第一次出現,基本上已經成爲一個常規的操作了。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官媒做宣傳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央視姓黨」也是事實,但是在做的時候能不能尊重事實,能不能不要去扭曲事實,能不能做得體面一點?我覺得這是一個讓我們不斷大跌眼鏡的過程。

前段時間,有朋友跟我提起來,可能在2019年年底的時候,有人提出一句話說,「2019年是過去十年裏面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十年裏面最好的一年。」這句話放到2020年來看,感覺好真實啊!顯然2020年要比2019年更差。但是,我其實想說,不是的,2019年不是過去十年裡面最差的一年,2018年就比2019年差。而最差的則是2016年,2016年絕對是過去十年裏面最差的一年。因爲在那一年,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川普當選了美國總統。他的當選實際上是伴隨著一系列的不體面,一系列的人身攻擊、種族攻擊、性別攻擊,以及一系列的假新聞。

不知道PPT上的這位女士,大家是否認識?她是Kellyanne Conway,是川普競選團隊原來的競選經理,我接下來會分享一段她的視頻。在川普2017年1月宣誓就職時,發生過一件事情:他宣誓就職之後,川普的發言人說,當天來看宣誓就職典禮的人達到了史上最高的程度,比奧巴馬當年宣誓就職典禮參觀人數多多了。但是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來看,完全不是這樣子的,川普就職典禮上參加的人數遠遠沒有奧巴馬兩次就職典禮的人數多。所以當時NBC采訪Kellyanne Conway時問:「你們怎麽能做這樣的事情?明明不是這樣子的,非要說成這樣子的,明明就沒有那麽多人,非要說史上最多的,幹嘛呢?」這段對話我給大家播放一下。

主持人問她:「你爲什麽要做這個事,你做這樣的事,不是把白宮的公信力都給降低了嗎?」Kellyanne Conway發明了一個詞,使這段視頻成爲了經典,她說:「我們的發言人沒有說假話,說的只是Alternative Facts(替代性、另類事實)。」這個主持人非常驚訝,說:「假的就是假的,爲什麽你還要說它是事實,還要給它加一個名字叫‘替代性的事實’呢?」然後她就說了一大堆:「你不是要事實嗎?我告訴你什麽是事實吧!奧巴馬政府當權的期間,美國大概多少人失去了醫保,女性生活得多慘……你不是要事實嗎?我告訴你什麽是事實。」她始終沒有回應當天就職典禮人數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後來她給出的說法是,「其實數字是沒辦法統計的,誰能一個一個把廣場上的人數清楚呢?實際上是沒有辦法去量化的。我們說有這麼多,那你也沒辦法證明我錯啊。」

從這段非常經典的視頻中,很多人或許都能感受到一些熟悉的套路。在Alternative Facts出來之後,有很多人惡搞,出了一本童書《Alternate Facts》。在這本書裏,狗明明是狗,非要叫它「貓」,鳥非要叫「蝴蝶」,小朋友非要叫「煎餅」……

所以,我爲什麽說2016年才是最差的一年呢?因爲從那一年開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都陷入到這種不體面的狀態當中。川普在對中國表達很多敵意之前,就已經對美國媒體、美國的專業人士表達了非常多的敵意,他也是塑造了非常多敵人的一個總統。

什麼是敵意,它是怎麼產生的?

爲什麽我們的世界在過去幾年以來,看到了非常多的敵意增長?這種敵意真的不僅僅在中國發生,也在美國、在一些歐洲國家發生,而且敵意也不僅僅體現在政治這一個領域裏面。剛才也有同學提到了AO3這個事情,這件事實際上已經超出了政治的範疇。那爲什麽我們的世界在這幾年來都面臨著這樣的敵意增長、體面盡失的情況呢?

我作爲學者,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最習慣的就會去做文獻綜述,找一下什麽是「敵意」,敵意到底是怎麼產生的。我略微地搜了一下,正好就發現美國心理學家George Kelly在1957年美國心理學會年會上,他作爲臨床心理學的分會主席做的主席致辭,他的致辭標題就叫做Hostility(敵意)。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我們通常理解敵意的思路是,當A對B充滿敵意的時候,那就是要對B造成傷害、造成痛苦。但是我們這樣理解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把目光聚焦到B身上去了,是關注了B受到了傷害、遭到了痛苦。但是如果我們真要研究敵意的話,應該去看A本人爲什麽會懷有敵意。

他爲了解釋這個觀點就講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普洛克路斯忒斯(Procrustes),這是一個希臘神話裏面的人。他在一個小鎮上開了一個小旅館,他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好客的人,非常希望到他旅館裏面做客的人,都可以受到非常好的招待,都能睡得非常舒服,吃得非常好。他其實並沒有什麽惡意,但他特別希望展現出自己的待客熱情,所以他就天天在門口守著,一旦有人經過,他就趕緊拉客,說:「你到我這裏住一住吧!」然後就把人拉進來,晚上就給客人提供非常好的晚餐,讓客人吃得很好。

到了睡覺時間,他就說:「你要去睡覺了,我把你帶到房間裏來。」這時候就出現了一種情況:比如說房間裏的床好小,客人有點太高了,好像有點不適合。那怎麽辦呢?他就特別的苦惱,他覺得這個事情對他傷害特別大,「我本來給你准備好了這麽好的待遇,但是你的身高有點超出我的床。」他就覺得這些事情特別煩惱。那他怎麽解決這個事情呢?

大家如果能注意到ppt上這張圖的話,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後有一把斧頭。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把這個人的腿給剁了,把他的腿切到和這個床一樣的長度。那萬一這個客人很矮怎麽辦?那他一定要把這個人拉長。因爲他非常強壯,用蠻力把客人拉扯到和自己的床相同的長度。這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故事。

心理學家George Kelly認爲從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故事就能夠了解到爲什麽人會産生敵意。接下來就是理論的核心:敵意是怎麽産生的。

我們回想剛才的故事,1)普洛克路斯忒斯對世界、對人類有自己的一種理解。2)基于這種理解,他就做出預測會發生什麽樣的情況。3)這個預測非常重要,他會預測什麽人會過來住他的床,他會預測這些人身高有多少,這些事情對他來說特別重要。這些事情他不能忽略,因爲開旅館就是爲了讓人睡覺,所以床的長短非常重要。4)可惜事實上,他之前的預測不對,來了客人就會發現他的床要麽太長,要麽太短了,根本就不對。所以很顯然,他之前對人的理解錯了,他的預測是錯的,他不再能忽略這一點了。他覺得非常的百抓撓心。5)他的錯誤不是小錯,而是非常大的錯誤。6)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怎麽辦呢?當然他可以去改變自己的看法、改變自己的預測,但要是改變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就會覺得動搖了自己的世界觀,他不想做這個事情。7)或者,他可以承認,對自己說:「我其實真的不太懂,我自己理解上有問題。」但是他也不想選擇這條路,因爲他不想承認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是有偏差的。8)所以他就不管事實了,那就去削足適履,把人砍了或者拉長了。這就是一個hostile choice(敵對選擇)。所以在George Kelly的解釋裏,之所以人會産生敵意,就是因爲上面一系列的過程。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理論來分析一下懷有敵意的舉報者,比如舉報我的人,我們剛剛提到有五步(不止五步但我們簡化成五步):太想不惜一切讓人睡舒服,但是又錯誤地設計了床的長度,誤以為人一定要和床一樣長才能睡舒服,不願意換掉自己的床,所以只能砍掉別人的腿。

可能對於這些舉報者來說,他們太希望不惜一切代價讓國家強大——我們在這強調,讓人睡舒服是一個好的目標,讓國家強大也是一個好的目標,我們都需要去追求這樣的目標,但是如果是「不惜一切代價讓人睡舒服」、「不惜一切代價讓國家強大」,這可能就不是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了,這是第一個。

其次,「錯誤地設計了床的長度」。也就是這個人對社會的認知、對這個社會實際上的情況,他的認知是有誤的。

而且,他會誤以為,在一個穩定的社會,只能有一種認知、一種聲音,就好像一個人睡在床上稍微「長」一點、「短」一點有什麼關係呢?一定要和床一模一樣長才能睡舒服嗎?也不是的,「長」了就踡縮一點,也能睡得還OK,要是「短」了,那就更沒問題了。但是在有些人的思維當中,他就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就只能有一種認知、一種聲音,否則這個社會就完蛋了,就亂套了,但是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這樣子的,我們這個社會是可以容納很多種不同的認知、很多種不同的聲音的。

如果不願意換掉自己的床,不願意改變自己對世界的認知,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那怎麼辦呢?只能去辱罵和舉報他們不讚同的人,把他們貼上一些標籤——所謂的「公知」、「恨國黨」。我想,套用George Kelly所套用的普洛克魯斯忒斯的故事,我們也可以去理解為什麼有一群人。我覺得他們也不是被政府安排來舉報我的,他們就是自己特別有敵意,自發的,特別恨所謂的「公知」,敵意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產生的。

我想強調的是,這種例子,這種思路不止可以用於分析這些舉報「公知」的人,它同樣可以去分析其他人。比如分析Kellyanne Conway,她為什麼要說「alternative facts」,她實際上就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硬要把這個東西塞到「facts」這樣一個框架裡面來,然後裝一個名字叫「alternative facts」。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飯圈「反黑」的邏輯,也可以用來去解釋美國的一些人。比如美國的一些人會把中國發生的一切都聯繫到所謂的「共產主義」上,這個在美國共和黨裡面特別明顯,他會覺得中國做的一切不好的地方,出現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因為中國是「共產主義」,所以美國一定不能搞「共產主義」,也不能搞社會主義,所以也不能搞左的,所以就不能支持民主黨,只能支持共和黨,這是他們的一系列的邏輯。但是中國真的是共產主義嗎?他們其實不關心這個,他們的目的只是要把這個東西生生地套進來。

這幾年在美國還有一個情況,很多人會把中國的留學生、訪問學者等,都視為一種潛在的間諜。這個也是一樣,他們會覺得中國的一切、中國所有的的留學生都是被中國政府派過來竊取美國科技機密的間諜。即使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也一定要說是這樣。所以這樣的一個故事背後可以解釋人們非常多的敵意。

敵意的背後:二元的認知框架、社交媒體的極化,以及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

在敵意增長的背後,我們能看到一些大的趨勢。第一個趨勢就是,「二元認知框架」最近幾年越來越流行。

第一個是中國和美國被人為地置於一種對立之中,而且我必須要說,這種認知不僅僅存在於所謂的「小粉紅」群體裡面,還存在於所謂「公知」群體裡面。有一種常見的思維習慣是,當中國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往往就說「美國是怎麼做的」,然後美國就被作為一個更好的替代來說明中國不行——這個思路的問題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家,美國並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至於那些「小粉紅」就更是這樣,把一切都視為是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把所有的認知框架都視為一種兩個二元對立的國際力量之間的競爭。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在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中美之間也不是只有競爭。

與之相關的就是民主和獨裁,它實際上也是一個二元認知框架。比如說民主,很多人就把民主和獨裁視為僅有的兩個選項,然後美國和民主就自然而然地聯繫到一起來了,似乎美國就成為了民主唯一的代表。但實際上我們能看到,不管從地理上、歷史上、種族上,還有現今的國力上等等各種方面來說,美國都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美國是類似的。美國所實現的民主也是美國特色的民主,並不是說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都和美國是一樣的,它所實行的總統製、聯邦製和兩黨製這幾個關鍵點都和歐洲很多的民主國家、澳洲的民主國家都不太一樣。所以當我們陷入這種二元認知框架的時候,就非常容易把美國這樣一個具體的民主制度之下所出現的問題,擴大到認為這代表所有民主出現的問題。與之相對的,非民主也是一樣的,實際上非民主不是只有一種形態,它有非常多的形態:朝鮮的形態、俄羅斯的形態、土耳其的形態、中國的形態,它們彼此之間有著非常多的不同。

另外一個認知框架就是「消滅與被消滅」的框架。在這樣的認知框架裡面,似乎不管是人生活在社會上還是國家存在於世界裡面,似乎只有兩種選項,那就是:要麼你消滅別人,要麼你被別人消滅。如果大家看過一部科幻小說《三體》,那應該非常熟悉這一套理論了,所謂的「黑暗森林」理論。為什麼《三體》在中國特別流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三體》所預設的叢林法則、消滅與被消滅的二元認知框架很符合現在中國國人的認知框架。

舉個例子,比如當我們問「為什麼趙立堅在推特上發了一些不靠譜的東西」時,有人會說我知道它不靠譜,但沒關係,我們還是要支持他,因為他在打輿論戰,川普也在打輿論戰,我們為了對付川普就必須這樣,就算他講得非常不靠譜、非常離奇,我們也一定要支持他。這是一種人為製造的戰爭狀態,只有消滅與被消滅兩個選項,你只能去戰鬥,要不然就被消滅了。在這種狀態下,你就只能去支持那些不體面的事情了,這樣不體面的、充滿敵意的事情就擁有了一種合法性、正當性在裡面。我覺得背後是一種二元認知框架更支持了我們前面講到的人的敵意的產生。

說到最近幾年的變化,我覺得跟社交媒體也有關係。首先社交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二元對立,產生了一種所謂的極化(polarization)的現象,這個在傳播學界已經研究得非常多了。

其次,社交媒體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會放大人的情緒。已經有很多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上傳播最廣的內容不是那些最有質量的、內容最豐富的、最有深度的內容,這些內容在社交媒體上是傳播不開的;傳播得最開的內容,是那些能激發你的情緒反應的內容,這是社交媒體的規律。

再次,社交媒體還會帶來一種「平等的假象」。我們說社交媒體上所有人都是一個點,所有人都能發聲,好像都很平等,但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子的嗎?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社交媒體上是不是每個人的聲音都一樣大的?首先,有錢有權的人或者機構的聲音顯然是更大的,可以在微博上買熱搜,如果是政府的話不用買直接安排上一個就行了,這種更大的聲音顯然不是沒錢沒權的人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極端的聲音會更大。前段時間我個人遭受網絡暴力的時候有很多人來安慰我,但是我跟他們說其實也不用特別來安慰我。我也完全理解,雖然一打開微博、B站,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髒的、非常有敵意的東西,好像覺得全世界都是這樣子的人了,可是世界並不是這樣子的,可能是5%的人或者1%的人發出了95%的聲音。當然,這個數字只是我的一個隨意估計,不一定是5%也不一定是1%——我想說的是,真的去不斷罵人、發出極端聲音的人肯定不會是多數,這是我的一個判斷。他們一方面是高度組織化的,會按照一定的組織去發出聲音,另外一方面極端的聲音也是天然的會音量更大。而且願意去發出極端聲音的人,是更願意去持續不斷地發聲的。而相對來說,站在中間地方的人、理解更複雜一點、位置更中立一點的人,實際上是不那麼願意去反復發聲的,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懷疑會更多,同時也不願意陷入爭吵之中。所以我會說,我們不能把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聲音當成是真實的民意反映。

給大家推薦一本書《Hearing the Other Side》,在這本書裡,作者揭示了「越極端的人越積極參與,越審慎的人越不願參與」的現象。

另外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的聲音會更大,這裏的「政治正確」當然是在中國語境下的「政治正確」。因為審查制度的存在、宣傳機構的存在,那符合中國意義上的「政治正確」的聲音顯然來說會變得更大。

我們剛剛說的這一切也都跟整個大的時代背景有關係,比如說不平等的全球化。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化進程使得很多國家、群體和人都受益了,但是也有很多國家並沒有真正受益,也讓很多人群沒有真正受益。受益更多的那些人,也許是原本就很有地位、很有錢、很有權的那些人。這種加劇了的不平等,實際上更容易造成人群之間的敵意與對立,因為它傷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引發了一些人的警惕。需要注意的是,有時候人們警惕的對象,其實並不是真正傷害他們的人。比如我們常說到的難民問題、移民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促使川普和歐洲一些極右翼政黨獲得更多選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些移民也好,或者少數族裔也好,也許並沒有真的威脅到多數種族的利益,但是卻引發了他們內心的警惕,因為每個人多少會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覺,他們會將移民和少數族裔視為替罪羊,卻給一個真正從不平等中獲利的富翁投票。

所以,不平等的全球化確實會一定程度上為敵意的上升提供一個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那就使得很多人,特別是右翼的政黨,會將「找敵人」視為獲取國內支持的一個法寶。一方面在國外「找敵人」,一方面在國內、在特殊的少數群體之中找敵人,這是在非常多的國家都會出現的情況。這些政客的主觀的助推也是導致我們看到的世界的敵意上升、體面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何應對:去改變產生敵意的土壤,向外的嘗試與開拓,向內的穩定與豐富

最後一個部分我們就來講一講如何應對世界的敵意。

首先我想強調的一個原則就是不要陷入敵意的陷阱,就是當我們去對待那些懷有敵意的人時,不是說要把他們消滅掉,不是反過來對他們也懷有敵意——要是這樣,就陷入到二元鬥爭的陷阱當中去了。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說,我們要捍衛的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思維方式,而不是一個具體的觀點。

比如說,對於是否支持中國政府,或是否覺得中國政府在抗擊肺炎疫情中做得好,這個事情實際上是沒那麼緊要的,更緊要的是你是怎麼分析這個事情的,更緊要的是在你的思維方式、世界觀裡面,你到底要用怎樣的方式來看待每一個具體的觀點?至於最後你是支持也好、反對也好或者是一半支持一半反對也好,這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要捍衛的是怎樣一種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呢?在這樣一種世界觀中,真相比立場重要,理解比謾罵重要,合作比敵對重要。

如果我們更加重視真相、更加重視理解、更加重視合作的話,我想這種人和人之間的敵意、國家和國家之間的敵意都會消除很多。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產生敵意,當去指責別人有敵意的時候,我們往往也需要反省自己有時候會不會產生這樣的想法,重要的並不是去「消滅」有敵意的人,而是去改變產生敵意的土壤。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讓更多的人在關心立場前先尊重真相,在謾罵攻擊前先嘗試理解,以發展合作夥伴而不是持續樹立敵人為目標。

那如果有人就是更在乎立場怎麼辦?就是想敵對怎麼辦?面對這樣的狀況,大家可能會感覺沒什麼希望,真的好難。

我想強調的是,確實很難,但希望大家不要因為它本身很難,而去變得犬儒和虛無。什麼是犬儒和虛無呢?與其做一個非常學術的解釋,不如引用我的一個非常紅的北大新聞傳播學院的學妹之前發的一條微博。這個學妹叫李雪琴,她在二月七號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二月七號發生了什麼事,李文亮醫生去世了)發了這樣一條微博,我覺得很好:

「你可以憤怒失望難過痛哭破口大罵咋的都行,但是你不能說,‘好人沒好報,那我們還是做壞人吧’,那我們就真的徹底輸了,完敗。」

我覺得她就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話來解釋了什麼是犬儒。犬儒就是「好人沒好報,我還是做壞人吧」,就是覺得「反正很難,反正做不到,那我還是算了」。可是我們要知道,如果我們因為它太難那就算了的話,那我們真的就是完敗了,我們認同的價值就完全沒有辦法去實現了。昨天我在看微博的時候也看到「西窗隨記」轉發了傅適野的一句話(傅適野是播客「隨機波動」(前身剩餘價值)的主播之一),他提到了卡爾維諾的《煙雲》這部小說。

「《煙雲》這部小說我就記住了一句話:‘人分兩種,以有沒有那麼一天來決定自己行動的人,和不管有沒有那麼一天都不懈努力的人。’」

我覺得他記住的這句話講得很好。我把這兩句話放在一起就是想告訴大家,確實很難,確實你會覺得也許看不到希望,也許會覺得沒什麼希望,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不管有沒有希望、不管有沒有那一天的到來,不管能不能計算到那一天的到來,都會朝著自己所認同的價值、目標和方向去不懈努力的人,去做後一種人。

當然前面說的都是一些原則,那麼具體有什麼做法呢?那我覺得可能分兩個方面吧。

一方面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向外的嘗試和開拓,去改變這樣一個越來越充滿敵意的世界。

第一個是多發生一些線下的接觸。這個線下接觸不僅對那些特別習慣懷有敵意的人會有改變,可能對自己也會有些改變。為什麼要讓大家發生線下的接觸呢?因為線下的接觸會讓抽象的人群變成具體的人。很多時候我們懷著敵意是因為我們敵意的對象是一個非常抽象的人,就算是一個有名有姓的微博大V,他對你來說可能也只是一個符號、一個遙遠的存在而已,你並不知道他/她在生活中是一個怎樣的人,你並不關心,對吧?而發生線下接觸,你真的認識到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這樣一個敵意。所以有朋友跟我說,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人對外國疫情幸災樂禍,他自己卻沒有幸災樂禍呢?那是因為他在國外有認識的親人朋友,所以他就不會對國外的疫情那麼幸災樂禍了。這是一個非常直觀的證明,為什麼更多的、更緊密的接觸對改變敵意是有用處的。

再比如說有的人對媒體有很多的敵意,不管是美國人對美國的媒體,還是中國人對中國人的媒體都有很多人有這樣的敵意,就有覺得有所謂的「黑記者」在編造消息,所謂的記者都是在「帶節奏啊」等等非常流行的說法,我們在微博上也看到非常多的這種敵意。但如果你在生活中真的認識一個你所討厭的媒體的記者,你知道他在生活中是怎麼樣一個人,你知道他是怎麼去工作的,可能你這種想法就會改變很多。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當美國人來到中國,他對中國的敵意會少很多,他對中國的正面的感覺會增加很多。這是2013年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裡面有很多的圖表,我在這解釋一下。

我們先看左上角的這張圖,0-100指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感覺,0是最差的感覺,100是最好的感覺。第一個是「你是否對看中國的新聞有興趣」,如果你是非常有興趣,那你的感覺大概就是50,不好不壞;如果你是有一點興趣,那也差不多;但如果你對中國的新聞完全沒興趣,那實際上只有40出頭。我們就能看出來,第一個圖顯示出,那些對中國新聞更感興趣的人會對中國感覺更正面、敵意會更少。

第二個圖實際上是我想講的重點,那就是by visiting China,上面的yes就是說那些真的到中國遊玩過、訪問過、參觀過的一些人,他們對中國的感覺會超過60分,而那些沒有來過中國的人,他們的感覺就只有40多分,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差距。也就是說,真的來到了中國、跟中國人產生過互動交流的這些美國人對中國的感覺會溫暖得多、正面得多,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例子。

我用這個數據想說我們自己多做一些線下的接觸,不管是消除我們自身的敵意還是消除別人對我們的敵意,實際上一定都會有幫助的。這是是對外做這些事情的第一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就是,在各類領域、各類問題話題上去化解敵意。既然敵意的產生的根源是一種思維方式,那麼它其實是體現在各種話題上的,不光體現在民族主義的話題,也體現在性別平權、人生選擇、生活方式甚至娛樂偶像。在談論每一個話題的時候,實際上有的人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更容易產生敵意。比如,如果有人是一個非常民族主義的人,那他可能對於性別平權的意識也是更加的保守,更有可能去干預其他人的選擇,在對多元生活方式的接納程度上也可能會更低一些。所以既然敵意背後是一種思維方式,那麼在民族主義這個議題上的敵意只是一種表現,我們如果不太方便討論民族主義這個話題,或者說一討論民族主義話題就會吵起來的話,那麼討論一些別的更生活化的、更軟性的話題也可以。

我們其實在討論別的話題的時候背後關注的都是:你是怎麼討論這個話題的?你是怎麼分析它的?你在分析的過程中是否願意保持一個更開放的心態?是否願意去因為新的事實而去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心態在這個話題上改變了,那麼也許你回過頭去理解民族主義這個話題時也會發生改變。因為人們在各種事物上的觀點往往是高度相關的,大家的思維方式往往都是高度同構的——「同構」這個詞的意思是,你去想很多事情的時候,思維的模式、構造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剛剛說了兩點,我想特別強調的就是,在具體的行動當中,其實大家是能夠獲得一種力量的,因為行動本身就是一種賦權。這其實是我自己感受很深的一點,因為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面,我其實一直在網上寫一些東西、做一些東西,做東西本身我不知道產生了多少外部影響,但是我覺得對我自己的影響很大,讓自己獲得一種更強烈的力量感;而且在行動的過程中,你一定會認識新的人,會認識很多的朋友,那這些人會給你提供很多的支持。像我自己被炸號、被網暴的時候,會有非常多的人給我發私信、寫郵件、寄明信片,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表達對我的支持,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了。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去看見彼此。因為只有當我們都開始行動的時候,我們才能知道「原來ta和我是有相同看法的,ta和我都想向著相同的目標去努力」,那我可能會去結識ta,或者遠遠地看著ta也好,但起碼只要看見彼此,都會讓大家少一些絕望感。

剛才說的是對外,在對內方面,大家可以儘量保持自己內心的穩定和豐富。

第一個當然是可以獲取很多新的認知和思考的框架。大家可以去閱讀一些社會學、政治學的經典的教科書——最好的書其實就是一些經典的教科書,是去快速地獲取某一個學科里面一些經典的理論和框架的途徑。而且在閱讀中間推薦大家帶著問題去讀,不是漫無邊際地打開一個大部頭從頭看到尾,而是你想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才去找什麼樣的理論、材料、框架去解答這樣的問題。

跟大家略微分享讀博期間影響到我的一部分思想框架和知識。當瞭解到更多思想框架之後,你對世界的看法就會發生很多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讓你變得更加有力。比如,一個說法叫做「denaturalize」,這個詞有很多意思,我想說的一個意思是「把一個好像自然的事情變得不那麼自然」。「natural」是自然,「naturalize」就是把一個東西自然化,就好像它是自然發生的,「denaturalize」就是說我們要把一個看上去自然的事情變得不那麼自然。

例如,一個美國教授討論說美國的媒體現在為什麼高度商業化?美國主流的媒體基本都是商業公司,政府很少有公共財政投入到媒體當中。美國人會覺得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可能認為「自古以來」只有這麼一種選擇。但像歐洲的比如BBC就是典型的由公共財政支持的媒體,其實歐洲很多國家都有在公共財政上支持媒體。這位教授就通過研究指出:在美國所發生的媒體高度商業化,其實是歷史上一系列具體政策,或者某一些政客、立法者他們所決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什麼「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我們去「denaturalize」的目的是什麼呢?我們就會明白,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都不是註定如此的,都不是自然而然就是這樣子的。如果是「natural」(自然)的事情,我們就沒有辦法改變它,而如果把它理解為被別人影響過的、不自然的事情,那我們當然可以去影響和改變它,讓它朝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就像有人現在在聊天區裡說的:「看到另一種可能性」。當我們看到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東西都不是自然形成的,都是由具體的力量塑造的時候,那我們也會明白,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加入其中,也去塑造它。

另外一個對我影響很深的理論出自《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這是一篇分析社會運動的很經典的論文,大家也可以用這種框架去思考很多其它的問題。這篇論文研究了當時的女權運動。很多女權運動的組織會強調說,「我們這個組織是沒有框架、沒有結構、沒有等級制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們這種組織是更先進的。」這篇論文就指出,雖然這樣的組織看上去沒有結構,但一群人在一起必定會產生結構。當強調沒有結構的時候,實際上就隱藏了那些真正在中間更積極、更有話語權、更有地位的人所擁有的權力。一方面,他們說的話的確更有影響力,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說自己不是領導。說自己不是領導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說不需要為後果負責。這就變成在所謂沒有結構的組織裡,一方面它仍有結構,另一方面領導還不需要負責,這是一個特別糟糕的組織結構。

這篇論文是分析一個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但我們能看出,這個框架可以用來分析各種東西。當我們號稱一個東西是沒有傾向性、沒有價值觀、沒有結構、是完全自由平等的時候,其實你可能是在掩蓋它背後真正存在的結構。這個理論對我們的啟發就是在去分析一個表面上標榜自己是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們要看它的背後實際上是什麼東西,而且要看它這種標榜是為背後的某一些人去服務的。

我舉這些具體的例子是想說,大家多讀一些書、多看一些更具有理論深度的東西,是可以不斷地豐富自己的思考框架的。

最後幾點我想跟大家說,即使我們沒有辦法去很快改變這個世界的敵意,我們仍可以去選擇自己的小環境、營造自己的小氣候。你可以選擇跟哪些朋友更緊密地交流,這個朋友不一定是在你身邊的,也不一定是你同學,可能是你在網上認識但是有著近似價值觀的朋友。這是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你都可以做到的一個事情。

我之前聽許知遠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做的一個講座,有人問他如何獲得能量、堅持下去?許知遠說,你們去找志同道合的幾個人、小團體就可以了,因為當年《新青年》也不過就是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辦的。你真的不需要說籠絡幾千個人來一起做一件事情,你只需要有志同道合的幾個人就夠了。這對我很有啟發——選擇一個小的環境,牢牢地把自己的小氣候營造好,也是在整個大環境不理想的情況下大家至少能夠做到的一件事。

還有就是,大家千萬要保持心情舒暢,不要抑鬱。羅莎•盧森堡(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哲學家及革命家)被關到監獄裡面很多次,而且很年輕的時候就被殺害了,但是她對生活是非常樂觀和熱愛的。她說過這樣一句話,「做一個人意味著,當需要的時候你要把你整個人生都放到命運的天平上,發生了什麼那就去接受它;同時你仍然為每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為每一朵漂亮的雲彩感到喜悅。」(Being human means throwing your whole life on the scales of destiny when need be, all the while rejoicing in every sunny day and every beautiful cloud.)

最後我想說,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討論這樣一個話題?為什麼我們想要去改變世界的敵意?實際上真的是因為我們相信這對世界是一個好事情。

Emily Rauhala曾經是華盛頓郵報駐華的記者,她現在美國做外交方面的報導。她在Twitter上說, 這次危機中間一個非常讓人痛苦的事情就是,很多美國人沒有真的對中國人在一二月份的時候所遭受這種痛苦感同身受。美國人會覺得很遙遠,或者他們很傲慢,認為這個事情不會發生到自己身上。所以在武漢發生過的那些可怕的情景又再一次在美國的一些地方被複製了,他們報導了這些事情,但是很多人不關心。很多美國人認為這些東西跟自己無關,或者他對中國懷有敵意,覺得這個事情可以被「中共是獨裁的」、「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給解釋掉;美國不是獨裁的、美國不是共產黨領導的,所以美國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們希望用自己的這種理解框架來解讀這樣的事情。但最終結果什麼呢?當然是讓美國人自己倒霉了。所以我們想要「減少對他人敵意,增加對他人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對他人、對自己、對整個世界都是有幫助的。

最後,這張圖中, 「疾病這個詞叫做illness,我們如果把i換成we,這個illness就變成了wellness,疾病就變成了健康。」(When "I" is replaced with "we" even "illness" becomes "wellness")雖然疫情要求我們每個人之間都有社交隔離,要待在家裡不出門,但我們真的需要在情感上更緊密地相連,才能夠對抗這樣世界性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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