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y Chew 周兆鴻

馬來西亞「北婆羅洲」亞庇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畢業,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碩士班,《大馬青年》專欄作家。作品可見《大馬青年》、《中國報》、《星洲日報》、《獨立評論》。 曾任影音工作者、獨立書店員(唐山書店)、議員助理、研究助理。 平常喜歡、攝影、音樂(阿卡貝拉)、旅行、閱讀。曾幸運獲得台灣政大金旋獎(歌唱大賽)重對唱組冠軍,也騎腳踏車橫跨東馬、越南、柬埔寨。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伊斯蘭與東南亞華人

發布於
伊斯蘭與華人的課題並不會消失,而是繼續長時間並存於我們所處的社會。當華人皈依伊斯蘭,身旁的人大可以選擇尊重,而非猜忌與仇視。宗教本是私人的信仰,只要出於自願,改教(包括其他宗教)便不是一件難以啟齒、需要被放大檢視的事情。

華人與伊斯蘭 — 這兩個文化存在著極大差異,涉及價值觀的差異、生活習俗的差異,還有政治觀念及地位不平等的問題。在馬來西亞和印尼,華人文化與伊斯蘭之間的關係更是猶如緊繃的絲弦。

東南亞是個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區,早期受到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以及中華文化的影響,而在西方帝國主義崛起後,東南亞諸國的政治、社會、文化也被殖民者深深影響。英國和荷蘭在個別統治馬來(西)亞和印尼時,都採用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 的政治方針,以避免各族群融合起來對抗殖民者。這項措施在殖民地獨立以後,轉變成了文化上的「分而治之」,繼續遺留在這些多元文化的土地上:各族群在文化上擁有自己的主體性,但普遍上「混而不融」,抗拒完全融合或被其他族群同化。

║ 伊斯蘭與華人的文化衝突 ║

大馬和印尼雖為世俗國家,但執政者長期以伊斯蘭捍衛者自居。這兩國境內都有顯著的華人人口作為「可見的少數族群」(Visible minorities) ,且對國內的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1970年代以降,泛伊斯蘭復興運動席捲全球,大馬和印尼作為一個以伊斯蘭教徒為居多的國家,自然受到該復興運動所影響,進而影響著這兩國的政治論述與文化方向。

文化認同與宗教信仰本相互不衝突,但對於當地華人來說,「成為穆斯林」是一項難題。直到現在,華人與伊斯蘭教徒「異教通婚」,仍是傳統華人觀念裡的敏感課題。在這兩國,華人穆斯林面臨認同僵化的問題,入教後遭受自身與外界雙重質疑,挑戰重重。例如皈依伊斯蘭後需遵守伊斯蘭法律、無法「脫教」等條件,造成部分華人家庭會被外界認為,他們改教是為了謀求利益或被巫術所迷惑,而非改教者自身的自由意志。這造成華人社會常以「入番」形容華人信仰伊斯蘭,或認為「穆斯林等於馬來人」。

此外,華人社會也透過華文媒體、社群等,形塑一套華人視角下的「伊斯蘭論述」。媒體從伊斯蘭政黨、伊斯蘭刑法等事件,用「我者」的文化視角來解讀伊斯蘭這個「他者」的文化再現,進而影響華社對於伊斯蘭的觀感。學者Tambiah認為,大部分海外華人作為一離散社群,在文化認同上一直面對著「雙重疆域化」(dual territorialization) 而非「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意即居住於在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同時又對其祖籍國(中國)曖昧及模擬兩可的態度。 這樣的情形,導致了華社與其他族群之間刻劃了明顯的「我者」與「他者」的界線。


║ 改教後的生活 ║

華人與穆斯林(多數為馬來人)結婚之後,所受到親朋戚友的異樣眼光遠大於祝福。許多華人在改教之前,還要受到家人的冷眼旁觀對待,甚至斷絕關係。

蔡芬芳的〈「由苦到安」 — 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的情緒表述〉,研究在印尼山口洋和亞齊的客家(華)人改教成為穆斯林的生命經驗。這些華人大多並不富裕,且在生命經驗中遭遇一定的挫折。這時宗教信仰便發揮及扮演心靈上的寄託,來幫助這些受苦難者得以從心靈痛苦上解脫。

「改教」,涉及自我認知的改變,因為生活中社會與文化的變化,人我關係亦會受到影響,尤其是家人知道他們決定改教的反應及言語。但是家人的反應之所以如此激烈,實與印尼華人在印尼社會的處境有關(蔡芬芳):印尼華人人口比例相對大馬少之又少,印尼不同地區也在近代史上發生了一系列民族主義運動(如1976年亞齊獨立運動)或種族衝突事件(如九三〇事件),讓華人在當地的地位逐漸式微,直到蘇哈托下台之後才有好轉。印尼華人在這樣的處境下,對多數宗教 — 伊斯蘭教,形成一種身分及經驗上的偏見。

不管是印尼還是大馬,華人社會對伊斯蘭的普遍認知並不多,進而形成許多對改教者的刻板印象。許多的改教者確實是因為婚姻而皈依伊斯蘭教,也很虔誠在履行穆斯林的生活模式。但大部分改教者會強調自己的族群文化與宗教分離。許多華裔穆斯林還是會過農曆新年、端午節等傳統華人文化慶典,凸顯其「華人性」(Chineseness),而非強調他們的宗教色彩。這樣的現象表明這些改教的華人仍然對自身華人文化保有認同,也不希望加劇改教即是「入番」的負面印象。

即便如此,很多大馬、印尼等地的華人對伊斯蘭的刻板印象,其實是源自於特定的歷史記憶。


║ 刻板印象: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 ║

種族與宗教的隔閡,多數來自於歷史造成的傷口,成繭已久卻從未痊癒。從過去大馬的513事件到印尼的黑色五月暴動,牽動著各族人民緊張的心弦,也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感。

以大馬為例,許多右翼政黨及組織不斷推動伊斯蘭政治議程,如伊斯蘭黨自80年代提出「回教國」的政治論述,希望在大馬實踐「伊斯蘭刑事法」(Sharia Law)的願景造成許多華人恐慌及不信任。此外,也有許多宗教局搶屍案(如:1991年李紹基家族搶屍案)、馬哈迪宣布大馬為回教國等事件,更是讓華人民眾加深了對伊斯蘭的不信任。

在大馬,華文媒體對伊斯蘭教形象的再現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蔡源林在〈大馬華社的伊斯蘭論述之分析(1983–1999):一個後殖民文化認同政治之個案〉一文裡,比較大馬華文媒體對(1)雪州伊斯蘭執行條列、(2)1991李紹基家族搶屍案、(3)1994年奧爾根教團取締事件以及(4)丹、登兩州伊斯蘭刑法事件的報導進行論述比較。華文媒體除了扮演「再現」的功能,也在伊斯蘭相關議題上擁有「認同/差異」(identification/differentiation)的雙重功能,用華人的視角以「他者」之姿看待伊斯蘭及相關事件。這不僅讓特定的記憶留存,更在不同的時空下存有「提醒」的作用,來告訴華人「他們」曾經的作為。

但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鼓吹跨文化/跨族群的媒體及公民組織崛起。因此這些媒體或公民組織如何克服文化門檻去讓彼此了解不同的文化與宗教,值得關注。

║ 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社會 ║

在多元文化的社會,各宗教信仰及民族文化需要彼此尊重及了解,才能避免趨於極端。穆斯林占多數的大馬和印尼,都是擁有多元文化的國家,如何保有這些多元而綻放異彩的文化元素,是每個公民都有責任維護的問題意識。

伊斯蘭與華人的課題並不會消失,而是繼續長時間並存於我們所處的社會。當華人皈依伊斯蘭,身旁的人大可以選擇尊重,而非猜忌與仇視。宗教本是私人的信仰,只要出於自願,改教(包括其他宗教)便不是一件難以啟齒、需要被放大檢視的事情。

面對這極大的差異,掌握公權力的政治人物、以及能影響輿論的媒體從業人員,在處理或報導相關議題時,也需要有一定的判斷能力,以免造成閱聽大眾因認知差異而出現誤解,甚至激起不必要的輿論誤會。

願相互肯認及認識彼此,是我們多元文化社會的最大共識。

(此文章刊登於《大馬青年》)

參考資料:
❶ 蔡源林 (2009)。〈大馬華社的伊斯蘭論述之分析(1983–1999):一個後殖民文化認同政治之個案〉,李豐楙、林長寬、陳美華、蔡宗德、蔡源林(編),《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佛教與華人信仰》,頁269–325。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❷ 蔡芬芳(2020)。〈「由苦到安」-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的情緒表述〉,《歷史人類學學刊》,18(2):29–65。
圖片製作:黃國強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11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