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秋水：釋放腳與乳房，重塑女性身體

1914年，英國女性爭取選舉權的平權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有人進行絕食抗議，有人則另闢蹊徑，展開了大膽的行動。

一位化名為波莉·迪克的積極分子馬莉·里查德森（Mary Richardson）走進了國家美術館，她的夾克衫袖子裏藏着一把小斧子。在警衛把她拉走之前，這位女士擊碎了美術館保護《洛克比維納斯》的玻璃，里查德森女士敏感地發現了政治與藝術的潛在聯繫，她把性感裸體女人與男性把持的國會否決婦女投票權聯繫起來，為了博取男人的認可，女性被可笑的、習以為常的美的標準奴役，成為被男性性慾開發的殖民地，從而喪失了主體性。

一

我六七歲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父母不在家，偶爾需要外祖母陪伴。我十分抗拒和她一起過夜，直接原因就是她的身體。她那鬆弛的、皺巴巴的乳房，快要垂到腰間，像干樹枝一樣枯萎；更可怕的是她的腳，晚上她會把纏在腳上的長布條一圈圈解開，露出指骨斷裂的雙腳，散發出一股腐臭的氣味。在鄉下，身體，尤其是具有性徵的部位，是敏感詞，是不可以談論的，就像被關在404房假裝不存在的現實。外祖母的乳房和腳，是令人迷惑的現實，是可怕的不體面的存在。

外祖母生於1920年代初。在她幼年時期，纏足，這一古老的傳統習俗仍然是絕大部分女孩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母親們流着眼淚用布條把幼女稚嫩的雙腳裹得結結實實，直至腳指骨折斷，腳變得小而畸形，當女兒哭喊着請求放開時，她們會說「不裹腳將來找不到婆家」。

在外祖母生活的年代，也有少數的幸運女孩躲過了這一「劫難」。漢學家沈艾娣以山西鄉紳劉大鵬的日記為核心資料，所寫的傳記《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覆蓋了這一段生活。當外祖母流着淚裹小腳的時候，千里之外的赤橋村鄉紳劉大鵬則在思考地方政治。

1919年5月4日早晨，當兒孫們圍坐膝下書聲琅琅，劉大鵬開始記日記，這是他持續了近三十年的功課。當日，劉大鵬在日記里談論山西的「六政」，其中興利者三：水利，森林，蠶桑；除弊者三：禁煙，剪髮，天足。在他看來，所興之利堪稱無效，而所除之弊，不僅煙未除，剪髮、天足反倒擾民尤甚。

在日記里，他批評地方官府施政方法，「初意非不善，乃奉行不善」。事實上，在最近的日記里，他數次提到放足。比如在2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查辦婦女放足之事，今日益緊迫，沿街公佈告示曰：『婦人女子足，千萬不要纏，委員查看見，加倍罰大洋。』此外又鳴鑼示眾，勒令放足，此是我晉緊要之政，不容寬鬆政者也。」

作為一位儒家信徒，地方政府在婦女放足一事上如此用力，劉大鵬頗不理解，在2月21日，他又感嘆「現時所行之政，莫此為要」，「殊令人難解也」。他也記下了那些利用這項政策創收的官吏做法：無論放與不放，皆要罰款，否則便收監。幾個月後，他19歲的孫女喜鸞將要出嫁，由於父親接受了一些新觀念，她是家裏第一個沒有纏足的女孩，同時也是山西第一代未纏足女性。

生在僻鄉的外祖母，沒有接受新風氣薰染的好運氣。她所生活的山西西北，是纏足風俗最盛行的地區之一。直至1932年下半至1933年上半期的人口統計，山西30歲以下的女性仍有近百萬人纏足。

二

小腳女性放足倒不是始於五四新文化時期。晚清的不纏足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面向，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社會習俗改革運動的先鋒。

19世紀中葉西方人湧入沿海口岸城市，他們就注意到纏足這個風俗。如今可考的最早的「戒纏足會」創會者即是廈門一位牧師麥高溫（Rev. John MacGowan）。該會在1875年成立，每年聚會兩次，會眾有八十餘家，立約為憑，不給女兒纏足，如果背約，將受到眾人責備。1878年，傳教士林樂知創辦的《萬國公報》發表了一篇《裹足論》，從人道關懷的立場譴責中國的這一風俗：「裹足之事，戕乎天質，逆乎天理，斯為最酷者也。」

不纏足開始成為精英人群關注的問題，始於維新派和地方士紳的呼籲。1883年康有為創辦「不裹足會」，入會者承諾妻妾子女都不纏足，已經纏足者放足後會受到表彰。到1897年，不纏足漸成聲勢，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總會，發起人包括梁啓超、譚嗣同和康廣仁等維新人士。「不纏足會」由維新派報紙《時務報》支持，會中人士互通婚姻，女兒不纏足，兒子不娶纏足女。1902年，慈禧太后下令禁止纏足，各地湧現了更多的不纏足團體和地方政策，總督們或親自撰文勸誡不纏足，或擬定不纏足章程，編寫印行宣傳材料，不纏足運動向縱深發展。

非常有趣的是，不纏足獲得了維新派、革命黨和官僚們共同的支持，可以說是一項超越了政治立場的社會改革運動，而且他們推動不纏足運動的出發點也驚人地一致：改造婦女，強種強國。

《時務報》有篇文章道盡此中真意：「彼為婦女者，世代相承，類皆舉步艱蹇，其男子焉能奮發有為？中國之西數省，此風尤盛，故丈夫之鬚眉志氣者，亦覺此數省為最少。在吾等目中視之，纏足一事，與國家之興衰有關，顯而易見。」

1905年《順天時報》的一篇文章《女子為國民之母》，更是提出了鏗鏘有力的口號：「做女子時強，做母時必強，母強子必強，種強國必強，所以要國民強，必先女子強，這是世界的公理，這是天演的公例。」在作者看來，女子強，就必須不纏足，必須受教育。可以說，晚清以來的不纏足運動，其關懷的重心並不在女性本身的福祉，而在於中國人的存亡繼絕。

纏足自然是戕害女性身體和精神的惡習，這也成為西人眼中「野蠻」、「未開化」中國的象徵，是那些開眼看世界的晚清精英的恥辱。康有為向皇帝痛陳：「吾中國蓬草比戶，藍縷相望，加復鴉片薰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為野蠻久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纏足一事，臣竊深恥之！」（《請禁婦女裹足褶》，《康有為文選》）

但無疑女性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三寸金蓮可以理解為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暴力征服。近千年的裹腳傳統，把小而無用的畸腳，提高到審美的高度。在山西大同地區，每年八月十五有所謂的「賽腳會」，各家婦女坐在門前，伸出小腳，任人觀賞品評。河南、河北和察哈爾等地也有類似風俗。

這個傳統向女性灌輸一種深深的不安全感，由於她身體上有與生俱來的「醜陋」部分，需要用殘酷的方法來「矯正」，以達到完美。而且這個過程是通過母親和女性長輩來完成，母親在折斷女兒腳骨的同時，也在傳遞價值觀，教導她們，女性一生就是以眼淚和痛苦為代價，矯正自己的身體。矯正自己的行為，取悅她的所有者，來獲得一席之地。

除了一位英國商人的妻子立德夫人奔走呼告，晚清以來的不纏足運動，鮮少中國女性參與，主要靠男性精英的倡導。1912年3月13日，孫中山發出禁止纏足的通告：「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其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新文化運動期間，反纏足的認知比從前更為廣泛。但直到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仍需用行政之力，花費十餘年數次頒佈禁令、訓令，並定期調查。

一場社會習俗改革運行竟然持續了七八十年，一方面是因為這傳統習俗與女性的身份、地位和婚姻相關聯，所以在如此大的行政力量推動下，仍然去除不易；一方面則是這是一場改造婦女的運動，被改造的對象卻不是改革的目的。以今人的眼光來看，放足是把女性從暴力受害中解救出來，何以她們竟不願意放足，繼續忍受痛苦？這可能也是當時那些鼓吹變革者的難題。

往深裡說，如果不在性意識上做基礎層面的革新，不怯除對女性身體的神秘化傾向，這種運動就會發展為一種新的暴力。劉大鵬就在日記中寫道，官方「挨戶查女人之足」，引致「百姓莫不怨恨」。他的觀察基於基層生活，應該較為真實。

纏足問題不像其他風俗習慣，其中還包含深層的性意味。女性是不可以把自己的雙腳給丈夫以外的人看，而一些地方查禁纏足，讓女性當街脫去鞋襪，令她們深覺受辱，以致於不時有被查禁者自盡的案例出現。

三

晚清以來，野蠻-文明，壓迫-解放的二元對立命題是一種危機意識下的應對認知範式。在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下，國民身體，尤其是女性的身體，成為國家的隱喻，女強則國強，女弱則國弱，在改造女性身體和強種強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聯繫。緊接着天足運動出現的「天乳運動」是又一次重塑女性身體的社會運動。

現代社會，膨脹的胸部是被讚美和崇拜的女性理想。但在民初，女性開始流行平胸之美。董竹君晚年回憶說，1913 年已滿13周歲的她，就像當時所有女孩 子一樣，都要束着一件緊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緊緊的。1915 年，《婦女雜誌》創刊號刊登女校舍監沈維楨的文章，她呼籲女子縛乳之害甚於纏足，「舊弊僅傷人之足，今弊更傷人之胸及肺。傷足為人身之害猶小，傷胸及肺為人身之害更大而深也」。

此後，對束胸的批評聲不斷，連胡適也加入到這一行列中。1921年8月，胡適在安慶青年會演講，「因為美觀起見，並不問衛生與否……假使個個女子都束胸，以後都不可以做人的母親了」。

性學博士張競生也在1926年12月上海《新文化》創刊號上發表《裸體研究》一文，對婦女束胸大加撻伐：「把美的奶部用內窄衣壓束到平胸才為美麗！這樣使女人變為男人，而使男人不會見奶部而衝動，雖說禮教的成功，但其結果的惡劣則不堪言說，這不但丑的，而且不衛生，女人因此不能行腹肺呼吸，而因此多罹肺癆而死亡。又壓奶者常缺奶汁餵養所生的子女，其影響於種族甚大。」

連政府也加入對女性乳房的干預中。1927年7月，廣州市代理民政廳長朱家驊提出禁革女子束胸的提案。在廣東省政府委員會會議上，朱家驊痛斥束胸對於女性身體之危害，並提議：「擬請由省政府佈告，通行遵照，自佈告日起，限三個月內，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並通行本省各婦女機關及各縣長設法宣傳，務期依限禁絕。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經查確，即處以五十元以上之罰金，如犯者年在二十歲以下，則罰其家長，庶幾互相警惕，協力剷除，使此種不良習慣，永無存在之餘地。」倡議在會議上通過，首先在廣東女校執行，並成立「天乳運動」執行委員會。「天乳運動」隨之在全國展開。

報業是「天乳運動」最激進的支持者。當年7、8月的《廣州民國日報》發表了大約20餘篇相關報道，呼籲女性革除束胸弊習，還刊登展現「曲線精華」的歐美名姝、中華佳麗的照片，鼓勵女性展現天然的曲線之美。最狂飆突進的行動發生在1927 年「三八」節，一群赤裸着上體的女性在武漢遊行，並發表演說：

堅決反對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義的！束胸是一條毒蛇！它纏着我們婦女的肉體和靈魂！婦女同胞們，你們解了束胸沒有？解了吧，男人沒有束胸，我們為什麼要束胸？

事實上，束胸既是女性通過消除服飾上的性徵、追求男女平等的表現，也是清末民初服飾變革的結果。外衣收窄之後，相應的內衣也必須緊窄。如何解決乳房凸點和下垂的問題才是關鍵，1927年8月《北洋畫報》四次刊登西洋女性抹胸圖片四幅，對西洋胸衣構造進行詳解，顯示西式抹胸既可保護身體發育又有美觀效果，為30年代引進女性乳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

女性在「天乳運動」中的參與度，可能比反纏足高，但這仍是一場男性主導的改造女性身體的運動，仍然在強調損害女性健康之外，看重對後代的影響，進而上升到了強種強國的高度。魯迅寫過一篇文章《憂「天乳」》，揭櫫女性在新舊過渡世代的境遇：「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已經有了『短髮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馬莉·里查德森的斧子砸向的是女性不安全感的核心——她不僅在社會和經濟上得不到和男性一樣的支持和保護，而且在身體方面也容易受到攻擊。

1929年，內政部為提倡「天乳運動」發佈給各省市的政令，更涉及了女性的足、腰、耳、胸：「查婦女纏足、束腰、穿耳、束胸諸惡習，既傷身體，復礙衛生，弱種弱國，貽害無窮，迭經內部查禁備案，茲准前由，除分別咨令外，合亟令仰轉飭所屬，確實查禁，以除惡習，而重人道云云。」在乳房之外，禁止延伸到女性的頭髮、耳朵、化妝品和高跟鞋，國家似乎要全面接管女人的身體。在這所謂的歷史進程中，女性並不是作為「人」而獲得重視，她是因她的子宮而承擔了復興這個衰敗國家的力量。女性的完整性被否決了，她受困於造物賦予她的能力。

外祖母一生生了七個子女，有五個活了下來。我幼時目睹過的乾癟乳房是「盡職盡責」後的結果。在我的印象中，她除了幹活就是幹活，極少講述自己的一生，據說，她在1930年代的放足運動中放了腳，但腳骨再也無法復原，印象中，她穿買來的鞋子要在鞋頭塞一堆棉花。我記得的唯有她說過的一首本地順口溜：閻錫山，灰拾翻，日本人來了他不管，只管婆娘們的臭腳板。這和1930年代劉大鵬的看法不謀而合。

（本文原標題《天足與天乳：重塑女性身體》）

（莊秋水，《東方歷史評論》高級編輯，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