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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壯志未酬」王作榮

2013-08-01

今天在網上得知台灣前「監察院長」王作榮於昨日早晨因肺炎引發併發症敗血性休克,病逝台北榮總,享壽95歲。在大陸,一般人很少知道王作榮,不太會關注這則新聞,而在台灣,則有所不同,馬英九獲此消息後,立即作出書面回應,表達心中的「不捨與遺憾」,並指示政府相關單位全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馬英九表示,王作榮歷任大學教授、政府財經幕僚、「考試委員」、「考選部部長」暨「監察院院長」,為國戮力從公、盡心盡力;1970年代,台灣社會遭逢巨變時,其秉持經濟專業及對社會的使命感,在媒體針砭時事、提出國是建言,替台灣經濟把脈;此外,還執教台大經濟系多年,桃李滿天下,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貢獻卓著。

這是馬英九對王作榮的高度評價,然而,對於已逝的王作榮來說,這些評價或許並不重要,因為他本人早在1999年3月出版了四十萬字的自傳《壯志未酬》,對自己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激起過的那簇「浪花」早有評價,那一年,王作榮八十高齡。

為了寫這本自傳,王作榮扶病修改並補充,歷時五年,「書中自敘學思歷程與公職、主筆生涯;直言月旦當代人物蔣中正、蔣經國、嚴家淦、尹仲容、余紀忠、王永慶等人;更以近十萬字詳述與李登輝論交四十載之迂迴轉折,剴切評斷李登輝治國之功過」;在台灣讀者看來,這本自傳不僅是「王作榮忠實回顧一生的記錄,更是一部台灣現代化工程的因頓史」,大凡瞭解王作榮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要促進台灣的現代化,「在他構建的藍本中,主張以經濟為領導部門,藉以觸動政治民主化,提振行政效率,以及提升人民生活品質,最終形成全面性的現代化工程」。

至於在自傳中直言不諱地月旦權重一時的歷史人物,或許是此書中最為精彩的一部分。以王作榮本人的說法,在今日之台灣,與四任領導人「都或多或少有相當關係,而與後三代‘總統’關係尤為密切,卻始終沈而不浮、浮而不起、起而不用、用而不當,以致壯志未酬的人,可能不多」,他甚至認為「高官不等於重用,只是安插或酬庸而已,安插或酬庸可以使人做大官,但不能讓人做大事」,能夠獲有這種認知,若非官場和權力沒有一番深刻體悟是不可能得出的。

作為政府高官,王作榮一直「所希求的是適才適所,做對國家有益的事,不在乎做大官,但是此種心事誰能知」,很顯然,從自傳中可以知道,他與關係最為密切的李登輝在政見上存在許多分歧,因而直言道,「假如‘李總統’採用了我的想法與路線,則今日的‘國家’局面與‘李總統’個人所面對的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完全不同」。王作榮說此話時,李登輝仍是台灣「最高領導人」,第二年,才實現政黨輪替,由此可見王作榮耿直的性格,他本人也承認,「我的最大缺點是愛說話,愛管閒事,不但愛說,而且愛寫,另一個最大缺點是愛思想,愛挖根……」

王作榮在自傳中談到的第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尹仲容。尹仲容是早期奠定台灣經濟起飛之基礎的關鍵人物之一,時任台灣「經濟部長」(1954年),自1953年至1963年十年間,王作榮一直在尹仲容手下任職,「在追隨尹仲容先生的十年,及以後我在社會謀生期間,當初工業委員會的少數同事就如影隨形,附在我的身上,窮追猛打,毫不放鬆,怎麼都拋不掉,直至他們的權力消失,無力打壓為止,而我也已老去。我並是尹先生的人,沒有派系,也從不與人鬥爭,更不背後傷人,與他們並無深仇大恨,不知道為什麼要對我如此……」

尹仲容是1963年1月因病去世的,王作榮目睹了尹仲容為振興台灣經濟「鞠躬盡瘁而身持公正儉約之情形」,「對我日後的行事風格有很深的影響」,「終身感恩,而報答無門」,他一直記得尹仲容當年對他說過的話,「我們國家沒有進步,幾十年前如此,幾十年後還是如此,都是這些老問題」。

尹仲容去世後,嚴家淦接任其遺缺,並兼任「美援會」副主任委員,成了王作榮的頂頭上司。後來「美援會」改為「經合會」, 嚴家淦以「行政院長」兼主任委員,還是王作榮的頂頭上司。雖然嚴家淦對其「十分禮遇」,接觸之下,王作榮認為嚴家淦是他生平遇到的兩個最聰明的人之一,另一位是王永慶。

蔣介石生前對嚴家淦十分賞識,當時許多經濟問題都要用現代經濟學術語解釋,蔣介石「不十分懂」,別人越解釋,便越高深,「只有嚴先生能用老總統所能聽懂的話,三言兩語老總統就懂了」。實際上,嚴氏曾是陳儀的長期追隨者與親信,陳在後來是被蔣下令槍斃的人,嚴家淦則有一般人所沒有的「圓融個性」,甚至被人稱之為「嚴推事」,即所謂不肯負責做事,沒有主見,但他「同時為兩代蔣總統與陳誠所信任」,其處理人際關係之圓融可想而知,這大概正是王作榮所認為的「聰明之處」。

嚴氏的仕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最後也做到了「總統」。王作榮在自傳中還是直言批評嚴氏「器量不大,寬厚不足,容易記恨,別人偶有忤犯,必銜恨報復」,王作榮在工作中曾經得罪過嚴家淦,於是有人提醒他說,「在尹仲容時代得罪了他,別想翻身」,王因此認為嚴家淦「正由於此一缺點,使他的用人與事功都受到了局限,不能成為一代名臣,只是一代顯宦而已,頗為可惜」。

儘管王作榮一直受到嚴家淦的壓抑,卻仍對他「常懷感激之心」,在他看來,嚴家淦是「真正知道我的能力、十分欣賞我而想要用我的人……他壓抑我而不令人覺得邪惡,也不曾含人嫉妒心,怕我出頭超越了他,純粹是因為認定我小看了他,不尊敬他」,官場上的險惡被王作榮描述得繪聲繪色,真實而可信。

王作榮對蔣介石懷有複雜的感情,一方面,認為他是「民族英雄」,不愛錢,自奉儉樸,折節讀書,努力吸取新知,赴台後,「更汲汲於行政革新及國家現代化……不失為一賢明之主」,另一方面,認為其受「出身、教育、中國文化與傳統,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脫離不了舊式軍人的專權作風,缺少對民主政治的瞭解……以致專制獨裁,喜用同鄉、親戚及學生幹部,不能廣開賢路,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廉潔的行政與軍事系統」,終因而失去人心,丟掉了大陸。

王作榮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是在1933年夏天,當時王作榮以漢口市立第一中學初一學生的代表,在漢口明星電影院聆聽過蔣對教育界人士的訓話;1943年,王作榮就讀中央大學,蔣當時兼任校長,「遠遠地見過幾次」;1944年,王作榮進中央設計局任職,蔣是他的長官,為青年從軍被集體召見過;到台後,又以績優公務員再次被召見,「我與他關係如此而已,但我可以稱他一聲老師或校長」。1967年,蔣介石在「國家安全會議上」曾向出席的黨政大員提到王作榮,說「有一個叫王作榮的,寫了一本書叫作《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其中百分之八十我都同意,你們下去找一本讀一讀」。蔣這句話,讓此書一時洛陽紙貴。

王作榮後來回憶,「我那時不過區區一處長而已,實在算不了什麼,但他一讀我的《台灣經濟發展之路》,便十分稱贊,要召見我,我想主要理由不外求治心切」。蔣當時的秘書錢復告訴王作榮,蔣曾經吩咐左右人員,所有王作榮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意見,片紙只言都要剪呈給他看,這自是對王的一種賞識,但事實上,則令人意想不到,王作榮在自傳中特別指出,「老總統愈是看重我的文章,愈是提到我這個人,我便會愈被隔離中傷,會不能接近他,不能為他所用」,中國官場複雜與吊詭莫過於此。

王作榮與蔣經國接觸相對多些,對他的印象並不好,其原因是,那時的蔣經國有「俄國作風」,不過,王佩服「他的智慧與機敏」。自傳中言及許多與蔣經國之間的矛盾內幕,也針對蔣氏父子作過深度思考,王作榮這樣認為,「經國先生實是俄國史達林文化與中國包青天文化的混合產物,而老總統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加上一些富國強兵的思想,因而追求國家現代化的觀念與知識所形成的現代文化混合產物……兩代蔣總統便是在這樣一類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人物,是以兩代蔣總統雖口不離民主憲政,心中則毫無民主憲政的概念;雖口不離法律制度,但本身很少遵守法律制度,而且不斷地為了政治目的破壞法律制度,自然更談不上主動地、積極地,建立可大可久的法律制度,徹底走上現代化之路了……」

王對蔣氏父子的看法是從實際接觸和觀察而來,或許有偏頗之處,卻不失其真實的記憶。蔣經國晚年的改變對於日後社會轉型起到重要作用,但畢竟是人治下的、而非制度性的改變,直至李登輝主政時期,經過六次修憲,台灣憲政制度才逐漸趨於穩定;當然,王作榮對李登輝曾經寄與厚望,不惜以一枝健筆為政爭纏身的老友力辯,但最終仍抱以失望,不得不嘆李登輝「最不能知我、用我者」,他在自傳中以十萬字筆墨剖析李登輝其人其事,不乏精彩之處。

王作榮自傳特點之一就是「貴在真實」,這是他寫這本書的原則,「對於許多事,有我獨特的看法,與清晰的立場。我既然明白地寫出來,就表示我對我的看法立場的客觀性與公正性,有充分的信心。持不同看法與立場的人士可以猛烈地批評我,責罵我,這正是台灣的流行病,但是我不在乎。寫自傳就是要存真,我要存真,我要為歷史作見證……」這是一種負責的態度,也決定了這本自傳的品質。一個人活到九十五歲不簡單,尤其在時代洪流中載浮載沈,其中多少冷暖、多少辛酸,惟自己知道,寫出來,為歷史留下真實的一頁,走也會走的坦然和安心,王作榮先生做到了!

附,《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一書相關信息:

作者:王作榮;出版社:天下文化;出版年:1999;ISBN:978957621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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