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誇金庸，不要誇金庸小說寫得好

原標題：《金庸：最後一位獨立報人》

一

金庸辭世的消息傳來，張治師弟在群內發起了“有沒有能脫口背得出的金庸小說裡的話”運動，嗡的一聲，一堆文學博士紛紛亮劍，出人意表者比比皆是：

“聽說嶺南終年溫暖如春，花開不謝，葉綠長青”（楊過對小龍女說）

“實話說了罷，兩個都喜歡，便是一個都不喜歡”（楊過說郭芙）

“連你的真面目也沒見過，怎能算是識你？”（郭襄對楊過說）

“焚我殘軀，熊熊烈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明教葬詞）

……

但我最沒有想到的，也最震驚的，是一位日本同學的選擇：

“告我父何人殺我”

這句話出自《射雕英雄傳》第三十五回《鐵槍廟中》。黃蓉與柯鎮惡隱在神像後，聽得楊康與傻姑對話。黃蓉決意挺身赴險，躍出去之前，在柯鎮惡手心寫下這七個字。

在此之前，郭靖認定黃藥師殺了自己六位師父，一怒之下揚帆離開桃花島。郭黃二人感情陷於絕境。金庸在寫這一段時，甚至動情地加入了主觀表達：“蓉兒，蓉兒，你可千萬別尋死啊！”

更糟糕的是，黃藥師因為驕傲，不肯否認自己沒有殺江南六怪。這真是百口莫辯了。此時黃蓉明知幾乎必死而仍然現身，就是為了在最恨她的柯鎮惡面前揭露真相。

柯鎮惡最恨她，世人皆知，所以柯鎮惡的證詞最有效。只要柯鎮惡能將鐵槍廟中的見聞說出去，真相必將大白，郭靖不會再誤會黃藥師，黃藥師也知道了仇家何人。黃蓉的舉動，可算是“以死明志”。

以死明志不難，難的是要將自己用一死換來的真相有效地傳播出去。事實上，如果沒有軟蝟甲，黃蓉很可能就死在楊康的九陰白骨爪下。柯鎮惡能不能隱忍到凶案之後再傳遞消息，誰也不知道。但是黃蓉已經做出來當時最佳的安排，決意以自己的生命來撼動一場天大的冤案，還自家清白，也讓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知道真正兇手。你說，黃蓉是不是頗有深度調查記者的風範？她武功從未臻於一流，但算不算一位成功的輿論家？

二

倪匡曾經跟別人說，誇金庸，不要誇金庸小說寫得好，人人都知道他小說寫得好，你誇來做什麼？“那應該誇他什麼呢？”“可以誇他芭蕾舞跳得好呀！”

金庸的確學過芭蕾舞，跳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我心目中，金庸的小說，確實必須與他的辦報與政論合併觀之。加入政論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豐富金庸小說的解讀，反過來，小說中的情懷，也不可能與現實政治完全區隔。只不過因為時空的錯位，身在大陸，初初看到的金庸，只是一位“純粹”的武俠小說家。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這段話：“同時寫作政論與小說，使得金庸的武俠小說往往感慨遙深。撰寫政論時，自是充滿入世精神，即便寫作寫作‘娛樂性讀物’，金庸也並非一味‘消閒’……儒道之互補、出入之調和、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在金庸這裡，既落實在大俠精神之闡發，也體現為小說政論之間的巨大張力。”

金庸1946年末進入報界，擔任《東南日報》的外勤記者，其時，民國報人的典範、《大公報》創始人之一張季鸞已經病逝五年。1947年年中，金庸也進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報》，報館負責人是王芸生。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版《大公報》。1957年，金庸離開《大公報》，與朋友創辦《明報》，開始了獨立報人生涯。

我研究過一點報史。中國的報界，一百年來，學英國學美國學日本，一直在“黨派報紙”“大眾報紙”“獨立報紙”這三種類型之間周旋依違。只要懷抱“輿論家”理想的知識分子，莫不想創立自己的獨立媒體。梁啟超在日創辦之《清議報》《新民叢報》，民初創辦之《庸言》，章士釗自英歸國後創辦之《獨立週報》《甲寅》，皆屬此類。但獨立媒體是最難維持，所以1916年，李大釗曾在《晨鐘報》上猛烈批評中國報業“為經濟所困而呻吟於勢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驅策之用”。

“五四”後的獨立報紙，前有邵飄萍創辦的《京報》，後有1926年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聯手創辦的“新記《大公報》”。《京報》隨著邵飄萍被殺而成絕響，《大公報》維持的時間比較長，自張季鸞到王芸生，都堅持“文人論政”，堅持為人熟知的“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直到……金庸離開《大公報》的1957年。

從1949年到1957年，《大公報》不可避免地從“獨立報紙”轉型為泯然眾人的普通媒體，金庸後來評價說“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王芸生在此期間寫下的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其子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有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王芝琛《徹頭徹尾的新聞人》）

在我看來，金庸時代的《明報》，該算《大公報》等“獨立報紙”傳統的一脈延續。金庸對民國時期《大公報》的評價是“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是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有地位”“有影響力”而“銷數不是很多”，借用來評價《明報》，亦大致無訛。

三

在《明報》創始之初，金庸便在社評中反覆強調“立場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評：“本報自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香港報紙）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後來又更明白地說明“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評）。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積極中立”，並解釋道《明報》“乃是站在中國人的愛國立場，對中共和國府的施政一視同仁地對待，凡是有利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讚揚之，有害於國家和老百姓者，我們反對之”（1963年1月17日）。

《明報》創辦之初，用廣東話說，“搵食艱難”。獨立報紙也需要經濟後盾，《明報》跟本港其他報紙一樣，照樣開設股評版、馬經版，大登明星八卦與情色兇殺新聞，而且每逢銷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艷照艷聞”這一法寶。總經理沈寶新唯一堅持的報格，是《明報》不接受色情廣告。

然而，對於“白手南來”的金庸等人來說，“本土化”並非他們的優勢所在。金庸的優勢在於承繼民國的“文人辦報”傳統，以及擁有一支“常含感情”的動人文筆。

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曾在日記中分析理想的“輿論家”應當具有下列特點：

• （一）須能文，須有能抒意又能動人之筆力。
• （二）須深知吾國時事史勢。
• （三）須深知世界史事時勢。至少須知何處可以得此種知識，須能用參考書。
• （四）須具遠識。
• （五）須具公心，不以私見奪真理。
• （六）須具決心毅力，不為利害所移。

這六點，金庸都堪稱具備。眾所周知，《明報》向“知識分子報紙”轉型的標誌性事件是1962年。面對大陸逃港的難民潮流，港英政府“不予報道”，《明報》作為標榜中立、但與左派報紙交好的一份報紙，報道難民潮當然會頂著巨大壓力。事實上，金庸也是在編輯、記者的強烈要求下，才逐漸放開對難民潮的報道，並呼籲向難民捐款捐物，呼籲港英政府以民生為本。

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金庸肯定對此有過糾結。最終，“獨立報人”傳統還是發揮了作用，這種傳統，張季鸞曾概括為“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金庸曾在社評中回顧當時的心路歷程：“我們明知這會得罪許多朋友，會使得我們以後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會使我們負上許許多多的罪名。然而，《明報》刊登過許多武俠小說，我們讚揚堅持正義的心靈，難道在說了許多年風涼話之後，當自己遇到危機的時候，就去做卑鄙無恥的小人麼？”（1964年12月8日）

四

“獨立報人”並不只意味著對上、對外能夠擔起責任，頂住壓力，它還包括另一項含義，就是“一人報紙”，主事者對任何事務具有絕對的權威。如王芸生經常說：“《大公報》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報》。”金庸之於《明報》，亦是如此。

《明報》報道的逆襲，雖然有記者與編輯施加壓力的成分，但最終大規模報道的決策仍然出自金庸獨斷。縱然《明報》後來已經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員工多達六百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著“社評”與“副刊”兩大塊。大部分社評由金庸親自撰寫，聯繫知識界的副刊，編輯既無約稿權，也無退稿權，連作者稿費都是金庸一言而決。

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四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報社，指傳媒為“社會公器”，老闆不應私用社評來闡釋自己立場。然而金庸回應說：“報紙是股東的私有財產，不是公眾的公器……報社內員工與老闆只有雇工與雇員的關係，沒有新聞自由的關係。新聞自由是報社對政府當局爭取的，不是員工在報社內爭取的。”

金庸曾私下舉《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等世界知名報刊為例，強調“全世界不論資本主義社會或共產社會中，並無哪一家傳媒的工作人員可享有獨立的‘新聞自由’，作此解釋者，新聞工作人員自抬身價的幻想而已”（《金庸與〈明報〉》）。

然而，隨著《明報》集團越來越大，年事漸高的金庸不可能掌控一切。此時的獨立報人查良鏞，就站在了一個悖論的十字路口：如果堅持“一人報紙”，他就會累死在這個崗位上，而且去世後，《明報》也會“四分五裂，就此垮台”；如果放手讓《明報》“公眾化”，那《明報》的“獨立報紙”特色就會消泯，其實也等於變成了另一份報紙。

這個悖論，金庸多方嘗試，仍然無法破局。今日之《明報》，早已脫離了金庸的控制，當然也就談不上“獨立報紙”，而更像一份普通的大眾報紙。

民國報業“文人辦報”“一人報紙”的特色，適合當時輿論界低成本、低門檻的特點，比較容易讓有識有才之士，完全發揮自己的獨特資源，贏得巨大的影響力。而在資本競雄的21世紀，報業的形貌與運作都有著質的變化，信息的碎片化傾向，新媒體的崛起，“讀者”向“用戶”的轉變，都讓金庸式的憑一支健筆白手起家，成為再難複現的神話。

現在“最後一位獨立報人”金庸也已離去，門檻更低的自媒體風起雲湧，但其中還能不能出現金庸式的“輿論家”，能不能有“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的表現，還是拭目以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