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交媒体上意识形态宣传的随想

在中国，想要借助一起突发事件来进行民主自由方面的宣传以及提出对国家的批判，一个“完美”的象征性事件似乎是必须的。 这里的“完美”并非指当事人不犯下错误或没有生活上可以指摘的污点，而是指整个事件作为一个象征必须不含杂质，纯粹而直接地指向一个明确的结论。

以本次李文亮医生去世事件为例，尽管这次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似乎有着近年来少有的规模与一致性，但这其中对言论自由的呼吁和对国家机器的质疑却很快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淹没了。这其中包括对于李医生真正死亡时间的质疑，对于他是否可以算作吹哨人的讨论，以及对于他的赞美与缅怀。尽管这些讨论或多或少有其合理性，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确实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更严肃和抽象的议题上转移走，并给予了国家的喉舌很大的运作空间。很快各大党媒纷纷出来对李医生的离开表示悲痛，努力澄清李医生的离世时间与其中经过，甚至呼吁问责湖北省官员，以及宣布从中央下派调查组展开调查。这些行为很快便安抚了广大群众，进而将政治方面的不满消解，再加上一如既往迅速而彻底的大规模删帖，站在前端的自由派们的疾呼就像一支从遥远处射出的箭，在还未抵达目标之前就被消耗了所有的能量，只能掉落在地上。事实上，今天的微博上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对于国家以及言论自由的抗议。

从这个话题说开去，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国家宣传机器相比，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宣传似乎一直有传播学意义上的瓶颈。

我在微博上关注了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matters也是从他们那里得知的。他们每天都会在微博上顶着炸号的风险，甚至反复多次被炸号又开小号，分享着许多在我看来高质量的讨论和批判。然而每当我代入没有政治思维训练的普通人视角，我就很直观地意识到这些讨论并不能如他们所愿地被吸收。社交媒体的一个显然的弊端就是无法展开哪怕稍微复杂一些的讨论。在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中国人当中，盲目爱党爱国的人仅仅是少数，更多是对中央政府与中国当前形势颇有怨言的人，但是你如果和他们聊几句就会发现，他们的埋怨几乎都是局部的，就事论事的，很少有人会提出系统的质疑和不信任。更不用提那些持有“中国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都不能抹消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这些早晚都会解决，要给予国家充分的时间”之类观点的人，哪怕在matters上也是存在的。对于这样的人群，我相信多数知识分子们都有信心，如果自己能和这些人进行一对一的彻夜长谈，肯定能够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传达给他们。我相信很多人在现实中真的这样改变过身边人的想法，然而这在社交媒体上是不可行的。一般人在社交媒体上对于挑战自己意识形态的信息都会下意识反感，久而久之，社交媒体的肥皂泡效应很快就会将自由派们的“目标受众”筛掉，保留的只是那些原本就抱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伙伴，也使得更多的发声变成了一种效率低下的回音壁内的呐喊。

另一方面，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可能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来说服大众。中国官方的宏大叙事在自由派面前纵然有无数槽点，但没有人会否认它同时也是一个声势浩大并且平稳运行的机器，而无数普通人每天都在使用它（这一点像极了中国近些年的基础建设）。在这样的形势下，自由派能够做到的只有在这台机器时不时故障而露出马脚的时候骂上两句，踹上两脚，在更多的时候则无能为力。我作为一名自由派的支持者，甚至怀疑如果有一天中国也有public presidential debate，自由派是不是真的能够拉到足够的选票来战胜共产党。

当然，哪怕上述问题全部得到了改善，在现实层面也帮不上什么忙。试想一种理想的情况，我们有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叙事，并且让许多人听到并接纳了它，接下来呢？人们是不是只有走上街道反抗这一条路？然后我们会发现，即便在如此理想的情况下，最终的结局或许也只能变成香港所正在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