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寬

前记者,撰稿人,曾经写抗争者,现在想写权贵

那个武汉人死了,他留下了什么?


文|秦宽

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想要用什么语言描述这场灾难。

截至2月1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380例,重症病例2110例,累计死亡病例30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28例,共有疑似病例19544例。其严重程度已超出2003年的SARS、2009年爆发的猪流感、和2013年的H7N9。

然而,在一个习惯瞒报谎报的政府管治下,真实死亡人数可能还要比这些数字大很多。

为了参与这次武汉疫情的报导,前几天,我都在记录民间物资由于官方管制而无法进入疫区武汉的过程(发表于端传媒:《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生物钟已经彻底混乱,每天要到凌晨四点才能睡着。花了一天时间,才稍微调整过来。没想到,2月2日凌晨,一则朋友圈截图又令我无法入睡。

那条朋友圈相信很多大陆的朋友都看过了,它是这样说的:下午5点30分,在武汉武昌区的司门口——解放路和民主路的交叉地带,一个男人从司门口的桥上跳下来了。

路过的人记录了他生前最后一刻:“一直站在桥上哭,哭得很忧伤,很绝望......在这条寂静的街道上,他的哭声和呐喊声歇斯底里,每一声都刺痛到了路人的心底”。哭诉的意思大致是:这个男人被感染冠状病毒后,家里不能带呆,怕传给妻子,医院也没有床位了,他无法住院,在外面租了房,想去看病,却没有公交车了,他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体力跟不上。现在,连吃的都没有了。

最终,他饿着肚子,关上了生命的阀门,纵身一跃。

悲伤和绝望一点都不难让我们这些武汉以外的人切身体会:他走投无路前,每一步都是我们熟悉的日常:无法回家又无法住院,呆在冰冷的大街上而进退两难;患上肺炎后大口大口地呼吸,发出艰难的喘气声;他跋涉在武汉街头去医院的路上,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现在他要死了,却饿得受不了。他不是乞丐,在1月以前,他大概率上还正常地生活、如常地上班、有老有小、有一份工作。现在他毫无尊严地死了。

我不懂这个的死亡过程能让多少人看到,在朋友圈,留下了“请看到的人都转发”的字样。

另一张截图同样令我深刻:“为什么不能把一个国家机器拟人化,例如在香港反修例中甚嚣尘上的“阿中哥哥”?因为这是一个冷冰冰的国家机器,是需要在监督、批评和质疑声里成长前行的,官方主动没话为偶像,甚至出现了反黑站、超话、控评等一系列操作,等同于——我不允许你说我偶像的坏话,不接受批评、不愿听质疑,你批评我、骂我,你就是黑粉,卡掉,完事儿——一片赞扬声。

这才是这几年我的核心困境。在对这个政府越来越无语的时候,我的家人、初高中同学、我的老师都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死忠粉,我真的很好奇,那个系统化的洗脑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又往往诡异而充满矛盾,比如:

1、我问我家人:领导人不是口口声声在各种场合声称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昨天晚上就有一个人这么没尊严地死了,他的死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官方造成的,因为瞒报信息导致疫情扩散,他的死亡里有一层原因是这个,你怎么解释?

2、我的老师对我说,她痛恨这次的武汉政府和红十字会,却接受不了一篇稿子标题的措辞,《如果武汉疫情发生在香港会如何?》我说,但香港早在12月就发出对病毒的警惕了,这种事在香港还真就不会大面积爆发,而且现在可能要封关不让大陆人去了,台湾也已经清退了很多湖北人。

3、我的高中同学和我争执,说我不能因为疫情上升到攻击政府体制。我问,那你就说这次疫情是不是,中央政府体制是体制,地方政府体制就不是吗?

他们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单调和充满辩护:家人说,政府让人民有尊严,是让人民自己提高尊严,和政府有什么关系?老师又说,我知道香港的管理体制好,但它这篇文章这么说就不对,活该它被删了。同学的答案是,这是武汉市政府的问题,四川省政府、河南省政府就不会这样,你不能用你为一个疫情上升到国家制度啊。

出于这些,我坚信那个武汉男人的死亡大概不会留下什么,或许是人们晚睡前的一个惊愕信号、噩梦,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个星期后,不会再有人记得他。

这样的场域又给关心他的人笼上一个更大的病理性的困惑: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根据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郁》一书,它是比较难以定义,在有确诊患已有抑郁症之前,你的身体里可能已经有因政治事件而抑郁的情绪,也可能是政治性事件出发了本身就存在的抑郁状态,而患上政治性抑郁的个体,往往会比失眠、丧失自信、焦虑等普通抑郁症状多出一个表现维度:个体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被巨大的无力感所击溃。美国《科技时报》报道,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浏览社交媒体超过3个小时的青年,患包括焦虑和风险的心理问题风险比其他人高出60%了,这种抑郁就包含了政治性抑郁。

有解决办法吗?或许有,一逼着自己去变得犬儒,逼着自己不关心这些;不想犬儒,就要努力地赚钱,想方设法逃离这个场域,而在这个国家要赚钱,又必须接受当下这个令人不满的体制,学会「听不见、看不见」,这本身又是一个洗脑的过程,并且痛苦的感觉不会消失。

一个更加难以预见的问题是,当有了钱,很有可能成为这个体制的部分,能不能独善其身、能不能逃离又是未知数。

我最近觉得,这种政治性抑郁并非孤例,似乎存在很多人身上。最近和一位北大的法学院教授做采访,他说一个学生告诉他,他们系里的很多同学都在看心理医生,在诊室门口排了很长的队的都是法学院的同学。另一个是通过端认识的读者学生,他在南京学新闻,告诉我香港反修例运动发生时,看到警暴的他常常三点睡不着......于我,在能彻底离开中国之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记录,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对抗。

2020年2月2日凌晨两点,我睡不着,拼命地刷朋友圈与武汉疫情有关的信息,想起这几天受访者们请求我带出去的消息。

一个武汉的医生张豪说,1月15日,他根据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那个模型,加之他每天照ct得出的数据、和武汉各大医院接诊的规模,推算出当时武汉的疑似病例就有5000。他还说,他的前妻也被感染了,儿子好几个星期见不到母亲,而张豪每天回家和七十岁的母亲吃饭,他不敢讲话,不敢接触,吃完饭,就回到房间,在床上躺下。

一个住在毗邻武汉的天门市的志愿者不死鸟为她家周围的疫情感到害怕。最近,家附近的小区不断传出死人的消息,社区统计的名单有十几个人,而当地政府给出的附近的确诊病例是3个。而她家门口成天有人把尸体装入尸袋,运去火化。

另一个受访者是武汉人倩倩,她在一个硕博群里做物资支援,每天都在为运送如何绕过红十字会的监管而烦心。她曾经以为,中国的高知人群应该是最有同理心的一群。一个在武汉定居、谋生的博士在群里插科打诨,说:“我早就离开武汉了,你们这些疫区人民自求多福吧!哈哈哈哈哈。”

新年过去好多天,张豪的女儿红包还没有要到。大年初二女儿问他要红包,他头天买了好几个,被疫情和病患包围的他已经不记得把红包丢去哪里了,「啊——好无语啊。」张豪说。

就像得不到回音的女孩,那个死去的武汉人或许也无法用死亡换得任何回音。记录他希望的老师还记录了他死后的过程。老师正打算打电话报警时,一辆警车开来了。她离开时,警察再三叮嘱:不要在网上发布消息。

老师含着泪水,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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