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

遵照古老神秘的东方传统，大过年的，该聊点儿让人不开心的私人话题了。

正好我这儿有个应景题目，就是聊一聊成年人怎么处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为了致敬鲁迅那篇讨论成年人怎么处理自己和子女关系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吧。

关于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这个问题有正面和负面两个讨论方向：

正向的一面是，我们作为子女，如果想追求一种权利更受保障、行使自由更多的生活，难免要在现实中或精神上远离父母，该怎么想、怎么做呢？

负向的一面是，我们作为子女，如果不想再受到所谓“东亚父母/Asian Parents”的伤害，难免要在现实中或精神上远离父母，该怎么想、怎么做呢？

事实上正向和负向的两种情况并非各自独立，也时常混合在一起，因为许多亲密关系都难免爱恨交织。不过为了思辨清晰起见，还是得分开来看。

仅凭这两个问题描述，大概已经足以引出新问题了：似乎无论是正向情况还是负向情况，都是以“在现实中或精神上远离父母”为前提的，难道就没有“在现实中或精神上亲近父母”这个选项吗？

很简单，我的答案已经在问题描述之中了：对于并不想追求一种权利更受保障、行使自由更多的生活，也没有受到或者不介意所谓“东亚父母/Asian Parents”伤害的子女们，自然就可以在现实中、精神上亲近父母了。

无论如何去修饰，上段描述中的关系实际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雅称“儒家父权制”的亲子关系。它的好处很明显：无论在这种关系中的下位者有多不舒服，只要忍着熬着，熬到时间帮助ta成为上位者的那一天，自然就舒服起来了。

也有人维护这种关系，不为其中诱人的好处，只为心怀崇高的觉悟。比如鲁迅，决心要对母亲做一个报恩的旧式孝子，要对儿子做一个没有恩的新式父亲，让恶性循环停留在自己这一代；但他实际是依靠朱安和许广平才接近了这一壮举。再考虑到朱安的牺牲和许广平的牺牲，这“接近”就既不崇高又很可疑了。

所以，对于既没有鲁迅头脑中的觉悟，又没有鲁迅身边那两个女人的我们，更实际的做法还是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了靠近自己想要的人生也好，为了远离自己不想要的人生也罢，在现实中或精神上远离父母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接受了这个前提，才有之后的觉悟和行动。

接受这个前提是不大容易的。毕竟我们从小从成年人口中听惯了“父母养你不容易，不能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的各种变体，哪怕光是动了“远离父母”的念头，都觉得问心有愧。

远离父母真的对不起父母吗？这就又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看了。

从正面看，对于自己和大环境未来方向有判断的人，远离父母是给父母保留了未来选择的机会。他们也许不愿意离开自己原有的生活，但原有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会远离他们——即使不考虑一切外在因素，人会变老，身体和精神都会衰弱，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

能够远离父母的子女，可以为父母提供他们眼界之外的资源，更自信平和的心态，至少是更扛通胀的外汇；而未能远离父母的子女，在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能向他们提供他们本来就有的东西——不是子女独立获得的东西，而是父母为提携子女赠予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随着父母的衰弱而流失，有的变得完全不合时宜了，等于父母还是依靠壮年时的积累在自助，而没有得到子女这一代的新助力。

从反面看，除非一个人能彻底皈依君臣父子、媳妇婆婆这一套系统，否则ta就算老实待在父母身边，听父母的话，父母也不会停止对ta的数落和挑剔。首先是因为人无完人，没有谁禁得起全天候全方位的审视；其次是因为不准备接受孩子远离父母的父母，也难以抑制自己对孩子的控制欲，一旦停止在孩子身上找毛病（美其名曰“为你好”），控制又如何实现呢？

跟由衷接受这套系统，接受现在被父母驱使（美其名曰“为父母活着”），期待将来去驾驭子女（美其名曰“为子女活着”）的那类人相比，表面老实的孩子仍然是不孝的。因为ta寄希望于父母不再提出新的要求，每多满足父母一个要求都百般不情愿，骗不过自己也骗不过父母；而他们根本不怕父母提出新的要求，每多满足父母一个要求都能想到其中的好处，既没骗自己也没骗父母。

当然，“只要在父母身边就是好的，不在父母身边再好也没用”之类的老话只会迟到，不会缺席。不过回顾近几十年的历史，或者多和老一辈人聊聊天，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父母身边”既不是每个人的必选项，也不见得是最佳选项。就连现在要求子女留在身边的父母，当年也未必曾经留在自己父母身边。即使现在的子女真信了前头那一套老话留下来了，只怕又要迎来“父母对子女是远香近臭，远亲近仇”这另一套老话的攻势了。

总归一句话，只要一个人意识到非自愿地在现实中或精神上留在父母身边这件事对父母和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遵循本心远离父母，自我洗脑违背本心。

这两个选项都不容易，不过前者难在主动去思考，后者难在主动抑制思考。由于人类无法“不去想象房间里有一头大象”，所以客观上还是后者难度大。

作出远离父母的选择之后，接下来就该明确“怎么想”和“怎么做”了。

“怎么想”的关键在于如何保持自己的良知和心理健康。决定选择远离父母是理性问题，应对其中的痛苦是感性问题和文化问题。

从感性上讲，“远离父母”不等于对父母没感情或者干脆就是“不孝”，并不等于断绝关系；远离父母同样需要维护与父母的关系，并不等于“继续成年前与父母的相处模式”（美其名曰“听父母的话”）。

这世上自然有一些父母能够理解子女主动改变原本相处模式的意义，但是很不幸，会烦恼“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这个问题的成年子女，一般都不会有那样容易沟通的父母。

好在当今时代得不到父母理解的成年子女依然有机会独立，只需意识到自己面向父母的所有表达和行动不是为了得到理想中的回应，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良知和心理健康。用最极端的形式表达就是：“我要独立，与你（父母）何干？”

这句话说来有些吓人，不过只要读一读《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或者看一看Family Obligations: Crash Course Philosophy #43（bilibili也有中文版：“10分钟速成课：哲学第43集——对家人的义务”），很容易理解其中的道理。

在原书作者或原公开课团队已经足够简明扼要的解说之上，我只想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做一些补充。

从文化上看，“跟父母处不好”的确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问题，但儒家文化圈的态度是“那就想办法处好”，基调是“永不放弃”；而西方文化圈的态度是“处不好就别处了”，基调是“当断则断”。

两种基调之间的差异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分析，不过也许有一个角度确凿无疑。那就是“永不放弃”的基调不承认有不能改善或不可容忍的亲子关系存在，关系的维持以至少一方的死亡为终点；“当断则断”的基调则承认亲子关系完全有可能走到不能改善或不可容忍的地步，维持不下去的关系可以也应该破裂。

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圈里，成年人与父母关系破裂被定义为失败，会导致ta的社会身份出现污点，不是“没良心”就是“有性格缺陷”；在西方文化圈里，成年人与父母关系破裂与成败无关，不影响ta的社会身份判断，是ta自己的私事。

所以，即便完全理解并接受了心理学或哲学意义上的原生家庭、家庭义务理论，一个生活或成长在儒家文化圈的人还是需要面对以上理论解决不了的困难：成功处理与父母的“有毒”关系，很有可能等于给自己贴上全社会可见、终生可见的“失败者”标签，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怎么做”，答案是简单的，执行是困难的。做一个独立的人，仅此而已，唯此一途。

作为对“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这个问题的最终回答，独立的意思是，即使不接受父母的荫蔽，也有能力自给自足；即使今后因此遇到困难，也有能力见招拆招。

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不能既要又要。不能既抗拒父母别催婚催生，又接受他们提供的长期食宿；不能一年到头只跟父母说上几句话，又要求他们在大事上全听自己的或是把财产全留给自己；不能既舍不得“回老家”“体制内”的轻松稳定，又要过一种“作风西化”的个人生活。

的确，由于前现代和现代这两套价值观仍然在中国缠斗，哪一套都没有占尽上风，总有一些人身段灵活，传统对自己有利时就讲传统，开放对自己有利时就讲开放，左右逢源两头吃，只占便宜不吃亏。不过真实世界不是龙傲天爽文，看似做到了既要又要的人，总会不可避免甚至猝不及防地掉进命运的陷阱。曾经试图在中国和外国之间两头吃的专家学者们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放弃既要又要，选择做一个独立的人，当然也需要付出代价，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被视为失败者。不过，当一个人真正成为独立的人，就会发现对ta的生活真正有影响的那部分世界，拥有与ta相同或相通的价值观。这个决定ta生活质量的小圈子，并不会因为ta远离父母就把ta视为失败者，正如ta不会把有类似遭遇的其他人视为失败者。

ta还是会遇到说ta不孝的人，告诉ta“你将来会后悔的”人，不过对ta而言这不过是来自过去的幽灵的怪叫，扰乱不了自己内心的平静。因为ta已经通过做一个独立的人这件事本身，获得了谁也夺不走的自信和自爱。也只有拥有自信和自爱的人，才有能力与自己的父母建立全新的关系。对于一个成年人而言，这种关系会比ta过去与父母的任何一种关系，更近似于“爱”。

”I should say, love is wise, hatred is foo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