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號樓的家事

“二樓！下來做核酸了！”

“什麽？”

“下來做核酸呢！只差你們幾個呢！”

“好！我在洗澡！”

“快下來！”

“好！馬上！”

在上海的某個老小區住了半年多，跟樓下的上海夫婦關系相當客氣。唯一次真正地交流了，是十月底的周末。準備出門找不到鑰匙，想了想，家裏也沒什麽值錢的東西，門開就開著吧，鑰匙回來再慢慢找。但是樓下的門口依然成問題，會有人把它關了，又是周六晚上，不可能半夜敲門打擾老人家。如此就在外面睡了，周日一早回家。在樓下門口的煤氣爐，老先生果然在煮雞蛋，他一看到我，就開了門。我解釋了我的身份，並且表明了發生了什麽。他一下認出來了我，微笑著用英文重復我剛講完的話：“You forgot the keys.” 在之後的幾個月，只有點點頭簡單的打招呼，沒有更復雜的交流。直到上海封城。

我們一棟樓總共三層，一層兩人，二層三人，三層四人。每次做核酸，我們等著九個全齊了，才像一幫小學生一樣前往采樣地點。其中一次，我好像記得是封城初期，可能4月5號左右。本該解封、但依舊沒解封的時刻，下樓做核酸感到更加煩躁，老先生卻帶著笑容歡迎我，便說一句，“最後一個，如果沒問題，明天就放出來了。”

我很欣賞這種輕松、樂觀的態度。老先生是三零後，建國前上過中學，那是法國人辦的學校。這個小區建設於1929年，老先生在這裏出生了，在這裏也住了到現在。以前，整棟樓歸他家。後來，它被分成了幾戶，就稍微擠一點了。我想，該見的都見過，不該見的也見過，難道能被一波疫情而所困擾了嗎？越來越想著，我理解他的坦然。

老太太的日常保持了跟封城前的差不多的狀態。老先生在家中切菜，她在門外跟鄰居們閑聊，半用上海話、半用普通話，我對談論的內容只能有有限的理解。雖然我們有的是微信群，但是重要的通知還是會通過老太太發布的：二三樓的住戶要下樓領菜領抗原做核酸的時候，全靠她的叫聲，如果需要，甚至靠她上樓到各戶敲門。

住我隔壁的亭子間原本住三個男生，白天睡晚上出去，大概是做代駕之類的工作。排隊做核酸、聊天發現了，他們其中一個前段時間回了趟家，因為疫情就再也無法返滬了。借用老太太的叫法，現在亭子間裏只剩下“兩個小朋友”。

為了分享一頓肯德基，跟他們其中一個互加了微信，看到了他發的一條朋友圈說，“當初為了不吃泡面來的上海，現在泡面都要沒的吃了。”

他們亭子間沒有廚房，老太太多次關註了他們吃飯的問題，說可以幫忙替他們燒居委送的菜。據我的觀察，鄰居倆從來沒有同意去這麽做。他們先是洗洗菜生吃，後來老太太貌似為他們搞定了一個電飯鍋。喝了有點多的樣子，鄰居某天來了敲我的門，借了點油。他再敲門的時候是遞我一大包大米，只說了四個字：“國家送的。”

今天上午十點前，我根本沒有打開手機。我知道打開手機會有人催我交片子，所以我跟自己講了，片子沒剪完，我就不開手機。十點左右就交上了，去洗了個澡。沒洗到一半，被叫去做核酸了。

采樣地點沒人排隊，我明明是來參加派對的最後一位客人。回到家樓下開門，老先生跟我打招呼，又主動跟我說一句，“今天我們去看病了，所以沒叫你們下來。” 雖然能聽到小區裏的喇叭聲，但是樓棟實在太多了，也聽不清是在叫誰。所以，我們11號樓回應的是老太太的叫聲，其他的不聽。清晨的核酸錯過了，是因為她陪丈夫去了趟門診。

“去配點藥，是需要出門條的，” 老先生跟我說，似乎這系列的官僚瑣事才是重點。最近，我明顯地察覺到，老先生整個人都變得更弱了。

“您身體，還好嗎？” 我小心翼翼地問。我幾乎把問題分成兩半，盡量推遲把問題說完的時間。

“馬馬虎虎，” 老先生背著我說，。他用他以往的語氣，不過這次，所表現的熱情是在試圖蓋住心理的一些擔憂。

我想起來，今天從淋浴房喊回老太太的命令、又跟老先生認真地確認他的身體狀態，那真的是有過一種跟爸媽交流的感覺了。具體來講，是我第一次不考慮對他們客氣的問題、直接說了事。說完事了，你知道後面還會有無數次、由於各種原因需要溝通的機會。每次交談的氣息因此而成為平淡、成為慣性、成為生活。

“蟑螂出來了沒？” 老太太興奮地問我。前幾天，她送我了一小包殺蟑螂粉，雖然我們以前從未聊到過蟑螂這個話題，我也始終沒暗示過自己家有蟑螂的問題。

“哦，” 我說，一下子沒反應過來老太太在說什麽。“出來了！”

“誒你看，這個藥很好用，” 老太太自豪地說。“放一點點，可以用好幾年。”

“是啊，” 我邊上樓邊說。“很有效呢。”

回到家中，一換拖鞋，我的目光直接落到櫃子上、還沒有打開的殺蟑螂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