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舍离，可以向1933年的故宫学习么？| 极简主义笔记

长物，本乃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明】文震亨《长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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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搬家时，我意识到东西太多了。我想做一个极简主义者，因此决定先批判一番这个世界上最不极简主义的机构——博物馆。

物和人沾上边就会摊上意义。从极简主义者的观点看，对个体而言，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和太多的物摊上了意义，但这话不能对群体说，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了。每个物件都是人们和过去的连接，博物馆和考古学家经常这么说。他们为民族编织了一条意义之网，每个陶片因此都成了民族圣遗物，都不能舍弃。

然而，博物馆也不是一点都不断舍离，正如人们在搬家的时候才知道哪些东西是必要的，当博物馆遇到特殊时刻也会知道哪些藏品可舍或出售，哪些藏品应当誓死捍卫。“九一八”后，故宫文物南迁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专家们讨论了哪些文物应当迁移，同时向工厂定制了一批厚实箱子。一些箱子是为可以移动的珍贵藏品量身订制的，一些箱子则是通用的。能走的走，走不掉的就留下来；若有空隙，一些小件也能搭上便车。【1】

我们都认为，故宫应当带走它重要的藏品，那么所谓什么物件是重要的，就成了一种“收纳学”。能装在箱子里的，被打包走的，就是重要的。成语说“身无长物”，“长”者，餘也，多也，宂也，剩也。战乱时，尺寸长的东西带不走，因此是不重要的，这么解释实为贴切。

这是一种诡辩，箱子可大可小，如果一切东西都可以打包去南方，那岂不是一切东西都是重要的？况且，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这些东西就不重要了么？鲁迅当时便写文章嘲讽了故宫文物南迁的逻辑，他说，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这没错，但这北平城比一切古物都要古老，为什么却撇下不管呢？

鲁迅以讥讽的语气给出了答案：为什么只搬古物而不搬北平城，是因为古物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可以卖出铜钱来；如果大学生也能换钱的话，那怕是也要一并带走，而不是现在这样，政府不允许他们离开北京。

// 【注1】：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当时存有文物至少百万余件。至1933年五月，南迁的文物有13491箱又64包。据说有反对南迁的工作人员偷偷将箱子里的古物替换成琉璃厂买来的便宜货。家具等大件也没有被运走。后来北平的工作人员清点出剩余文物1189,000件。淞沪战役爆发后，南迁文物继续西迁，但有约2000箱留在了南京。日本人并没有太多染指北平和南京的故宫文物，直到抗战末期，随着资源吃紧，日军在华北开展“献铜运动”，征用了一批无号或年代不明的铜缸、铜炮做子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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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判的现象是“物重于人”，我想他指出了人和物的辩证关系之第一原理：若物重于人，那人便必须占有物。

国民政府虽没有把古物换成铜钱的意思，却是害怕日本人把古物换成铜钱的。我想这便是占有。

“有”、“mine”、“占有”，在实践上表现为“不让他人得到”。如何不让他人得到？能动的是搬走，动不了则需要守护，需要修筑卫城与战壕，天子守社稷，一寸山河一寸血。

有些物是身外的，而有些身则喻于物之中，是一个宏大之物（如“土地”或homeland）的组成部分，应当将“不动产”也视为一种物。

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前夕，波斯大军兵临阿提卡，雅典人在地米斯托克利的领导下迁移到海上，少数死硬分子不听劝告——他们是马拉松之战的老兵——在卫城守护“诸神的神庙和先祖的坟茔”，最终全部战死。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地米斯托克利是海军派，水手们对土地没有多少执念，因此迁到萨拉米斯岛乃至南意大利都是可以接受的；马拉松的老兵是陆军派，是土地贵族，他们尊重传统与土地，知道自己无法在陆地上抵抗波斯人，但也不愿意眼睁睁将之拱手让与。

占有的另一层意思是“用”，积极地去用，于土地而言是耕种，于金银是流通，于收藏是展示给大家看，于是荒废土地的人、守财奴、囤积癖都是为人不齿的。两年后，南迁的故宫文物运送到英国展览，向世界宣昭中华文明抵抗之决心[注2]，也算是物尽其用。在1933年的北平，也有人提议把故宫文物出售，换得500架战机。我们现在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因为肯定有政府官员从中吃回扣，这500架战机注定残缺不全。但如果故宫文物真能换500架战机，换取日后惨死于日军炸弹下重庆同胞的性命，那么我们还会选择保全文物么？雅典人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确融掉了雅典娜神像上的金饰作为军费，现代希腊的考古学家能为此说些什么呢？

因此也有一说认为，长物的“长”之所以指代多余，乃是取了“生长”的意思。果实是长物，而种子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雅典人觉得未来战争胜利，总有金子能够把雅典娜的金饰造回来。因此，吃军饷的公民兵才是重要的。

//【注2】：1936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展览”是官方目的是“表扬中国文化，增进中英感情”，而展览的大部分藏品实际上来源于西方收藏。在赴英之前，国民政府在上海举办了预展览。英国撤展之后，1937年又在南京举行了一次。这两次在国内举办的展览才真正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因为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这些国宝第一次公开亮相（部分也是在大陆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国民政府的确没将文物变卖成“铜板”，他们甚至将一个盗取自中国的隋代阿弥陀佛像买下，捐给了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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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有物是因为物有价值，有意义，有编成故事的能力。人类在时空坐标中解释价值，一种向未来，一种向过去，“海军派”是前者，“马拉松老兵”是后者。这两者并行不悖，因为我们很希望像一根弹簧一样被两头扯着，从而最大化自己在现世的存在。

最大化自己在现世的存在，这也许是一种现代性。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金融工具将人的存在延伸到未来，而历史学、博物学、考古学则将人的存在向过去延伸。

在创造价值这件事上，文艺复兴可能不输美洲银矿。随着文艺复兴，西方人开始对人类的过去感兴趣，于是希腊罗马乃至近东远东的古物有了价值。那些大理石雕塑，汪达尔人都不会多看一眼，而现在却成了价值连城的瑰宝，随着学者的研究愈发深入，它们的价值也就水涨船高。

故宫里的文物，是历代皇帝的收藏，原本是属于“长物”一类。它们从“身外长物”变为要拼死保护的国宝，便要追究“国”的现代起源。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全世界的人都得从自己的过去寻找现实的锚点，拥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不然巴黎和会敲定的地图上就不会有你的位置。国立博物馆就是现代民族的图腾柱，国家不仅竞逐富强，也比拼历史的长度。

鲁迅是五四和新文化的旗手，是启蒙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人，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十年前，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得故宫的古物没被打成“逆产”，落得被出售的境地。但1933年，他不明白为什么古物比人还重要。

我们的确不太好解释我们和物的关系，不太好解释为什么我们虽然是物的创造者，但又臣服于物。人是忠实的拜物教者，就连释教也因“舍利”而不能免俗。这很像马克思常说的，人类发明了货币为自己的便利，却最后成为货币的仆从。

最近的电影《芭比》（barbie）给出了一半解释，我们创造出物是为了缓解我们肉身会消失的焦虑。不过，我们真的如此焦虑，以至于要成为物的仆从么？有物是抽象理念的具象化，如民族对应着图腾，祖先对应着坟茔，共产主义对应着列宁像。

但资本主义对应着耐克运动鞋么？No，这就反复同义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探讨这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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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33年的这件事上，保全民众生命财产或是抗战这件事没做好，其实怪罪不到故宫博物院头上，毕竟这事儿也不归故宫管。鲁迅等人反对文物南迁，在某种程度上是迁怒，谴责政府的不作为。另一方面讲，国民政府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把死的文物运到南京，总是比疏散一群不满的学生来得容易。这仍然很像一种收纳，先把能放进收纳箱里的塞进去，剩下的则日后再说（日后再说，可能是是交给“时间”收纳）。

*收纳*可能是我们目前能为人和物的紧张关系找到的最优解。收纳，是将物品放在合适的位置，实现外界的秩序。在人和物的紧张关系下，收纳表现为一种力所能及的态度，意味着在有限的空间或时间内，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在这里，价值判断被让位给更现实的东西——收纳箱的*容积*（capacity，也可以被翻译为能力）。

我们能在其它领域发现收纳精神，比如政客说，社会错综复杂，有时只能做折衷妥协的办法。这种折衷很像我们把东西扔进收纳箱里，用收纳箱内的混乱换得房间里的秩序。

1933年时，当故宫的古物被规整进木箱时，北平城这个大箱子却是乱套了，据说当时有团体不惜威胁在北平火车站放置炸弹，阻挠故宫文物的南迁。鲁迅对这种分不清主次的收纳颇有微词。“收纳学”给出的答案是形式上的“秩序”，但什么样的秩序是正确的呢？需要在意收纳箱内部的混乱么？物质不会凭空消失，收纳永无止境，房间又是有限的。

收纳的问题是下限太低，下限低的收纳未尝不一种偷懒或逃避。我的确填满了我买的搬家箱，但无数断舍离的例子告诉我，这些随便填充空隙的物件——基本上是随手买来的物件——往往带来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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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故宫文物南迁故事的结局来说明收纳并非万能的。

在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结局里，一些文物回到了故宫，一些文物来到了台北，一些文物则因为文革一直被忘在了南京。但今日参观北京故宫的观众，似乎也不会觉得故宫真缺点什么东西吧？

这也是今日江苏拒绝故宫要回文物的理由——您缺这点东西么？

其实还真的缺。有些瓷器的配套物件就在南京，佛堂楼上的700多个紫檀佛龛里的佛像也一直在南京。但江苏文物局又认为，故宫这么长时间里都没取回这些东西，那说明这些是不重要的。

这有点像搬家后有些东西落在箱子里，然后被我们永远忘掉，这意味着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需要的。

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的原则是，故宫的每件藏品都是重要的，因此要尽可能全部打包走。而半个世纪后南京用同样的理由拒绝故宫要回文物，你忘记带走的那不就是不重要的吗？

所以啊，收纳到最后，正经的价值判断还是逃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