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

做两件事:呼吸、写字;爱一句诗:云在青天水在瓶。

年满27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2018年5月14日摄于天水麦积山石窟

所有人都能通过不同的途径认识到,某种意义上,活着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不管生命承受着怎样的风吹雨打,摧残折磨,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人们还是有庆祝的冲动。我亦如此。


内地北方,大多似乎过农历生日。幼时大多向长辈讨零花钱,母亲专做顿拿手的饭菜,就过了;长些年纪,零花钱开始嫌少,母亲的饭菜即使好吃,也不如一个生日蛋糕有面;如今,长辈渐渐老,又不能在母亲身边,过生日变成在朋友圈发条动态等朋友的点赞或祝福,可那实在太糟了。


印象里,我的生日,都是姑婆(父亲的姑姑)陪我过,直到2007年腊月去世,才止。没有生日蛋糕,也没蜡烛,有的只是几毛零花钱。但那足以,令我开心一整天。

姑婆比爷爷大二十岁,爷爷出生一两岁,姑婆就出嫁,嫁到川区的镇上,路程倒不远,大人们走,四十分钟准到。

姑婆是20世纪20年代的人,她年纪小小就经历海原大地震,经历抗日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内地历史课本记载)、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我记得她还跟我讲过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穿越迭部腊子口到甘肃会宁会师时,经过我们县时她们还成群结队去看的“趣事”呢。

姑爷去世很早,约莫四十来岁,姑婆就守寡,一生没孩子。姑爷留给姑婆的,只有一处60多平米的土房,几亩地。在那个家家户户都有好几个孩子的时代,姑婆孤身一人度过上万个日夜,真不知道她怎么熬着过来。

从两扇小木门进去,迎面的是小卧的窗,左拐便是大客。说是大客,面积也不到二十平。大客也是两扇吱呀作响的黑漆木门,门边是储粮的仓子,一年的收成全都在里面。院子太小,连一口水窖都挖不了。厨房更甚,只容一个人的脚,父亲一米八高个连门都进不去。还好几亩地,也能产几袋粮食,姑婆一个人,也够吃。

姑婆性子很刚烈,为人却谦和得很。她喜欢抽烟,烟瘾很大,一到两天得一包。我五六岁就去邻居家买烟,便宜的是凤壶、奔马,后来一块八的红色硬盒兰州,五块蓝色硬盒海洋就算稀罕少买的了。找的几毛,最后都落入我的口袋了。

我不知道她何时开始抽烟,我也不敢问,现在竟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姑婆买烟总不差钱,也不赊。我后来才知,改革开放后,老家学裁剪的亲戚、要到镇上读高中的住宿亲戚都住我姑婆家,收多少钱,收不收我不知道,但我姑婆总是做饭一便趁了,下课回来总能赶上吃饭。后来都有出息,也总惦记着她,时不时给她寄些烟钱。

后来,父亲母亲结了婚,生了我哥哥姐姐。爷爷便给父亲派了给姑婆养老的事。我脑海里总浮现母亲所说的画面,用担子担着两个平底大背篼,一头坐着八个多月的我哥哥,一头担着些土豆,进了姑婆的大门。

父亲一直在外当兵,母亲怀我时,姑婆一手照顾,坐月子更是没让母亲下床。后来,邻居夸我母亲身体好,母亲也总提起过世的姑婆的好。姑婆和母亲算不上婆媳,但关系好像处理得,还算融洽。

我的降生,最喜悦的,该是姑婆。姑婆后来总对我笑着说,那天中午,接生婆给我接生时,没抱住,直接滚到地下桌子下去了,一直哇哇大哭个不停。如今想来,那一刻真是温馨,姑婆抱着我给母亲看,经历分娩痛苦的母亲,看着我总会觉着开心吧。

我从出生便一直跟着姑婆睡。幼时,逢我生日,姑婆总在早晨我没醒前,往枕头下的棉袜里装几毛钱,待我穿袜子时便拿出来,算是惊喜。我拿着钱,下了炕,脸都不洗就跑到百米外的油饼铺前买个油饼,油饼是一个很肥胖的中年妇女炸的,非常好吃。没进家门,油饼就已吃完。看着满嘴的油,姑婆咯咯的笑,总觉她比我还开心。

后来上小学,第二学期的生日总是开学的日子。姑婆还是会给我零花钱,给几块几块,我也觉着少,但总不能说,以为她也没钱。给我零花钱的时候,她总会说:“现在好好读书,长大了要当干部,坐办公室,不能像你爸一样,风吹日晒打工,那很没出息。”

后来,我每每看电影《活着》,我总能想起:“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牛长大了就是共产主义了,就天天有饺子吃了”时,总能想起她告诫我的话。

如今,我虽没当干部,却每天都能坐在办公室里,不受风吹雨打日晒,也算是比父亲出息了些。“只可惜,姑婆已经不在了。

2007年腊月初一,姑婆在大雪纷飞中,离开了我们。那一个冬,是下了足足半个多月大雪,足有半米身,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南方断电乘客滞留,北方封山路难行。姑婆又葬在她另外一块60多个平的土地里。后来赶上那片地修路架桥,姑婆的坟墓迁对面山的庙前。

前几天过年间,我走小路上庙,穿过枯黄衰败的小树丛林,在姑婆坟墓前,点了几支烟。我永生都不会忘记她对我的爱。


西北小山村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旧流行。千禧年,三个孩子都十几岁了,六十多平那姑婆的老宅子已住不下。尤其是父亲母亲住的小卧,两个扁大箱子用两根椽子支在房顶,父亲都不能站直,稍有不慎头就碰着了。

索性,父亲负债在另一块地里修了院房子。说是一院,其实不过一个厨房,一个卧室,连客厅都没。父亲母亲和姐姐搬进了新屋,我和哥哥依旧跟姑婆住着。

2004年,父亲才修了大客厅和另一件小卧,院子也总算有了模样。接了姑婆过来住客厅,姑婆本不情愿,却总算过来住,但每隔几日总想着回去。那时姑婆都八十多岁,不拄拐虽能行走却总摇晃,总觉着不稳。姑婆性子烈,母亲也拦不住,我和哥哥多次陪着姑婆又回来住几天。

那时,我真是不理解,为何姑婆总新屋不住。现在真是有些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的理。

姑婆离世时,父亲依然在外打工,哥哥辗转重庆兰州等地打工,姐姐后来在贵州。偌大的院子里,竟只剩下母亲和我俩人。

我上初中,学习还不赖。母亲早上起床喊我,多时候打鸡蛋汤,自己囫囵吃一些便早我出门。那时,中学正改造以前的供销社,要修三层楼。母亲是去学校打工,记得那时一天挣五块。

母亲出门会喊上同在学校打工的邻居一起,早上天还没亮,三十来岁的母亲一人,也不敢独行。母亲后来总告诉我,修了新屋,就要慢慢跟邻居处好关系。咱们是从山里出来,镇子上人大多不善,叫咱“乡巴佬”也得受着,时间久了就好了。我真是佩服母亲,是母亲独自一人维持、改善邻里关系,如今丢了“乡巴佬”的标签。

母亲是个非常保守的女人,光鲜多色的衣服她总不穿。她总是穿着黑色、灰色或相间的长袖长裤。带个遮阳帽,虽不很搭,但够新潮了。

有次姐姐给母亲从网上买了一件夏季穿的纱织衣服,母亲不愿试穿,还批评了姐姐。姐姐执拗不过,后来便退了。后来,姐姐拉着母亲去镇上的服装店逛,母亲也不情愿。

母亲只相信那几个常去的老店,买衣服就那几家。若哪家老店要是放出关门不干的消息,母亲像打了鸡血,会买好几件折价的衣服回来储着,慢慢穿。在母亲眼里,没有新潮和时尚,也没有过时和陈旧。

父亲年轻时能耐不大,母亲独自撑着家里的开支花销。挣钱不易,因此也极节俭。有次中午,母亲给我5元钱,要我去学校时顺带剪了头发。晚上回来母亲见我没剪头便问5块钱哪里去了,我说零花了。那次,母亲用扫帚追着我打。我如今依然印象深刻。多数时候,我们姐弟仨若不听话,总是父亲惩罚我们,母亲总是护着的。

如今,我工作再细想当年,母亲为5元钱要惩罚我,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

我想,若是有一种颜色,形容母亲,那该是黄土高原上,常见的土坷垃色。任凭风吹雨打,依旧坚强。


后来上大学,生日总赶上第二学期开学那几天。学校离家远,赶上春运票也紧张,我大多时总早走几天。生日当天,母亲总会电话,嘱咐吃些好的。

如今工作几年,母亲渐老,也时不时问我吃饱穿好,照顾好自己。这比生日祝福好多了。虽然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自己生日的蛋糕,倒真也不觉得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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