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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 读书笔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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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19年5月22日

第1章 我的学术之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牛津哲学

证实主义/现象主义

我们总是能够设想,某种东西可以改变甚至推翻它,即使现在我们不能预见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我怀疑很多哲学都是建立在某种虚幻不实的基础上,这种怀疑后来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中开始主导我的观念。

二、观念史与政治理论

一元论

18th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是第一个提出文化观念的哲学家

赫尔德感兴趣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人文学科,人的精神世界;

他深信,葡萄牙人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在波斯人看来,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浪漫主义及其发展

创造就是一切。德国民族注意应运而生:我做某事,不是因为它是一件好事,也不是因为它合乎正义,更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做这件事,因为我是德国人,这就是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代存在主义也应运而生——我做某事,因为我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

我不是由任何事物创造的;我做某事,不是因为那是一种我必须遵守的客观秩序,或者因为我必须遵守某些普遍准则;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确实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我就是我,我给自己指明方向,我对自己负责。

我坚决反对关于人类生活的这种宏伟的形而上学解释——我依然是经验主义者,我只能认识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只能思考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我不相信超越个体的实体真的存在。

多元论

如果某人追求某个观念,那么我虽不追求此观念,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在他的情况下,我被引导去追求该观念,将会是怎样。因此人类的互相理解是可能的。

多种价值观念是客观的,是人类本质的要素,而非其主观想象力的创造。

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在我看来,隶属于某个民族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其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不应批评。但是这种情感一旦失控——我的民族优于你的民族,我知道人们应该如何改造世界,你必须听我的,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比我低劣,因为我的民族最优秀,你的民族远远低于我的民族,因此他必须把自己当作我的民族的原料,只有我的民族有资格创造可能的最好的世界——这是一种病态的极端主义,它可能或已经导致难以想象的恐怖事件,与我努力描述的那种多元论格格不入。

什么是一元论?

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这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它认为,所有真理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终将与它合而为一。

有人认为,只要让科学家或接受了科学训练的人走上管理岗位,世界就会焕然一新;这样的思想家并不罕见。对此我不得不说,从未提出过比这更好的借口甚至理由来为精英阶层无限的专制主义辩护,他们剥夺了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自由。

一元论是所有极端主义的根源。


自由

(讲座)两种自由的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无阻碍,人的行为畅通无阻。外部世界能成为人类的障碍,主宰人类生活的生物规律、胜利规律或心理规律,也能成为人类的障碍;除此之外,人类还缺乏政治自由,无论有意或无意,人类社会的很多障碍是人为的。消极自由的范围取决于这些人为障碍的高低程度——取决于我能否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不受某些人为的制度或规定以及某些人的活动阻止。

什么是不自由?

我们认为,监狱中的人不自由,被捆在树上的人不自由;这个人所谋求的是挣脱锁链或逃离囚室,一旦获得自由,他不一定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广而言之,自由意味着不受某些社会制度或规范的约束,不受某种过度严苛的道德力量或物质力量对自己的摆布;自由还意味着行动不受任何限制,不否定行动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本来是开放的。我称这种自由为“免于······的自由。”

“做·····自由”

我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其他力量控制的?

谁在控制我?

谁决定着我的行为和生活?

这是我的自由选择吗?

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吗?

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控制着我,给我发出指令呢?

我的行动受制于父母、校长、牧师或警察吗?

我必须服从某种法律体系、资本主义制度、某个奴隶主或某种政府(无论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

从哪种意义上说,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行动的可能性也许是有限的,这种可能性是如何被限制的?

妨碍我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他们的权利有多大?

伯林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滥用。穷汉无法使用消极自由支付豪华酒店的房租。

积极自由的滥用

谁安排我的生活?我自己,我?

愚昧无知,糊里糊涂,随着盲目的激情和欲望四处飘荡——这就是我的全部?

难道我的心灵深处,就没有一个更高贵、更理性、更自由的自我?

这个自我能够理解和主宰情感、无知以及其他不足;只有通过教育或领悟,我才能赢得它;只有那些比我更有智慧的人,才能教育我,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实在的、最深层的自我以及我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一个著名的形而上学观点,它认为,只要我真的有理性,我就有真正的自由与控制力——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也许我没有足够的理性,因此我必须服从那些确实有理性的人,他们不仅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最好,而且知道对我来说什么东西最好;他们能够引导我走正路,那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简而言之,他们的行动代表着我,有利我我的高级自我,以支配我的低级自我。由此看来低级自我的真正自由就是绝对服从有智慧的人,他们掌握着真理,属于圣贤或精英。

也许我该服从那些知晓人类命运的人——如果马克思说的对,那么某一政党(只有它掌握着历史发展的理性目标)必须造就我,指导我,无论我那可怜的自我经验意欲何往;党必须以其高瞻远瞩的领袖为向导,这些领袖最终要以最伟大、最有智慧的领袖为向导。世界上没有任何独裁者不使用这种方法,为其最卑劣的压迫进行辩护;他要通过其也许有些残酷,”表面看来“令人作呕的道德修养(”表面看来“的事物只适用于低级的经验自我),来实现某种理想的自我。(P25-26 这段话写的可真辛辣,作者无论是思想还是文笔是如此的辛辣简洁,叹服。)

这又返回到那个天真的观念:所有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如果我知道答案,你却不知道,你还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是你愚昧无知;如果你知道真理,你必然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只是因为你是错的,因为真理没有向你显现,却向我显现了。这能解释人类历史上某些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奴役,这确实是对积极的自由概念所做的最危险,(尤其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是最粗暴的阐述。时至今日,这两种自由概念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曲解,是西方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经常探讨与辩论的主要问题。


决定论

讲座《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决定论声称,任何事件都有一个原因,事件必然产生与某种原因。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规律及其实际应用——全部自然科学——建立在永恒的秩序这一概念之上,这是科学的研究对象。

伯林:我感兴趣的是,问自己两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和其他人会认为,人类是被完全决定的?如果他们是被完全决定的,这是否与人们通常理解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相一致?

对理想的追求

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不同看法。

伯林认为人类的理想是自由和平等。但是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又是不相容的。

回到百科全书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的以理想生活为目标的观念运动,过去的那种教义:人们必须接受各种各样惊人的残酷行径,没有这些,理想社会就不能实现——要想吃煎鸡蛋,就必须先打破鸡蛋,所有这些辩护,所有的残忍行为、牺牲生命、灌输观念以及所有的革命,让20世纪成为或许自古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一个世纪(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所有事件——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

(个人认为第一章节中“自由”这一节读起来令人振聋发聩,短短三页足以说清楚自由的重要性,自由作为权利的基础对人类的发展究竟有多么重要,滥用自由的概念会出现极端的情况,无利于人类。)


第2章 哲学的目的

哲学的主题是什么?讨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提出以下问题:其他学科探讨哪些领域?举例而言,我们是如何界定化学、历史学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或研究领域是由问题的种类决定的。

(伯林对哲学是什么的发问,进而循循诱导的提出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哲学关注的问题领域有什么,并对此分类。最后搬出康德的一个回答。)

康德首次提出事实与范畴的重要区分。事实可以说是经验资料,例如我们能够观察、推论和思考的事物、人、事件、性质以及关系;范畴是指我们用来感知、想象以及思考经验资料的依据。

这些观念所包含的事实,定然不是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来说都相同,但是其区别——这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那些更深层次的区别,亦即戴着不同的眼睛、用着不同的范畴、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必然会使处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和不同观念的人们产生的区别。

如此,哲学不是一门经验学科:它不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考察什么东西是存在的,什么东西存在过,什么东西将会存在——这是常识和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哲学也不是形式演绎,如数学和逻辑那样。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经验现象,而是人们观察经验现象的那些方式,这是一些永恒不变的或者几乎永恒不变的范畴,人们由此来构造和辨别经验。

哲学家永恒不变的使命是,考察一切看似独立于科学方法或日常观察的观念,如范畴、概念、模式、思维或行动的方式,尤其是它们发生冲突的方式,以建造别的、自身矛盾不多、不易被曲解的(jin'guan'b尽管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明喻、暗喻、象征以及范畴体系。

哲学的目标始终不变,它要帮助人们理解自身,让他们在阳光下生活,而不是在黑暗中挣扎。


第3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

哲学的特征

当人们提出关于自己或他人的问题时,哲学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虽然各有不同,确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往往很宽泛,都是一些原则问题,很少或者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它们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特征:我们好像没有任何明确的、公认的办法来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专家可供我们咨询。这些问题本来就非同寻常:提出问题的那些人似乎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回答,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寻找答案。


哲学问题

宇宙中存在物质对象吗?(宇宙也许是由心灵及其状态组成的呢?)

宇宙有时间上的开端吗?

我能清楚的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吗?

无理数存在吗?

我(或人们)该如何生活呢?

这些问题的历史,以及解决此类问题所用的那些方法的历史,其实就是哲学史。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试图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所用的基本观念及其方法——他们理解此类问题的那些方法——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会发生变化,这些力量包括前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做出的回答,当时流行的道德、宗教与社会观念,科学知识水平,特别重要的是,当时的科学家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如果它们取得辉煌成就,并且迷住了同时代人以及此后几代人的想象力,科学家的方法就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的关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经验问题(以及归纳问题)或形式问题(以及演绎问题)与人类观念中的其他问题分开,再把这些问题归入经验学科或形式学科的历史。


哲学的属性特征:

科学与哲学的进步似乎与经验学科、形式学科逐步分割为两个领域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分割总会留下一些没有解决的(往往是未经分析的)问题,这些问题及普遍,又晦涩,更重要的是,用经验方法或形式方法似乎(或确实)无法解决,这些特征赋予这些问题一种属性,我们通常称该属性为哲学。


哲学问题被误解的两个误区: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问题与其他问题处于同一层面,可用同样的方法来回答,尤其是在有些方法已经正确的回答了其他问题,事实证明,它们要么是经验的,要么是先验的,尽管二者的区分并不总是很清楚。

通过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某个研究领域,如物理学或生物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时人们往往会把这种方法用于哲学问题,得出幸运或不幸的结果,这是人类观念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

没有正确而清楚地认识人类心灵的主要“能力”与作用,人们就无法弄清,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各种观念或推论,应该如何确定人类知识的起源和界限,不同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把人们应该用统一的微粒来描述物质世界,物质运动的规律即微粒相互作用的规律的观念用于人的心灵,他们认为,心灵仿佛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与牛顿式微粒相对应的心灵微粒,他们称之为“观念”。


洛克和休谟对数学的看法是真实可信的,尽管它们对数学推论的阐释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和莱布尼兹一样,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数学推论与经验事实的陈述之间的区别。特别是休谟,很清楚形式蕴含的陈述与事实蕴含的陈述之间的区别;形式蕴含的陈述即逻辑、算术或代数的陈述(他对几何学的讨论模糊不清,而且犹豫不决),事实蕴含的陈述即主张事实真的存在的那些陈述。其实他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诸如必然性和同一性等概念,严格说来应当属于形式学科——理性主义者称之为“理性的真理”,因为其对立面是自相矛盾的(与“事实的真理”正好相反,后者不能通过任何纯粹形式的方法来检验)——在描述世界的知识领域,它们没有任何地位,而以为他们有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错误的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原因。

同一性和必然性不是连接真实实体的真是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在现实世界找到它们。知识因此被分为两类:一类知识宣称它具有“必然性”,这种知识依赖于形式标准,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信息。另一类知识宣称它能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这种知识只有或然性,不是绝对可靠的;如果我们所谓确定性是指逻辑或数学的确定性,那么这类知识就没有确定性。两类命题的这种区分,和“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经验命题”与“先验命题”的区分密切相关,一场哲学大讨论由此发端,这场讨论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成为现代哲学史的转折点。


第4章 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


詹巴蒂斯塔·维柯 ,是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他的观念属于伪经——他还是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专门研究哲学史、意大利思想与文学或者18世纪早期历史的人,才会对他感兴趣。他的成就令人惊讶,他提出的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的观念,既大胆,又重要;他抨击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知识的本质,揭示或指出一种到那是为止人们从未讨论过却非常重要的多样性;他实际上创造了文化观念;他预见到浪漫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美学,几乎改造了这一学科;他实际上创造了比较人类学和比较语文学,创立了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他对语言、神话、法律、象征以及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理解,体现了一个天才人物的真知灼见;他第一个做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著名区分,从此这种划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科学》的核心观念,人类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其方式不同于,而且在维柯看来,要优于他们理解自然事物的方式。唯因如此,要理解某物,不仅仅是描述它,或者把它分析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懂得它是如何出现的——事物的产生与发展;而某物的本质恰恰在于成为它那样的事物。简言之,真正的理解总要追本溯源,对人类及其成就的真正理解总是历史的,而非超时间的或者分析的。

维柯的理想是建立一门真正的新科学:从“内部”看,换言之,从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角度看,通过他坚称可能的、有时却很艰难的一种方法——凭借想象力(fantasia)“进入”在时间或空间上远离我们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去考察他们创造了什么,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做过什么,他们遭受了什么苦难;新科学应该以此为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让前人的作品直接与我们交流,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如何理解世界,他们希望做什么,世界如何显现给他们,他们如何适应、理解、改造和征服这个世界,他们如何互相征服,如何建立新的关系,如何创造,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何采取行动。(摄影)


第5章 俄国观念史

观念史是什么?

便于讨论,暂且承认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哪些观念,或者更模糊地说,哪些看法流行于某个社会,进一步说,我们能够,事实上也很想了解,在该社会的历史上,某个转型期的某些观念产生过哪些影响;此外,我们也许有理由说,某个观念流派夸大或低估了某些观念或一般而言的观念所发挥的作用——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某个团体心目中没有形成某些信念或某种思维方式,某次革命或某个团体心目中没有形成某些信念或某种思维方式,某次革命或某场战争就不可能爆发。

所谓“普遍观念”,我们指的是不同的观点、态度、思维习惯与情感特征,他们有的模糊不清,尚无定义,有的已结晶为宗教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道德体系、社会观点、心理倾向,等。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共同具有的特征之一是,与很多科学命题和常识命题不同,人们似乎不可能通过准确的定义或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来检验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的有效性或真实性,也不可能通过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些方法,来证明他们是可行的或不可行的。关于它们,人们最多只能说,他们应该处于中间地带,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意见,普遍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价值观念的标准和价值判断、观念倾向、个人的看法与公众的态度——一切被粗略地概括为“观念背景”、“舆论”、“风俗”以及“普遍看法”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起源于马克思)。这个定义不清但是内容丰富的领域及其发展变化,就是观念史或“思想史”应该描述、分析和解释的对象。

这些历史,其存在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种征兆,也是其结果,自我意识的发展导致了以下两大领域的划分: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领域——这是意识形态、基本观点、态度、神话、理论解释等人文学科的家园;另一方面是一些井然有序的王国,这里的概念和命题来自更高级、更准确的学科和领域。

19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与世隔绝;西方式的人文学科与俄国的现实互相对立;俄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与此同时,浪漫主义思潮,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方兴未艾;知识分子对宗教的信仰日趋淡化,他们开始寻找道德和心灵的替代物;政府压制自由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自我表达与个性发展的方式——特别是以激烈的反抗形式——他们进入观念领域,因此观念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尽管苍白无力,这却是难以付诸行动的他们唯一的精神替代物。

观念史应该研究谁的观念?

俄国在观念领域的显著特征是对他国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

一种观念无论诞生于何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大都市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其他地方日益增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真诚而有理想的人,都会根据这一观念来发现真理,进而改造自己的生活。

在俄国,人们把只说真话看做精英所肩负的使命,一种神圣的义务,只说他们真正相信并将用生命来表达与捍卫的观点;人们认为,对这个目标的任何背离、欺骗或自我放纵,不仅在美学上虚妄不实,在道德上也是一种背叛。

知识分子:谢尔巴托夫,诺维科夫,冯维辛,卡拉姆津,柏克,普宁,洪堡,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的批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或混乱不堪,唯一正确的文化存在于继承了古罗马传统的西方;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剥夺了俄国的生存权,她被留在野蛮状态,孕育的过程夭折了,其他民族必须引以为戒,俄国是众多国家当中的一个怪物。

俄国人还关注自我。

恰达耶夫: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的教会——唯一的真正的基督教会——是否为我们保存着一些举世无双的珍宝,而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已丢失或毁坏了这些宝藏?西方人看不起这些东西,以为他们既粗糙,又原始,实际上,它们乃生命之源——在后基督的(post-Christian)日益堕落的世界上,这是唯一的纯粹的生命之源,是吗?还是反过来,西方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发言,要发挥作用,要让世界看到我们是何种人,难道我们不该向西方学习,掌握他们的技术,在他们的学校,努力效仿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许还有其生活的某些阴暗面?

此后的一个世纪,观念领域的战斗仍以恰达耶夫划出的战线为界:战斗所用的武器是思想观念,无论起源于何处,在俄国,思想观念变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常常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是什么?)


西方思想家全神贯注的思考以下问题——心灵与肉体的关系、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模式、人类前进应有的目标(也许是被迫趋向的目标)、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文化与大众的关系、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这些问题引起了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切关注。

俄国人对于观念和道义,知识阶层的献身精神是完全彻底的,不假思索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他们的性格纯洁无暇,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任何背信弃义之举——例如通敌,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家,还是教会,或者支持某种反启蒙主义的实力——都会使他们惶恐不安。无法把握这个特征,无法清楚地理解其背后的俄国历史,既不能理解俄国的观念史,也不能理解俄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


第6章 被神化的那个人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名字是19世纪最大的俄罗斯神话,独裁政体的支持者与东正教会的信仰者都憎恨他。也因此,他成为19世纪自由与革命运动的理想化的鼻祖;事实上,他是1917年达到顶峰的那场政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所推翻的,正是他晚年厌恶与抨击的一种社会秩序。

在文学领域,他是系统的社会批评的真正鼻祖和大师;他反对用审美的、宗教的或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和艺术。

观念不仅表现为一些判断或理论,而且具有一种我们更熟悉,却更难以表达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观念不仅包括思想,而且包括情感、本能与行为方式。这种意义上的观念总是让别林斯基兴奋不已,有时他会处于激奋的道德状态。让他苦恼不已的问题有:个体与自身的关系,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个体与艺术家想象力的作品的关系。别林斯基的问题总是与道德有关。在他看来,观念不仅是有趣,令人愉快,甚至是不仅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很重要。观念的关键在于正确与否,错误观念必然有害,必须抛弃。所有图书都包含某种观念,虽然有些图书的观念性不很明显,这就是文学批评家的研究对象。

别林斯基批评《威克菲尔德牧师》短评,他认为,所有图书都要表达某些观念,建立在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之上,如美学的基本假设、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以及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作者对威克菲尔德牧师的看法是庸俗的、错误的。他是在赞美不参与生存斗争,而是袖手旁观,不承担任何义务,纯洁无暇;一旦进入社会,只能上当受骗,惨遭失败,但是在精神和道义上是胜利者。这很接近俄国的理想:圣愚。这是为懒惰开脱罪责,是不诚实的表白,这种态度把怯懦当作高级智慧,把失败与妥协当作对人生的深刻领悟。

别林斯基是道德家,他提倡世俗道德,坚决反对宗教信仰。他认为,宗教是对理性的侮辱,神学家是江湖骗子,教会是阴谋集团。他认为客观真理是可知的:科学能够揭示自然界的真理,历史能够解释社会领域的真理,是非感能够揭示人们心灵深处的真理。如果你想理解人生的真谛,生活得有意义,那么你必须认清,哪些是永恒的、非常重要的,哪些是短暂的、华而不实的。

别林斯基作为评论家的特点是:他的见解完全是直接的;在他和对象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

观念信念与情感偏好(有时甚至是身体偏好)之间这种深刻的内在冲突,是典型的俄国病。就观念而言,这位物质文明的倡导者大声疾呼,俄国必须采纳西方文化;就情感而言,他比同时代的人都更像俄国人,心情也更郁闷。他不会说任何外语,除了俄国,他无法适应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在国外,他觉得痛苦不堪,倍受迫害。他认为西方习俗值得尊重与模仿,可是对他来说,那是难以忍受的。一到国外,他就非常想家;一个月之后,他会因为思乡而陷入狂乱。由此看来,与同时代的任何人,甚至与托斯托夫斯基相比,他更能代表真正的斯拉夫气质与生活方式。


第7章 一个没有狂热激情的革命者

赫尔岑主张,在一个有限而明确的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他既非自然力的无用玩物,也不是统一的历史原料中的一块无足轻重的材料,某个未知的神灵把他摆在那里,巨大的历史洪流会将其吞没——黑格尔所谓历史的“屠宰场”——然后他注定将经历富有创造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进步会因此变得更加壮丽辉煌。

赫尔岑人为,道德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律令,理性的人类不得不发现遵守这些规则,无论他们是由某个人格神制定的,还是人们在“自然界”或通过某种可知的“历史规律”发现的。他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道德;没有利己心,就没有活力与创造力,在利己心的驱使下,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以自然或历史为借口,不去做在他看来是真的、善的、美的、正义的或令人愉快的事情,无论他有什么原因。

赫尔岑的观点是经验主义的,也是自然主义;这种观点承认,某些价值观念,对于信仰它们的人来说是绝对的,但是它也承认发展变化;它没有被决定或教条的社会主义所吓倒。它具有彻底的独立性。

我们对未来所知甚少,不能做出准确预测,因此肯定对立面、用虚伪的允诺来设法宽恕我们的野蛮行径所造成的恶果,这些做法不是精神失常,就是蓄意诈骗。我们无法保证,千百万民众一定能过上我们满怀信心地许愿给他们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现在千百万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对赫尔岑来说,远期目标根本不是什么目标,而是荒诞不经的感觉——目标必须近在咫尺,必须化作“劳动者每天的工资,或工作带给他的快乐。”

他与伊拉斯谟、蒙田、贝尔、丰特奈尔、伏尔泰、贡斯当、洪堡以及英国的哲学激进分子属于同一传统,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治统治。僧侣、国王或独裁者会压迫人民,许许多多宇宙论也会压迫人民,这些理论剥夺人的本性,极力贬低个人的作用,限制个人自由,压制自我表达的愿望,迫使个人屈尊俯就宇宙的重要定律与法则,因为这些定律与法则永恒不变,无所不能,万古长存,在这些理论看来,人类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可怜的幻觉。

赫尔岑人为,自古以来就让人心神不安的大问题,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答案;真正的问题必然是具体的,人们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寻找答案;真正的问题必然是具体的,人们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寻找答案。

一些大问题,比如,生活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自然界所有事件,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什么?从理论上说,这类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问题很难,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目的、规律、意义或原因,会随着提问者的处境、观点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把这些因素当作问题的组成部分,他们才能得到准确而清晰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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