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13 杂谈

已经回家一周了，每天都蹲在家里阅读，重新勾勒脑袋里的知识地图。

这是无业游民“时间自由”自带的福利。

或许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内容没法补充脑袋的饥饿感，如同饿狼扑食般的阅读，逐渐填补了一直掩藏的焦虑。虽然说在工作期间每天也会坚持阅读，但不断被打断的思绪并不能使看到的、想到的真正沉淀。

一周前，从温州机场出发，坐飞机回家。有人说，机场是属于另一个时空的存在，在这里，时间流动的速度与外界不同。这样的时空，应该也延展至了机舱内。在候机及飞行的四五个小时内，我把吴琦与项飙那本谈话录读完了，效率还挺高的。机场的“时空论”或许也不无道理。

关于乡绅

“乡绅”一词在宋代就已存在，但事实上乡绅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则是明代以后的事情。明中叶之后，士人数量的激增与科举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入仕艰难，大量持有功名之士沉滞于乡村，官退为绅，由此形成了乡绅这一有着稳定制度性来源的社会群体。

乡绅阶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规范的解释、道德文化的传播与教育事业的兴办都是这一阶层的基本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礼”的价值与观念得到尊重与推广，同时在伦理道德上控制了社会舆论。乡绅在参与公共福利与公共建设的过程中，维护了地方的社会安定。在明清时期，有着”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说法。

项飙认为乡绅对于地方系统的观察很细致，能够用在地的、生活化的语言叙说这个小系统的构成与内部关系。这也引出了他的“作为图景的理论(Theory as Vision)”：

“要有意识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和问题意识出发思考，去揭示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之间隐性的联系，使人们能够据此对未来有更多样的想象。作为图景的理论必须解释事情为什么会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同时要揭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这可能是乡绅特有的工作方法，用“工作”一词似乎并不合适，这样的观察角度事实上应当是乡绅阶层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地方小系统与外在大体制之间的中介，他们只有在弄清楚地方系统的前提下才能促成两者的对话。因为乡绅阶层的兴起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在科举制消亡的同时，乡绅这个群体也逐渐没落。虽然现如今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乡绅群体，但项飙认为，“乡绅”可以定义一种个人气质、一种思考方式或者研究风格。

作为研究风格，他认为其关键在于要从自己立足的小世界出发，去看大体制，有距离、独立地看，而不是简单地抗拒。在谈到作为个人气质或思考方式时，项飙给出两个问句用以描述：

“是先愤怒还是先好奇？是尽量温和甚至用淡淡的幽默感把事情描述清楚，还是直接去判断？”

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点想象的成分，毕竟我们对于乡绅的认识，皆来自于文史资料，但无论如何，在面对事情时，这样的处理方式确实很有魅力，令人喜欢。

关于地方

什么是地方？段义孚在其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曾描述，空间（space）经过我们赋予意义之后，转变为地方（place）。地方对个人而言，是有意义的场所、价值凝聚地所在，空间则是对个人无意义的场所。可以说，经验的不断累积是我们对一个地方从冷漠到热爱的原因，这些经验同时也让我们重新定义了这个空间。

从以上角度看，项飙曾提到的“附近的消失”实际上也是一种“地方”的消失，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个人经验的消失。这种经验的消失事实上很普遍，就我们这一代而言，在上大学之前，我们多数时候的生活是学校、补习班和家的三点一线，在上大学之后，我们则离开了家乡，同时又闭锁在校园这个空间之中。我们对于家乡所在的地方，其认知通常是非常薄弱的，有时甚至到了无知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对家乡的了解通常都比不上来此地旅行的外地人，当然，这个外地人可能对自己的家乡也是“一无所知”。从教育角度看地方经验的消失是这样，如果从经济与技术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如同项飙所说，资本的目的在于消灭附近，而技术的发展让这一目的有了实现的可能，并且正在实现的过程中。

现如今，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大多来源于网络，足不出户就可云游世界，畅游知识海洋。但大多数时候，所经验的都是二手三手以至N手的，我们在逐渐丧失通过直接经历获得经验的能力。

从”经验“的角度来讲，地方文化本质上也可认为是地方经验的集合体。地方经验的缺失通常会造成地方文化的断层，这样的断层既存在于代际间，也存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地方内。

地方文化的断层似乎与地方的真空化是一个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地方的真空化”既包含空间的消失，也有人以及由人所带来的经验与场景的消失。

这样的“地方”，同时存在于城市与乡村。

记得17年我离开北京的时候，居住了两年的的西城开始进行胡同的整治工作，与此同时整个北京也在浩浩荡荡地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那两年我一直住在胡同里，每天早上五六点都是被胡同中嘈杂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以及单车的铃声吵醒的。醒来后我通常会骑着车，穿过人群与迷宫般的胡同，去豆腐店买上一袋现磨豆浆，去油条摊捞两根油条作为早餐吃。

关于胡同的“地方经验”，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离开之后，我没有再回去过，但以东城区的“整治经验”作为参考，可想而知，西城这些场景的消失是必然。想起以前走在东城区那些“干净”胡同时，半天都不见一个人，甚至连一家小店都难以碰到，“偶遇”只存在于大众点评上。人们的市井生活就像被突然摸到的蜗牛，都回到了那个密闭的壳中，藏了起来。

至于乡村的“真空化”，近些年来讨论最多的是村落的空心化，即因青年外流、高龄化等因素造成的人口流失。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地方经验的抽离。这使得青年丧失应对地方日常的能力，“我不知道回到家乡能做什么”。这是教育政策所致，上课是为了考试，专业是为了毕业，教育与社会现实脱节严重。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没有任何一项能力支持青年进入到乡村。在教育的过程中，青年丧失多元的能力，丧失面对城市以外地区的能力。

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城市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系统，其中自然有足够的位置来安放这些青年，但是乡村作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如果不知道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同时不知道如何在其中找到甚至创造合适的位置的话，青年如何返乡？

另一个原因则是项飙提到的“中心情结”。这个“中心情结”同时存在于城市与乡村，只不过二者对于“中心”的认知普遍有所偏差。如果从地理意义上来讲，一个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城市。如果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就是当大官做富豪。不过，就算在北上广深，也存在着边缘与中心之分，很难界定中心与边缘，就算进入了之前所幻想的中心，仍旧有着更加中心的位置。项飙并没有谈到“中心情结”的产生原因，只提到了历史上的“中心”与现在的“中心”之间的差异：

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中心，很大程度上是靠把这个中心内化，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小中心，所以都会比较从容。然后把它在象征意义上给拢起来，所以既有大一统，但是又不会削尖脑袋往上爬，觉得自己的生活一无是处。

在我看来，中心情结可能与成功学相关，不论是进入权力中心还是财富中心，似乎都已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成功”一词的本义为何？搜索了一下，百度百科对其解释之一为：

“成功是指人或动物通过有意识努力，达到了预期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其实很简单，只要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就是成功。但问题出在“预期目标”上，虽然现阶段大家对于“成功学”已经有了相应的反思，“预期目标“也逐渐多元化，但现实情况真的有所扭转吗？可能这次疫情给所有人的当头一棒让很多人醒悟了，重新制定自己的“预期目标”，不再好高骛远、眼高手低。

对此，项飙有个说法“认命不认输”。“认命”是指从个人历史、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整个社会结构去考量。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中都有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难改变，你要把自己是什么想清楚。对自己，对今天有着清晰的认识，不要逃避，不要把自己的家庭或工作等看作需要被超越的东西，相反，我们要充分拥抱它并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由此出发去改善它。不认输，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一旦我们有勇气去正视、拥抱当下，那么脑袋里“认为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就会逐渐重合，如今弥漫在人群中的焦虑感还会产生吗？

就像项飙所说，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