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特尔

学者

“The Hand”、大甲虫与外卖员:劳动的发现、书写与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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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五一劳动节前,参加了一家报纸组织的在线讨论,主题是“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书写和青年形象”。在做准备的时候,我大概列了下自己想说的内容。后来讨论的形式是文字对话(微信群聊天),随机性比较大,准备的东西大多没用上,所以之后干脆单独写了一篇,就西方文学对劳动的发现以及表现做了些阐发。在此发出来,仅做保存留证之用。

劳动和劳动者自古以来都有,但在文学中却不是一直存在着的。至少在西方文学中,劳动者形象出现得很晚。诞生于1719年的鲁滨孙在荒岛上拼尽全力活了28年,但我们不会说他是一个“劳动者”,也不会从“劳动”的角度上去理解他的荒岛求生。我们在简·奥斯汀的作品中也看不到劳动者,甚至也几乎看不到仆人。但奥斯汀的世界里不是没有仆人,他们只是很少有机会现身罢了。能够进入她的作品的,有资格被看见的,是乡绅阶层的人。但奥斯汀的时代又是英国乃至欧洲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工人队伍迅速壮大的历史时期。奥斯汀是1817年去世的。1818年,马克思出生了。30年后,他和恩格斯写出了《共产党宣言》。

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有位小说家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写作,那就是狄更斯。他有部小说,叫《艰难时世》(1854)。小说中有个银行家和工厂主庞得贝(Josiah Bounderby)。他隐瞒自己的出身,到处宣称自己从小是孤儿,夸耀自己如何通过不懈努力白手起家,编造出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成功学故事,然后用它来批评工人的懒惰和对舒适生活的妄想。他把工人叫“the Hand”,并认为一个“Hand”胜过许多匹马。中文译本把“the Hand”译作“人手”,但我觉得应该译为“工手”,虽然不顺口,却肯定会让庞得贝顺心——毕竟“the Hand”不是人。很多年以后,我在原麦山丘的面包外卖广告上再次撞见了庞得贝——那句广告语写着:再也不用人肉搬运面包了。是的,外卖员不是人,是新时代的“Hand”。

这就是西方文学所发现的劳动和劳动者,也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劳动和劳动者。这里说的劳动,不是作为“人”之活动的劳动,而是指从劳动者身上剥离出来的“劳动”,是作为社会生产环节的劳动,以及最重要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这样一种劳动形态和对应的阶级关系,在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小说中,这样一种劳动者形象从19世纪末期开始又逐渐消失了。过去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我们提起英国社会的残酷都会引狄更斯为例,后来还成了笑柄,因为狄更斯的时代早就过去了。随之过去的,似乎还有劳动者。但问题是,社会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劳动也不可能消失,文学中的劳动者去哪里了呢?

劳动和劳动者当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劳动变形了。生产性劳动的边界模糊了,劳动的含义也扩大了,以至于我们从表面上很难去看见“the Hand”式的劳动者。但劳动仍在,更重要的是剩余价值仍在,甚至可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剩余价值变得无处不在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产生剩余价值,但今天的状况是,不劳动一样产生着类似剩余价值的价值。我们的整个生命、整个身体,都在全周期地产生着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比如,上厕所之后冲水,你冲走的是粪土,但由于下水道管网和市政公司的运作,从粪土中产生了别人的金钱。再比如睡眠,这个最不像劳动的“活动”。由于白天的工作压力太大,你睡不着或睡不舒服,于是要购买保障良好睡眠的商品,比如药品、耳塞眼罩和舒服的床品,甚至是能发出催眠声音的机器,等等;睡不好,白天又需要购买提神的饮品,从中又产生了利益和价值交换。这是不是全周期的生命控制和全周期的类劳动形态?

从这个角度看,卡夫卡的《变形记》(1912)就是一个关于变形了的劳动和劳动者的故事,一个被全面控制的劳动者的故事。格里高利·萨姆沙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城堡》(1922)的主人公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契诃夫和莫泊桑笔下都有些小公务员。这种科层体系中的小职员和小公务员的困厄、甚至是死亡的故事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西方文学中是很常见的。这一点也显示了,劳动者的范围也扩大了,劳动的形式变得模糊和难以辨认了,特别是非生产性的劳动。但无疑的是,我们的每一项活动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生产之中,成了完全的“社会劳动者”。

第二个变化,劳动转移了。西方传统的“the Hand”式的劳动不是消失了,而是大规模地转移到了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一般来说,经济体量越大,就越需要大量的基础劳动者。但我们现在在发达国家看不到大量的第一产业工人了,好像资本主义终于消除了“The Hand”式的劳动。但实际上,这些劳动只是被转移到国外了。这个转移其实在狄更斯之前很早就开始了,是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开始的。但再一次,文学到很晚才发现这种转移。萨义德对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进行过分析,提出这部与世无争的小说其实处于大英帝国的中心,故事中的庄园建立在庄园主在美洲殖民地的活动上。这是萨义德对奥斯汀未能发现的自身历史的再发现。

等文学发现这种大规模的劳动转移,要到几乎一个世纪之后了,例如在康拉德的《黑暗的心》(1899)中。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欧洲的“英雄”在刚果利用黑奴掠夺象牙、最终在疯狂和恐惧中死亡的故事,其中对黑奴劳动状况的揭示在当时震惊了读者,推动了刚果殖民地的改革进程。小说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有个黑奴,接受了白人的教育,但被教育的程度刚够他看管汽船锅炉。主人们告诉他,锅炉里有个恶魔,非常怕渴,如果它缺水了,就会出来吃掉他。于是黑奴就一直紧张地盯着锅炉上的刻度。这是不是又像今天被倒计时催逼着的外卖员?我不管你怎样,超时了,那些叫老板和消费者的魔鬼就会很生气。

通过狄更斯和康拉德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的发现是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发现同步的。在狄更斯那里,这个结构是英国国内的结构,在康拉德那里,这个结构是世界的结构。文学之所以能发现劳动和劳动者,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讨论劳动,都是基于劳动和劳动者在某个历史时刻的被发现;而这个被发现,又是因为劳动被当作一种社会生产环节纳入到整个经济结构之中。这是我们关注文学中的劳动书写的基础,也是我们期待文学去书写劳动的基础。

这也就决定着,劳动的书写是极为艰难的。它要求书写者眼中不能仅有“人”,还要有“众”。这也更决定了,在中国进行劳动书写更加艰难。然而问题是,今天中国集中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者队伍,也因为工业体系的完整而拥有最多样的劳动形态。甚至,由于中国在海外的活动,海外的劳动者也被纳入到我们的社会体系之中,比如《战狼2》里就有非洲工人的身影。不过,不仅《战狼2》中的非洲工人的劳动及其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结被遮蔽了(他们被塑造成了等待“真男人”吴京去拯救的难民),而且中国本土的劳动者也从叙事中消失了。但他们不可能真的消失,更没有转移——刚刚说的“the Hand”式的和黑奴式的外卖员就是例证。而且,我们今天常说自己在“搬砖”,其实也显示了对自身劳动和被剥削状态的明确意识。那么,文学可以无为吗?

但我们不能对作家提出写作的责任,尤其是在这种责任可能会使作家身陷困境的情况下。那么,是否有可能反着写呢?既然正面书写劳动和揭示社会经济结构是危险的,有没有可能去书写“逃离劳动”呢?

这是有可能的。最近的“窃·格瓦拉”事件让我想起了一部小说,王安忆的《遍地枭雄》(2005)。故事很有意思:主人公韩燕来是上海市郊的一位青年。高中毕业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在一些合资企业里当雇佣工人,还遭遇过欠薪。在这个过程中,他所处的乡村逐渐变成城乡结合部,又变成城郊外来租客聚集的地方,总之就是个边缘。韩燕来也是发展的边缘人,经济体系的边缘人。后来他到上海开出租车,还算喜欢这份工作,可是又时常觉得很孤独。有一天,他被劫车了。劫车的三个人挺奇怪,叫大王、二王和三王。大王是领导者。这人讲江湖,讲道义,讲历史,讲哲学,还规定大伙不准谈女人。劫了车卖了钱,还给韩燕来分。处着处着,韩燕来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有归属感,于是入伙,四个人流落江湖。在这个过程中,韩燕来体会到温暖、友情和意义,这是他之前没有过的。

韩燕来和三位“王”这些都是些试图挣脱劳动的青年。其实现实中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发展之下,无处可躲,无人能逃。哪怕是《小鲍庄》中仁义的捞渣活了下来,活到90年代,大概率也只能成为韩燕来或者大王,而他们最终也只能像“窃·格瓦拉”一样被捕。但就在那个不可能的现代江湖里,《遍地枭雄》惊鸿一瞥地展示了那个宰制性结构的无孔不入,还有对它进行书写的可能。

北师的张清华老师有一个观点,说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描绘一个巨大农业文明的转型和消失。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期待当代文学对全球经济体系下多重形态的劳动和劳动者的描绘。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隔离在家,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理解劳动和劳动者。当代小确幸式的个人主义把人想象为“孤岛”和独具个性的个体,今天的隔离似乎也会加强这种想象。然而事实是,人们越是可以过独立甚或隔离的生活,就越是依赖他人的劳动。如果没有劳动的网络,包括从原材料采集到快递的整个链条,我们是否有可能隔离在家、独善其身呢?更何况,劳动的结构性意味着,劳动不只是打工,劳动者也不只是外卖员,还包括每天坚持生产粪土的社会大众。因此,让文艺作品去描绘劳动,让劳动生产和生产劳动的世界体系与社会结构被看见,是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状况的前提条件。我对当代文学还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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