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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国为何不搞“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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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篇人民网的文章回答了很多问题。

不顾本国国情盲目植入西方政治制度极易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二战后一些非洲国家在西方国家影响下实行多党制所造成的政局动荡,以及21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移植他国政党制度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社会不稳就是明证。也许有人要说,一百多年前,多党制在中国有过实践,行不通,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今天仍然行不通;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制在中国有过希望,破灭了,但那也不意味着今天仍然行不通。对此,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曾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从实践上看,现行的政党制度已经保证中国实现了连续30年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是已知数;换个政党制度是未知数。当然,这个已知数里肯定有些问题,但是这个已知数总体上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既然已知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感觉还不错,为什么还要找未知数来代替呢?”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一个国家实际掌握政权的政党数目为标准,可以将政党制度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政党制度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其形成受一国的国体、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国家内部各个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的影响,也受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只要符合一国国情、民族性格、社会历史条件,且利于政局稳定、人民幸福和生产力提高,就是好的、有效的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包含三点要义: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多党合作,三是政治协商。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适合中国国情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有外国朋友问,其他政党为什么要接受中共的领导?将来有一天中国会不会实行西方的多党制?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这一制度形成的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导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遭受巨大摧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曾两度出现“多党政治”的局势。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开始竞相效仿组织政党,“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政党林立、多党竞争的格局。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领导人也曾效仿西方推进议会民主和多党竞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之后,孙中山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式,意识到单靠国民党自身力量无力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于是提出“新三民主义”,并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第一次国内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至此开始了国民党长达22年的一党专政统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重庆谈判,“多党政治”的局势再度到来。双方谈了40天,最后国民党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的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太阳。”中国共产党无奈,毛泽东只得回答:“那就由中国老百姓最后决定,留下一个、去掉一个。”结果中国的老百姓把中国共产党留下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发端于抗战时期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民主宪政运动。在抗战后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拥护。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不懈努力,但遭到国民党拒绝。国民党继续实行独裁政策导致民主党派彻底放弃“中间路线”,形成了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格局。1949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共同纲领,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形成。

经过60多年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安排,提供了中国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它保持了中国政治稳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一制度一方面确保了坚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权威,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通过为公民提供合法的、畅通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渠道,将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力量纳入现有政治体制中,逐步健全和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其次,它实现了社会整合。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利益多元化和社会思想多元化,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这个世界上超大规模社会的整合,对共产党和全世界都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强大的组织网络体系、社会资源配置能力和意识形态领导力,与各民主党派一起,共同致力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整合、利益协调和政治认同。最后,它促进了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了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民主党派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具体利益和现实要求,一方面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能够汇集不同阶层的要求和意见,对党和政府工作形成民主监督,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应该看到,两党制或者多党制虽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自身并不意味着政治民主、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两党制、多党制的政党体制所体现出的分利集团特点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越发明显,一方面各大政党都从其利益出发来制定政策和制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日趋分化和多元,各大政党基于赢取选民支持的需要,其政策的趋同性和模糊性越发明显,政策的持续性更加难以实现,金钱政治的色彩也更加浓厚。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的制度性困境就在这里。再者,不顾本国国情盲目植入西方政治制度极易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二战后一些非洲国家在西方国家影响下实行多党制所造成的政局动荡,以及21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移植他国政党制度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社会不稳就是明证。也许有人要说,一百多年前,多党制在中国有过实践,行不通,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今天仍然行不通;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制在中国有过希望,破灭了,但那也不意味着今天仍然行不通。对此,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曾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从实践上看,现行的政党制度已经保证中国实现了连续30年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是已知数;换个政党制度是未知数。当然,这个已知数里肯定有些问题,但是这个已知数总体上是好的,是可以接受的。既然已知数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感觉还不错,为什么还要找未知数来代替呢?”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促进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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