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致李玫瑾/王大伟教授的信
尊敬的李玫瑾教授：
我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学生。由于一些原因，我经历了非常特殊的童年和极度扭曲的青春期。在这个过程中，我遭遇了极严重的校园暴力以及相伴的网络暴力，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原本极力逃避和隐瞒这些经历，却发现其危害依旧象如影随形，即便我离开家乡去几百公里外的学校，还受到以前事情造成的名誉伤害，以及内心依旧因旧事而饱受创伤，并得了抑郁症，精神受到极大摧残。
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公开建议书，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孩子。
根据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建议，我决定向教育部、公安部、工信部、国安部进行实名举报，并将个人治理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具体建议公开发给以上各部委。这当然伴随着巨大风险，包括当年涉黑学生的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截访、羁押，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种危险（例如被跟踪、威胁，或者威胁我家人）。但是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放手一搏。
我知道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颇有研究，也经常在CCTV等媒体上为观众、读者普及法律知识、犯罪学常识，因此我把我的举报信和建议书发给您，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看看我的举报信和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如果您认为有价值，希望您转给相关政府机构如教育、公安机关的领导，即便我个人事情无法追责了，能够让我的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起到一些作用，让未来的孩子们不再重蹈我的覆辙，我也就很欣慰了，也算这么多年我所受的苦难有一些价值和意义。当然，我的举报信中的事情，也可以作为您研究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素材。如果您看了觉得没什么价值，如果方便的话，也希望您能留存举报信和建议书，多一个人知道我的情况，对我就是一份安全、安慰。
原本我可能考入北京的一所重点院校，或许某次电视节目会与您当面交流，但现在我的情况恐怕没机会了。恐怕这封信也是我与你们（我还寄给了其他几位学者）最后的联系了。如果我以后再无机会发声，也希望您记得世界上有一个叫王庆民的人，曾经为反抗校园暴力而奋勇抗争过。
王庆民
尊敬的王大伟教授：
我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学生。由于一些原因，我经历了非常特殊的童年和极度扭曲的青春期。在这个过程中，我遭遇了极严重的校园暴力以及相伴的网络暴力，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原本极力逃避和隐瞒这些经历，却发现其危害依旧象如影随形，即便我离开家乡去几百公里外的学校，还受到以前事情造成的名誉伤害，以及内心依旧因旧事而饱受创伤，并得了抑郁症，精神受到极大摧残。
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百万千万孩子。
根据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建议，我决定向教育部、公安部、工信部、国安部进行实名举报，并将个人治理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具体建议公开发给以上各部委。这当然伴随着巨大风险，包括当年涉黑学生的打击报复、地方政府的截访、羁押，以及其他可能的各种危险（例如被跟踪、威胁，或者威胁我家人）。但是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放手一搏。
我知道您对校园暴力多有研究，且身居公安大学教授，地位高人脉广（虽然听起来有些俗气，但是当今社会这些东西确实非常重要），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看看我的举报信和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如果您认为有价值，希望您转给相关政府机构如教育、公安机关的领导，即便我个人事情无法追责了，能够让我的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起到一些作用，让未来的孩子们不再重蹈我的覆辙，我也就很欣慰了，也算这么多年我所受的苦难有一些价值和意义。且我的建议若能为您研究校园暴力有一点帮助，我也非常欣慰了。
原本我可能考入北京的一所重点院校，是有可能面见您的，现在我的情况恐怕没机会了。恐怕这封信也是我与你们（我还寄给了其他几位学者）最后的联系了。如果我以后再无机会发声，也希望您记得世界上有一个叫王庆民的人，曾经为反抗校园暴力而奋勇抗争过。
王庆民
（注1：发给这二位学者，并不是赞赏其言行、品质，只不过因为她/他们是犯罪学专家而已。他/她与其他我所尊敬的学者（如注2所提的其他学者）完全不同）
（注2：本文发于2018年4月，此外还通过EMS、电子邮件和当面递交方式，连同我的《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关于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及举报信，递交给了钱理群、贺卫方、葛剑雄、秦晖、史杰鹏等学者，以及两位犯罪学知名人物李玫瑾、王大伟。但除个别人外，均无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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