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谭嗣同《仁学》节选（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梭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瞧类焉得乎？

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宜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

又令如策者之意见，竟驱彼于海外，绝不往来。前此本未尝相通，仍守中国之旧政。伈伈伣伣，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绵延长夜，丰蔀万劫，不闻一新理，不睹一新法，则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再二千年，将由今日之土番野蛮降而猿狖，而犬豕，而蛙蚌，而生理殄绝，惟馀荒荒大陆，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

夫焉得不感天之仁爱，阴使中外和会，救黄人将亡之种以脱独夫民贼之鞅轭乎？远者吾弗具论，湘军之平定东南，此宛宛犹在耳目者矣。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挺而走险，其情页足悯焉。

在西国刑律，非无死刑，独于谋反，虽其已成，亦仅轻系数月而已。非故纵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谋反公罪也，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事不出于一人数人，故名公罪。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借口重刑之，则请自君始。此其为罪，直公之上下耳。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

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人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湘人既挟以自骄，各省遂争慕之，以为可畏恃以无败。

苟非牛庄一溃，中国之昏梦，将终天地无少苏。夫西人之入中国，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独湘军既兴，天地始从而痛绝之；故湘人守旧不化，中外仇视，交涉愈益棘手，动召奇祸。又怯令久不变，至今为梗，亦湘军之由也。

善夫《东方商埠述要》之言曰：“英人助中国荡平洪、杨，而有识之士，佥谓当日不若纵其大乱，或有入出而整顿政纪，中国犹可焕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盖我西国维新之政，无不从民变而起”云云。是则湘军助纣为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

奈何今之政治家，犹嚣然侈言兵事，岂其官革坚厚，乃逾三尺之钢甲，虽日本以全力创之，曾不少觉辛痛耶？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决，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汎粟以救之。且也，摧败中国之军，从不穷追，追亦不过鸣空炮慑之而已，是尤有精义焉。盖追奔逐北，能毙敌十之五六，为至众矣，而其未死者，必鉴于奔败之不免于死，再遇战事，将愤而苦斗以求生；是败卒皆化为精兵，不啻代敌操练矣。惟败之而不杀，侦知走与禽，皆求生之道；由是战者知不战不死，战必不勇，守者知不守不死，守必不坚，民知非与己为敌，必无固志，且日希彼之惠泽。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杀而已矣。《易》曰﹕“神武不杀。”不杀即其所以神武也。佳兵不祥，盍图之哉！

三十六

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馀。自屠割其民，而力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虽然，彼为兵者，亦可谓大愚矣。月得饷银三两馀，营官又从而减蚀之，所馀无几，内不足以赡其室家，外仅足以殖其生命，而且饥疲劳辱，无所不至，寒凝北征，往往冻毙于道，莫或收恤。

其无所赖于为兵如此也，然而一遇寇警，则驱使就死。养之如彼其簿，责之如此其厚，自非丧心病狂，生而大愚者，孰能任为兵矣？迨闻牛庄一役，一战而沮，为之奇喜，以为吾民之智，此其猛进乎！至于所谓制兵，养虽愈簿，然本不足以备战守，又不足论。且其召募，皆集于临事，非素教之也。

敌既压境，始起而夺其农民之耒耜，强易以未尝闻之后膛枪炮，使执以御敌，不聚歼其兵而馈械于敌，夫将焉往？及其死绥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得。旌恤之典，尽居具文，妻子哀望，莫之过问。即或幸而不死，且尝立功矣，而兵虽稍解，遽遣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或散于数千里外，欲归不得，沦为乞丐，而杀游勇之令，又特严酷。吾初以为游勇者，必其兵勇之逃亡为盗贼者，然不得为盗贼之证也。既乃知不然，即其遣散不得归者也。今制：获游民，先间其曾充营勇否，曾充营勇，即就地正法，而报上官曰﹕“杀游勇若干人。”上官即逛以为功，所谓游勇者而已矣。

呜呼，吾今乃知曾充营勇为入于死罪之名！上既召之，乃即以应召者为入于死罪之名，是上以死罪召之也。．设陷阱以诱民，从而掩之杀之，以遇禽兽或尚不忍矣，奈何虐吾华民，果决乃尔耶！杀游勇之不足，又济之以杀“会匪”。

原“会匪”之兴，亦兵勇互相联结，互相扶助，以同，惹难耳。此上所当嘉予赞叹者。且会也者，生人之公理不可无也。今则不许其公；不许其公，则必出于私，亦公理也。遂乃横被以“匪”之名，株连搜杀，死者岁辄以万计。往年梅生、李洪同谋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监禁七月，期满仍逍遥上海，而中国长江一带，则血流殆遍。徙自虐民，不平孰甚！况官吏贪于高擢，贱勇涎于厚赏，于是诬陷良民，枉杀不辜，蔑所不有矣。

凡此皆所谓弈也。彼其治天下也，于差役亦期类也。既召而役使之矣，复贱孱之，蹴踏之，三代不得同为良民，著有令甲。且又不唯兵与役之为阱也，其所以待官待士待农待工待商者，繁其条例，降其等衰，多为之网罟，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踱〉，牵制万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于奔走艰蹇，而生人之气，索然俱尽。然后彼君主者，始坦然高枕曰：“莫予毒也已。”此其阱天下之故，庄所谓“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今也不中者谁欤？君主之祸，所以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