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苏联末期中亚乱象（节选自雷光汉《苏联逃亡记》）

本文为知乎用户“狄克天行”转载的、流亡苏联的北大学生雷光汉所著《苏联逃亡记》中关于苏联解体前夕的情况。这些内容可以给中国一些警示。

《苏联逃亡记》

1985年3月契尔年科执政一年后去世，年轻的北高加索人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最高首脑。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开明的、仁慈的政治家，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他不同于任何以前的苏联领袖或其他共产国家的首脑，没有不苟言笑的故作庄严，没有无视一切的傲慢，而十分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说起话来平易近人。他以“新思维”施政，首先是给中国人松了绑。

1991年6月，州KGB一名叫撒沙的中尉到我家来，在这以前我已好几年没和KGB的人见过面了。他一进门就给了我一张打印好的纸，上面印着：“从即日开始，我和苏联KGB脱离任何关系。有问题也不找KGB”，要我签字。天啦，这太好了，我终于脱离KGB的管制了，立刻签了字，把撒沙欢送出了们。KGB不管中国人，至少不管我了，真是戈尔巴乔夫的第一大德政。

但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开局不利，也许是他不愿意再采用铁腕政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治、经济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苏联社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忽然，1985年12月，满城风雨，人们奔走相告：阿拉木图戒严了！进不去也出不来，每天十多班开往阿拉木图的长途汽车，到了离市区十来公里的地方，就返回来了。说哈萨克人正在游行示威，在暴动，在杀俄罗斯人。起因是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古拉也夫的退休。古拉耶夫是第一个当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哈萨克人，统治哈萨克斯坦近20年，还是中亚5国唯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的的密友（勃氏在50年代担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时，古氏是部长会议主席），哈萨克斯坦的小沙皇。

他住在阿拉木图北郊最好的风景区米德俄的别墅内，为了方便他进城上班，专门给修了一条高级的环城公路。每当他通过，全路都得戒严。他3次到塔拉斯巡视，每次也都是全城戒严。一次到我工作的拖拉机零件厂视察，时间是上午11点，工厂当局把所有中国工人都赶到第二班了。这年他要退休，指定了接班人，听说还从各地运去了食品和礼品，要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出乎人们的意料是，戈尔巴乔夫派来了一个俄罗斯人来担任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引起了哈萨克人社会的爆炸。

本来，在中亚各民族中，是哈萨克人的苏联化程度最深，人们都能说流利的俄语，比俄罗斯腹心地带的鞑靼人，巴什基里人，基瓦人的俄语还说的好，可以说，在各非白人民族中，最以“苏联人”自豪的除了朝鲜人，就是哈萨克人了。“我们苏联”总是他们和我们中国人说话的口头语。哈萨克斯坦地大物博，紧邻中国，苏联中央对这个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抓得紧，教育水平，生活水平都高于中亚其他共和国，但也正因为此，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民族独立的情绪也增涨了。

我认识几个年轻的哈族大学生，他们就常说“我们离开了苏联就不能生活吗？”从12月11日起，阿拉木图的哈萨克大学生和工人接连几天上街游行示威，高呼“保卫我们自己土地”。军警镇压，人民的反抗更加强烈。游行队伍排列是前面走着游行者，接着是卡车，最后是洒水车。游行者见到俄罗斯人都用大头棒打，尸体扔到卡车上拉走，再用洒水车水龙头把路面上的血迹冲掉。

哈萨克青年还跑到火车站，火车一停，只要上面下来了俄罗斯人，不管妇女小孩，抓住便打，许多幼儿园的俄罗斯小孩都给打死了。我没在阿拉木图亲眼见过，辗转传说可能也有夸大的成份。塔拉斯和齐木肯特各城市，哈萨克居民的情绪也十分激烈，大学生还组织起来要到阿拉木图去支援，在汽车站被阻止了。

运动很快被莫斯科调来原驻中苏边境用来对付中国的大军镇压下去了，情景也是异常悲惨。士兵举着专为镇暴用的比铁锹还大还重的大铁板，遇到游行者就当头打去，直到打死。运动的组织者不是被打死，就是抓进KGB监狱处死。听说不少运动的组织者还是KGB的哈萨克官员。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给这个运动平了反，称之为哈萨克民族觉醒的开始，称运动中的牺牲者为民族英雄，12月16日被定为独立节。运动的领导者中有一位塔拉斯人，是阿拉木图大学学生卡依拉特·雷斯库勒别可夫，被抓进KGB监狱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葛罗米柯亲自批准判处他死刑，在狱中愤而自杀。90年代中期，塔拉斯市政府把本市的第二大公园共青团公园改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大门前建了高大的大理石纪念碑和他的半身铜像。不过有的俄罗斯人指着铜像说：“他算什么民族英雄，他是个杀人犯。”

接着，波罗的海三国和高加索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在镇压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里斯的人们示威时，高加索军区司令下令开了枪，打死了10几名妇女儿童，消息传出，全国大哗。

戈尔巴乔夫因此制定了一条法律：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军警决不准对和平居民开枪。阿尔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两个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国为争夺拉戈尔科自治州打起了内战。天厌苏联，叫给戈尔巴乔夫赶上了，厄运不断，接着又是切尔诺贝利原子能发电站爆炸，阿尔明尼亚大地震，人祸和天灾接踵而来。塔拉斯也接纳了许多来自切尔诺贝利的难民。

我还认识了其中一名乌克兰妇女，她告诉我，灾难发生后，她逃到基辅的姐姐家，她姐姐闭门不纳，政府把她送到这里了，靠救济过日子。我们工人都义务给原子能电站爆炸和地震灾民义务干了一天活，把那天的工资全交上去救灾。几个我们车间的预备役军人也临时调到切尔诺贝里救灾了，回来说是乘直升飞机在天上转，人们从头到脚穿着防原子服，每次下去工作5分钟，用混凝土浇盖出了事的反应堆。

人民还没喘过气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又发生了大规模排土事件。

乌兹别克居住着上10万的土耳其人，虽然同属穆斯林，同属突厥民族，相互间却积怨很深。原由是土耳其人很少当工人或农民，大多是商人，日子比乌兹别克人过得好。形势一松动，乌兹别克人的排土运动便爆发了。土耳其人散居，乌兹别克人成群结队去他们家，抢走他们的财产，把他们撵出来，敢于反抗的就把全家大人小孩用地毯包起来，放火烧死。塔拉斯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只有300公里，几天内就有3万多名土耳其难民逃来。拖拉机零件厂离长途汽车站不远，每天乘公共汽车上班，大街两侧住满了土耳其难民。大人小孩，铺着一块毯子在街上睡觉，夏天和秋天，都住在露天。从早到晚，都有难民上门讨饭。

1988年，我们去莫斯科，见到在几个大火车站里也住满了土耳其族难民，白天讨饭，晚上就睡在火车站的地板上。1991年鳗澧去波罗的海边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旅行，也见到了数不清的土耳其难民。

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转了几圈以后，独立了的乌兹别克斯坦议会议长访问土耳其，在土耳其议会发表演讲：“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时间，我们两国的议员就会在这个会场上一起开会。“中亚各国也把土耳其当成了他们学习的楷模和追赶的目标。在市场上，任何商品掛上土耳其招牌便受欢迎。令人不解的是，在十月革命后逃到土耳其的哈萨克居民却一批批地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面对苏联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俄罗斯人的心情十分复杂，都有无可奈何之感。电视和报刊上出现了同情波罗三国的言论，说苏联并吞这三国后，没在那里作多少好事，使那里和西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胸前掛满勋章的卫国战争老战士却对三国的独立怀着刻骨的敌意，说：“他们还要什么自由。是我们从德国法西斯手里解放了他们，他们不知感恩，还要独立。”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天时人和两不利，粮食连年减产，市场上的商品一天天匮乏。他知道是再不改革已经不行了，特别是中国改革的成功，更叫克里姆林宫有切肤之感。

记得1986年初，一位苏共中央委员来到塔拉斯化工厂做报告说：“中国改革的进程很快，我们再不改革，中国就要超过我们了。到了那一天，中国再要向我们要领土，我们不给也得给。”苏联改革的初衷是要不使中国撵上来。从1985年起，苏联开始改革，我们工厂实行了自负盈亏，在车间和工段搞承包，根据工人意愿按优组合结成工作组。可都只是虎头蛇尾，反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秩序，更加混乱。农村里农民承包了土地，农场当局却不给灌水，土地无法播种。农场场长说：“土地都承包了，我们场长，农技师，畜牧师，会计师们干什么呢？不是失业了吗？”

苏联的官僚制度根深蒂固，苏共领导人都是些利欲熏心的贪官，各个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地连在一块，戈氏的任何改革措施不仅贯彻不下去，反而结果适得其反。象一坑大粪，不搅动它，臭气还不大，用棍子一搅马上臭气熏天。经济改革搞不下去，戈氏又匆忙搞起了政治改革，带来的是政客们的权力之争，也给了各个少数民族独立运动以空间，结果是，除了解体以外，再无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