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简史”

        在满清政权控制新疆时期，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族群逐渐表现出的极端一面，其实主要并非宗教本身或地理环境因素导致，而是满清政权残酷的殖民主义统治所致。

   满清政权于乾隆执政时征服并控制了新疆。在征服新疆的过程中，满洲贵族兆惠等将领指挥的满汉蒙等族军队，残酷杀戮回族穆斯林为主的霍集占部，取得了对新疆的控制。在占领新疆后，设立若干军事据点，并屯有大量满洲贵族和汉人兵丁，以镇压汉、回、维各民族的反抗。在统治过程中，满洲贵族将军和家眷巧取豪夺、掠夺妇女，无恶不作。据说乾隆本人就强占霍集占之妻，戏称为“糟蹋回妇”，后来还通过御用文人将之改编为“佳话”，无耻至极。满清政权统治新疆与统治内地一样，完全依靠高压和暴力，并有意挑唆满族之外其他各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引起了包括维族穆斯林在内各民族各信仰者的愤怒，并于同治年间发起起义。回族、维族、汉族共同组成的起义军，一度杀死大量满洲殖民者和汉族仆从，但因后继乏力被镇压。随着满洲贵族扶植的汉族地主阶级领袖左宗棠进入新疆，击败各路势力并逼退沙俄，重建了清廷对新疆的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穆斯林伤亡极为惨重，而维族穆斯林反而因为未卷入冲突最中心而相对损失较小。但维族也成为满汉统治者掠夺奴役的对象，与其他汉回平民共同生活在满清政权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之中。

   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维族穆斯林与汉族及回族一道，解除了驻扎新疆的满洲贵族的兵权，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易帜，并加入民国。但当时镇压维回各族人士的满汉统治阶层未有被清算；民国政府及新疆当地政府，也没有就满清时期新疆乃至全国各地的民族压迫与杀戮进行充分揭露和反思，为迄今发生的新疆“再教育营”在内的各种冲突和悲剧埋下了祸根。

    民国建立后，一些统治当地的杰出政治人物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让包括维族穆斯林在内的各民族得以和平相处。例如辛亥革命之后，地方强人杨增新在新疆掌权长达17年，期间对汉回维各族相对一视同仁，让新疆各族都过上相对安定富足的生活。他之后的金树仁将新疆搞得一塌糊涂，但时间较短。金树仁之后的盛世才又是一个能干的枭雄，虽然残酷镇压反抗，但也让新疆经济和人文都得到很大发展，各族在相对高压下也基本和睦相处。盛世才统治期间，维吾尔穆斯林思想文化领域有很大成就，还逐渐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风头正盛的维吾尔穆斯林当然也不至于走向极端主义，但让维吾尔穆斯林有了更强的民族认同。

    相对于汉族人主导的民国，以及同样以汉族人为领袖的盛世才地方政权，维族穆斯林相对更加亲近声称要消除民族差异与隔阂的苏联。而苏联为了扩张势力和牵制民国，以及取悦国内尤其中亚的穆斯林，也乐于支持新疆维族穆斯林势力。发生在1944-1949年的“三区革命”即是维族穆斯林对抗国民政府、谋求独立的政治军事行动，其中还伴随着针对汉族的种族屠杀，显示出此“革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性质。

    如果国共内战是国民党获胜，那么新疆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被苏联鼓动独立（虽然也不一定）。但是中共意外取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当时中共和苏共关系亲密，苏联因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决定让维族穆斯林放弃独立或并入苏联，转而半说服半强迫的要求其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由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对民族主义和宗教思想的压制、消解，维吾尔穆斯林很长时间保持了相对的和平与对中共统治的忠诚，以及与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相对和睦。文化大革命虽然严重破坏了维吾尔穆斯林的平静生活，但是当时并未造成其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的强化，反而弱化了二者（因为文革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民族主义和宗教是重点扫荡对象）。

    值得说明的是，一些维族学者和外国研究者所说“维族在毛泽东时期被种族屠杀和压迫”并非事实。因为，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毛泽东统治期间，虽发生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杀戮，但是同时当年新疆和内地也有大量汉族被杀害或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而非维族在巨祸中单独受害。如果计算饥荒和贫困导致的死亡，汉族即便在死亡比率上也远高于维族（总数当然更多）。没有哪个压迫民族会比被压迫民族有更高死亡比率。同样，如破坏传统文化和文物古迹，也都并非只针对维藏等民族，汉族受害同样巨大乃至更巨，只有满族及其文化与古迹受到的冲击最小。

    但是改革开放后，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文革创伤后遗症开始出现，维吾尔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结明显增强。而这时新疆深居内陆相对贫瘠的地理区位劣势开始凸显，民众生活水平相比沿海乃至中部变得相对落后。至于石油资源带来的收益，新疆人受益不均，以建国后赴疆汉族人为主的新疆建设兵团成员获得了大部分石油收益，更早居于新疆的那些汉族和维族收益较少。如果从新疆汉维两个民族整体看，汉族显然从石油收益中获益较多。此外，由于维族多分布于贫瘠的南疆及农村，汉族则较多集中在相对富足的北疆及城镇，所以汉维贫富差距很明显，且改革开放后显然是增大而非缩小了差距。

   当然，这种差距与全球殖民主义时代兴盛时，殖民宗主国国民及被殖民地区人民的收入差距相比要小的多（也比其实也是殖民主义的满清统治时期满汉贫富差距小的多），也没有明显的制度性体系性民族压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甚至一度比汉人有一定优越地位，即80年代以”两少一宽”为代表的各种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所以即便有维汉贫富差距和民族隔阂，但当时的新疆显然不是汉人统治维族的殖民地（虽然“新疆建设兵团”有一定殖民色彩）。

    虽然有一定的贫富差距，但是1980年代胡耀邦当政期，推行一种几乎是逆向歧视汉族的“开明”民族政策，不顾史实提出所谓“汉族要为少数民族赔罪”的说法（当然这说法毛泽东时期就有，这样的观点严重忽略了两个问题，一，从古至今汉族和少数民族更多是相互杀戮，而非一方单独对另一方的压迫；二，历史上维族、回族被残酷迫害时期，其实是满清及更早的蒙古政权所为，汉族最多是仆从者，主要责任应该由满清而非汉人承担。相反，汉族同样是满清和蒙元统治下的受害者），压制汉民族主义同时却纵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让汉族让渡利益给少数民族。

   所以这时的维吾尔族仍然没有极端主义思潮，更没有大规模暴力恐怖主义，相反还颇为拥护胡耀邦统治期的中共政权/中国中央政府。1980年代中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吾尔开希，即是新疆维族穆斯林。他不仅未被歧视反而成为被广泛拥戴的学生领袖，就一定程度说明了当时维族穆斯林的地位。只不过，这时的维吾尔穆斯林并未淡化民族意识，反而强化了民族和宗教认同，且恰恰和胡耀邦这种盲目的、没有一碗水端平、不考虑长远后果的“开明”有密切关系。

   这时维吾尔穆斯林的前途还晦暗难明。如果中国走向民主，维吾尔族是以少数民族身份留在民主中国，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独立出去，无法明确预料。但1989年六四事件让这种不确定性变成另一种不确定性，即维吾尔穆斯林究竟是在专制下（而非民主下）留在中国还是分离出去。

    而六四至今整体上看（只是这段时间给出的答案，不代表未来），是和汉族一起痛苦的生活在专制中国，表面上遵守统一和民族团结，实际上却离心离德。典型的表现，就是极端主义在滋长、恐怖主义活动的大量出现。以1990年巴仁乡暴动为起点，维吾尔穆斯林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开始了长达30多年、且未来也难以看到尽头的恐怖主义活动。

    而恐怖主义活动的背后，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其实，新疆包括维吾尔穆斯林在内的各族穆斯林，在很长时间内不比其他地区穆斯林极端。他们多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派，这一派别及相关教法相对其他派别为宽松，尤其和同样为逊尼派的瓦哈比派/萨拉菲派相比明显温和。

   而六四后的中国新疆穆斯林尤其维吾尔穆斯林，因为政治专制和经济贫困的内因、沙特和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对中国施行宗教渗透的外因，很多转而皈依了极端的瓦哈比派/萨拉菲派。这一派以占其派比例少数、但是极为活跃的“圣战者”而知名于世。而富有的沙特王室也以瓦哈比教义治国，对外国的瓦哈比派势力也有极大资助支持。瓦哈比派别的思想是明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要求成员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并且鼓吹对异教徒发动“圣战”。

    同时，泛突厥主义/大突厥主义思潮也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复兴（“复兴”指相较于盛世才时期的第一次兴起）。建立从土耳其到新疆地区的“大突厥国”的狂想，成为一部分维吾尔穆斯林的梦。为了这个梦，他们不惜诉诸包括无差别恐怖袭击在内的暴力。而国外泛突厥势力的声援和联动，起到了很大的助力。尤其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混合泛突厥主义、伊斯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势力在土耳其的崛起与当权，更让包括中国新疆亲土势力在内的各国泛突厥主义者受到鼓舞。

    宗教极端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成为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中部分极端人士思想的“双翼”。新疆也变得动荡不安并威胁至内地。恐怖主义是表现，实质则是极端主义与暴力手段的兴盛。当然他们也有对专制体制下缺乏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不满（虽然他们若能独立，未必会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这方面维族与汉族是一样的，也就不必要详细介绍了。

    总之，从维吾尔人（几乎都是穆斯林）形成民族认同后，曾经长期有过和汉族和平共处的时期，而不像其他一些民族之间有着长期的压迫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专制主义下缺乏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各种正当和不正当思想和诉求同时被压抑，导致民族和宗教认同中极端主义的泛滥。而汉族同样深受其苦，也无法理直气壮反对如被满人长期压迫（而且这种就不属于冲突，而是一方对另一方长期压迫且极为残酷，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各族一起在专制主义下的大监狱生活（这点很像满清统治时期，但是也有不同。当时满人居于统治地位残酷压迫汉族，蒙古族也受其压迫但略有特权，汉族维族（及维族前身）都是被压迫者。

    现在中国的汉族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并不是统治地位，很多汉族受压迫和痛苦程度超过大多数少数民族，且这些痛苦绝望者总数应该比少数民族所有人口加一起还多。更值得一提的是，维族汉族及藏族等，正是因为满清征服压迫才一同进了“大监狱”并且延续到今天的“后清”。“后清”不是玩笑调侃甚至一定程度也不是比喻。不仅民族关系，政治和社会制度、统治模式、价值导向，中共与满清皆高度一致，因篇幅关系不在此展开，另有文章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