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利问题与“整体主义”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反感“整体主义”，而强调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这同样是不切实际或自私自利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其一切思想与言行，皆受到环境和他人的影响与制约。个体很难改变不公不义的现实，人们只有团结和联合起来，共同改变整个社会、国家、世界，个体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关于“整体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女性受暴力和精神侵害问题及女权主义争议为例。有的中国女权主义者一方面主张女权，另一方面却反对波伏娃和萨特的整体主义观念，似乎维护女权是个体选择而非社会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也不需改变整个社会环境及自身之外他人的处境。这是非常幼稚的言论。个体女性如何能在男权社会的结构性压迫下得到自由与解放呢？没有集体组织和行动，女性面对男权社会就如蚂蚁对大象。女性想要反抗身体和精神虐待、各种欺凌和剥削，就需要在政治权力、就业参与、收入分配、舆论话语权、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的构建和诠释等方面有足够的、能够与男性匹敌的地位与份额，并改变既有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构建一个男女平等的环境与框架，而不可能只靠个体的自觉和奋斗。还有，男性压迫女性，并不代表只有性别压迫这一种关系，其背后是阶级/阶层压迫、民族/族群差异、整个文化模式与价值观念的保守顽固，仅仅只着眼于女性的部分是不够的。

    为什么男性压迫女性？不仅因为男性相对女性有权力、金钱、知识与话语权、体格等优势，更因为男性尤其中下层男性也遭受上层的压迫，利益与尊严受损，饱受伤害，日常充满压力与痛苦，又无力反抗、缺乏条件规避，所以通过家庭暴力、性侵害等方式，将压力和伤害转移和传导给了女性，以抒解其自身的痛苦、用扭曲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补偿。而上层对权力、人脉、金钱、美色等资源的垄断和巧取豪夺，也导致中下层为了有限的资源而陷入更残酷的相互倾轧之中，中下层女性则必然成为被牺牲的一环。欺软怕硬是人的本性、是不公不义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存法则，等级社会和不公环境必然导致“踢猫效应”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式的欺凌和剥削。

    就像尊重女性、不对女性施以基于性的羞辱、不利用女性的弱点欺凌女性，本应是男性的基本道德。但如果大多数男性从小到大都被家庭成员、学校师长、公司老板、政府公务员、公安法检不同程度歧视、冷漠、羞辱、虐待，没有得到过起码的关爱与同情，又如何可能心怀善良、拥有同情心同理心、发自内心的尊重女性呢？相反，遭受各种欺凌和羞辱的“他们”，自然会转而欺凌和羞辱“她们”，以发泄积压的愤懑、补偿受伤的心灵、获得变态的满足。

   就像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本来是为了揭露家庭暴力、反对家暴的剧作，但许多国人男性却得出相反的观点，并借此赞扬家暴、贬低受害女性。百度贴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吧（即讨论该电视剧的贴吧）”充满着对家庭暴力者安嘉和的同情甚至赞誉，以及对女主角梅湘南的侮辱谩骂。而这些恶毒的言辞背后，是多少自己经常受伤、又将怨毒转移到女性的男人。他们可恨，但更可怜。如果不能在关怀家暴女性同时关怀这些男性、解决他们的不幸与耻辱，那家暴问题、仇女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何时女权主义者可以和贴吧里这些赞扬安嘉和家暴、谩骂受害女主角的男性坦诚对话、互相理解，以及从更根本上消除或缓解家庭中男女双方乃至全家人面临的压力与困境，家暴问题、女性权利问题，才真的可能解决。

   还有，在匮乏和不安的生存环境下，人们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知识和道德素养都很差，更要为基本生计焦头烂额，很难有条件冷静客观的思考女权问题，也没有条件善待女性等弱势群体，必然导致中下层女性的生存环境恶劣且难以改变。中国大多数男性，从小生活贫苦，在学校接受高强度应试填鸭教育、工作后为权贵和老板当“人肉电池”，老了退休金不够治病甚至干脆没有退休金。而无论工作单位还是社会上，充满尔虞我诈的算计和损人利己的竞争，“一家之主”的男人每天都要为物价、房价、子女、老人而焦虑压抑，哪里还有心思体谅和尊重女性？相反，高压焦虑之下，女体在其眼里往往就成了发泄的工具，对妻子的家庭暴力、对女同事的性骚扰、对陌生女性的恨意，自然就生发和行动了。

    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七武士》中有一段经典台词：“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这段话适用于解读一切相对弱势和受害者的肮脏丑陋的原因，伤害女性的中下层男性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名著《水浒传》中各种“好汉”杀人越货，反而得到部分人称赞，也是因为“乱自上起”，有了蔡京高俅童贯们的巧取豪夺、高衙内蔡九知府梁中书们的骄横贪墨，才有市井中底层民众对秩序的暴力反叛。

    还有北大博士生冯军旗在河南南阳市新野县挂职数年后，在郑也夫教授指导下所书《中县干部》一文，以新野县（“中县”）的政治生态和官风民情为例，对中部县城官场的种种阴暗、既得利益者家族网络的盘根错节，披露的淋漓尽致，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对相关丑恶的批判。但“中县”之外之上的北上广深，又干净到哪里去？首都和一线城市的权贵精英巧取豪夺更加疯狂，损人利己收益更丰，只是手段更加隐蔽、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表面看来更加衣冠楚楚罢了。“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最高层的既得利益者首先作恶、得到最大利益，才有了下面的效仿。而且，因为高层权贵将全国所有优质资源和大部分财富掠走，导致各地方尤其内地和边疆落后地区更加贫困贫乏，所以下级官员和市县乡村的各色官僚和各大家族只能选择剥削更底层的平民百姓，否则就会在犬儒和社会达尔文化的环境中阶级滑落、家道中落，甚至因为家人生病无钱医治等原因家破人亡（仅仅靠工资的确是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即便报销比例90%也无法负担）。对于体制内人士而言，如果不同流合污，也会被排挤欺凌，无法立足。如果不去解决整个体制的问题和改变社会结构、不惩罚最高层的权贵精英和剥夺其非法的有形无形所得，就不可能改变“中县”的种种丑恶现实。新野县的官员把《中县》作者冯军旗称为“圣人蛋（故作清高、装相逞能、‘不食人间烟火’之意）”，也颇有几分道理。冯军旗并不真在仕途（只是挂职调研），当然不用顾忌那么多。他又是北大博士、被名师提点，在北京顺风顺水，也不需要忧愁各种生存的苦恼。可新野的官民能这么洒脱自由吗？（当然我对冯军旗的成就和品质还是称赞的，也认为《中县》是极佳调查报告，但新野人在内的“中县”人也有权利批评他）

   回到女权问题上。如果女性不体谅、关注、解决男性所受的各种创害，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包括男性在内中下层普遍受害的状态、几乎全民互害的环境，不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性的不公不义，不去从物质和非物质方面提高中下层男性的所得和保障，那么男性转而家暴和性侵女性（乃至家暴和性侵同性的弱势男性）及其他侵害女性权利与尊严的倾向和行为，无论用怎样的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以及女性个人的努力反抗，都无法阻挡。

    而与女权相关的民族/族群问题的关联逻辑也一样，被压迫民族的男性在利益和尊严受挫后，也几乎必然会转而伤害同族女性或更弱势族群的男女。例如四次中东战争各阿拉伯国家皆败于以色列，就有不少遭受战争创伤的阿拉伯男人殴打虐待妻子儿女等家人。甚至，即便并不是战败者，参与国家和民族冲突的男性军人，也会家暴妻子、虐待子女。参与过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美军，服役期间和回国后很多都出现了创伤应激障碍，家暴和犯罪比率远高于美国平均。而中国军人参与的中越战争，很多参战军人幸存后也存在对妻子等弱势男女家人的家暴，这些军人家庭子女也饱受直接间接的折磨。而在性暴力方面最为臭名昭著的日军，之所以制造各种极为残忍变态的性暴行，同样与日军严酷的军纪、军内层层的压迫虐待、在战争中的残酷经历有直接关系。张纯如的《南京真相--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强奸））》即对此有叙述和说明。

    而被侮辱与损害的族群中低阶层的女性，承受了男权、阶级、民族三重压迫。美国政治家希拉里有句被断章取义的言论“女人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她们失去了丈夫、父亲和孩子”。这句话经常被反女权者嘲讽，并以此攻击希拉里。而其实，希拉里想表达的，是战争对女性的传导伤害。男性在战争中还有一些自主权，既是猎物又是猎手，而女性如果没有武装，那就是满足胜利者性欲和虐待欲的战利品、被动承受一切伤害的活的乃至死的“物品”。但另一方面，这句话及前后文也隐含者人们对男性在战争中主动牺牲期许的事实，即男性也是受害者，在战争中相对女性有主动权但也有更大压力和风险（而这一面又被女权主义者忽略），其“主动”也包括主动去面对危险甚至赴死（主动面对受伤和死亡和被动逃避下的伤与死所需的心理承受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男性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而女性则是二重受害者，男女乃至其他性别取向的所有人类，都是基于阶级、民族、个人野心等原因导致的暴力冲突乃至战争的受害者。如果不能解决阶级和民族压迫，不能捍卫和平，不能让中下层男性也得到平等、尊严、安宁，那这些男性所受身心创害必然转移给更弱势的女性，女性仅仅追求自身权利、女性性别和身份的权利，是不可能成功的。女性想要获得自由解放，不仅要伸张妇女权利，还要反对阶级和民族压迫（包括关心被压迫的男性的权利与正义）、反对战争与暴力并致力于世界和平（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与和平主义、女权运动与反战和平运动高度重合的原因）、促进社会平等与多元包容。

   此外，女性想要争取自身权利权益，也需要兼顾其他群体的利益、支持同样处于弱势和权利受损状况的群体的抗争，这样才能得到更多力量的支持。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身份的群体，各自有各自的难处和诉求。人们不仅希望自己的问题得到关注和解决，也往往会比较与其他群体的处境。如果某一个群体只顾及自己或自己群体利益，而罔顾其他群体的关切，甚至试图独占利益和优先权、在得到利益后洋洋自得乃至炫耀并鄙夷未得益者，那必然导致其他群体的不满和嫉恨，无法得到同情甚至被诋毁和破坏。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女权运动被孤立和围攻，很大程度就是在于其过度强调自身权利和利益诉求，而忽视甚至鄙夷其他群体的关切和需求（如底层男性、农民、LGBT群体），这样的自私冷漠，自然不会换来支持而是加剧孤立（虽然支持其他群体也未必能够换来回报，但如果冷漠乃至鄙夷其他群体的抗争甚至嘲笑其苦难，那几乎必然不会得到好的反馈）。

    就像前述的那样，中下层男性，虽然仍然比中下层女性有更多优势和便利，但不仅和女性都是专制体制、阶级压迫的受害者，还往往因为其男性身份，而被从亲朋到社会陌生人对其能力、尊严、地位有更高期待和要求，更要直面许多男性才会面临的压力与苦楚。如果女性不能体谅这些、不能推动中下层男性权利与尊严的维护，那绝大多数男性也又怎么可能在女权问题上对女性回以善意呢？还有一些女性反对更加弱势的跨性别者（所谓“反跨激女”），虽然具体争议可以就事论事商榷，但从整体上歧视跨性别者显然是错误的。所以，女性争取女权的同时，要尊重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根据社会整体的环境和各色群体的立场和利益，来修正自身的定位和需求。这又是要求立足“整体主义”的一个原因。

   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同样塑造了女性处境的基本框架。就像特别针对女性的各种身份定位、言行规训、赞誉与羞辱，皆深植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之中，浸在每个人的基本“三观”中。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和他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是侵犯女性权利、导致女性受压迫和伤害的。“男主外女主内”、“荡妇羞辱”、“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仅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许多文明的历史传统皆有类似内容。这些规训尤其羞辱性的性别指责，让女性在社会中无时无刻不受束缚、任何环境下都无法摆脱相关约束与污名。这绝不是个体可以挣脱的，也不是不在乎就不存在的。而改变这些，也不止要改变这些具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还要从根本的思想与哲学层面挖掘本源，批判、解构、重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的核心部分，才能让女性摆脱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束缚，享有性别平等与解放。（而且，男性同样受相关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规训与束缚，一样是受害者，如对男性的责任、义务、尊严、形象的各种要求，也会让男性不得不遵从和受到束缚，面对各种特异的规训与压力，导致身心受害。所以，就更需要从整体而非局部、全面而非片面的批判和改变保守落后的价值观与文化，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与个人自由）

   还有，女性权益的维护和拓展，也需要各身份各阶层的集体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构建。“解放女人的是男人，解放黑人的是白人”，虽然是片面的说法，但某种程度的确是事实。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女性处境的改善和地位的提高，离不开认同女权的男性的支持努力；美国黑人一百多年来从奴隶成为公民的进步，也有赖于反种族主义的白人的奋斗牺牲。在弱势身份群体和个人处于不利境地时，很难有资源和能力去改变不公，而需要既得利益者及其他不同身份和阶层的群体协助平权。面对侵犯女性权利乃至严重伤害女性的各种恶行及施暴者，也需要包括男性在内的人们去阻止和对抗。无论是反家庭暴力，还是反性侵害，如果大多数男性不能站在女性一边加以支持保护，那恶人就会肆无忌惮。在家暴问题上，面对男性的体格的强壮，以及往往主导着家庭财产、影响着其他家庭成员立场的优势，显然需要包括男性在内的他者阻止家暴，以及惩罚家暴者和安置受害者，否则女性自己如何反抗和逃避亲密暴力呢？而女性控诉性侵害的“metoo运动”，如果男性尤其控诉者身边的男性都是冷嘲热讽乃至“荡妇羞辱”，而非支持鼓励，那女性的发声控诉只会招致更多嘲讽与羞辱，各种被“穿小鞋”和报复也会接踵而至。因此，维护女权需要集体行动，需要第三方和社会公众的参与，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当然，不止女权，工人、农民、LGBT群体、残疾人、少数和弱势族裔等的权利维护，也都需要社会精英、异性恋者、健全人、主流和强势族群去参与平权事业、为其伸张正义。“奥斯维辛的道路由仇恨筑成，但路上铺满了冷漠”，历史上各种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剧，往往都是在沉默的大多数的放任下发生的。恶人之所以能作恶而不被阻止，一是在于他们相对于势单力孤弱者的强大和抱团（就像黑社会的特征那样）。二是旁观者和大众一盘散沙、对恶人的恶行做壁上观。如学者刘瑜所说，“10个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的人，力量可能足以压倒100个、1000个一盘散沙的人。相比之下，模糊的声音、迟疑的声音、中间的声音比较难以形成观念共同体，因为你缺乏激情，懒得行动，也不抱团”，这就是一小撮恶人能够横行霸道的原因。如果社会各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团结起来，往往只能利用“局部优势”在一隅暗处兴风作浪的恶人，当然就会被众志成城的、集全国甚至世界之力的正义力量击溃了。因此，无论为弱势群体发声和支援，还是推动和保卫民主自由，都需要全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共同努力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团结协作，并且着眼全局和统筹兼顾，以及通过国家权力的干预与协调。这一切都离不开“整体主义”。

    虽然一部分上层的、精英的个体包括女性，的确可能凭借自身优越的家庭、物质、教育、视野等条件，部分摆脱男权主义的压迫，追求到个人的自由解放。但这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做到，绝大多数中下阶层的男女，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也无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精英只追求个体自由、反对“整体主义”，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径。而且，这些精英追求的个体自由所拥有的前提条件，恰恰是建立在对更加弱势者的相对优越地位和剥削基础上的，自己本身就是社会不公的构建者和参与者。这显然不值得提倡而应摒弃。

    最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多样的，任何人与任何人之间都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中国深圳市民和巴西亚马逊雨林的原住民，就有消费和生产的关系，也都面临气候变化危机的严重影响；中国河南郑州“富士康”工厂员工，和美国中部“锈带州”劳工既有竞争关系，也都面临智能机器人取代人工导致自己失业的风险），每个人既享有作为国家公民、世界公民、人类成员、生物一员的各种权利，也应承担对国家、世界、全人类整体的责任，以及对每个其他个体生命的义务。在现代文明社会，人不仅要做到不直接为恶，还要参与维护公序良俗和社会正义。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暴力的公民集体行动（如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对特定对象的“杯葛（抵制）”等）成为主要的对抗强权和暴行的抗争手段后，更是需要尽可能多的公民广泛参与，包括同质群体的同声共气和异质群体的互助支援，形成足够的声势和影响，对加害者及公权力造成足够压力，才能达成相应目的。而集体行动的启蒙和动员，自然也需要其树立对“他者”和“集体”的共情和认同，以及明晰自身在微观处境（如家庭、学校、单位）和宏观环境（国家、民族、世界）中所处的位置、须负的责任。邻里们守望相助，义人们遥相呼应，家国才可安定，世界才能太平。

    因此，在解决阶级、民族、性别等议题时，必须以整体的、宏观的、统筹的视角和手段，切入和解决各群体及每个个体面临的问题，通过“顶层设计”来从根本上促进公平正义，以及公民社会中全民的联动和互助（乃至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声援），维护权利权益，实现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当然，在依凭“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和解决民权民生问题时，不能走向极权主义和为整体随意牺牲局部和个体的情形，要尊重个体的选择权。更要明白的是，集体的组织和行动，各种宏大的思想理念，根本目的皆是为了每个个体的权利与自由，而不能将手段和目的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