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过程中的两次碰壁经历

节选自《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第三章第6节、第7节

从地铁出口到立法会，中间经过商场、天桥、立法会内部天桥……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让我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一个好像是立法会接待来客的大厅（位于二层，与两个天桥交接处）。

     立法会接待处很像宾馆的前台，一位女性工作员询问我有什么事。我拿出身份证件和材料，告诉她我希望面见几位立法会议员，并在立法会前请愿。她并没接我的证件和材料，只是告诉我这需要预约，而且并不是所有议员都在立法会大楼办公。

     我告诉这位女士，自己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于是，她请我把手机交给她，连上立法会大楼的WiFi帮我登入了立法会网站（我的联通4G网络需要翻墙），翻到了写有议员们办公室电话、工作邮箱和办公地址的PDF页面。她也建议我，现在正值午间，电话可能打不通，可以去距此不远的访客大厅休息。我道谢后立即截屏和手抄了几位泛民议员的联系方式，告辞去访客大厅了。

    又走了一段很短但也令人晕头转向的路程，到了访客大厅（准确说可能不是这个称呼，但我也记不起它的学名）。没想到的是，我在大厅安检处体验了一把中国大陆机关安检的待遇。我来到安检口，几个男女安检员毫无礼貌，脸上洋溢着大陆基层干部那种小人得志的神情，用训斥的口气说话，我听不太懂香港话，一位女安检员就冲我大喊大叫，颐指气使让我站这做那。她们问我带着什么东西，搜了一通包，把指甲剪都搜出来放外面，然后用器械结结实实的从头到脚搜了一遍身体。经过验包、搜身、问询几通程序，才给了我个牌子让我进去，而且要我把包存在保管箱内。一位保安员尾随我进到保管室，让我把包里东西拿出来放到保管箱，指着我掏出的充电器、另一部手机，还有厚厚的文件材料、毛巾（天太热我随身带着擦汗），以及一些透明胶带（贴标语和材料用）、耳塞、镜子、八达通卡、硬币等乱七八糟的小玩意，说“这些你都要带进去？”我说：“你们不让带这些吗？”他不置可否，我就一件件把它们放到保管箱。稍后他又说“这些可以带进去”，我只好又一件件的放回包里。

    我被他们这通野蛮的安检和没逻辑的支使整的晕头转向，比刚才晕头转向在各种天桥和立会各大楼间转的还晕头转向。我就冲这位保安人员说：“你们这的官僚主义都快比上大陆了”。他打着哈哈回：“你们大陆现在发展的比香港好”，也不知他没理解我说的意思还是故意打马虎眼。

    终于进到楼内，还要在工作台填表登记，和大陆信访部门一样，要填写个人信息和出示身份证件。弄好之后，我就拿出刚记的号码打电话。

    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教协叶建源议员办公室，是一位张姓女士接听的。她一开始让我声音大一些，可大厅禁止喧哗。我转了半天才找到个角落提高声调讲话。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想在香港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问题。而教协作为香港教育机构，自然与防治校园暴力有关。因此我想把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呼吁发给叶议员，希望他能够关注校园暴力问题，利用议员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教协这个组织，一方面推动香对港本土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防治，另一方面辐射、促请和影响大陆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治理……（也就是本文前面贴出的请愿信中提及的来港维权动因）。最后，我还提到要在立法会和香港政府大楼前举标语请愿的问题，问她如何请愿、叶办能否给予支持。

     这位张女士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请愿，关于怎么请愿我们不了解。你先把材料用电邮发过来吧”。我又问她我能否面见叶议员，当面递交由我签字按手印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与建议信（这样比较正式，有象征性意义、易引起重视）。她在电话那头似乎犹豫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说的“叶议员不在，不方便与你见面”、“我们都在工作，也是不方便到楼下和你见面的”、婉拒了见面的要求。我道谢后挂断电话，简短的写了封致叶议员的信，连同相关材料发了过去。

    第二个电话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男士很爽利的说，你先把材料发过来吧。

    本想打第三个电话，是要打给朱凯迪议员办公室，然后转念一想，还不如直接发邮件算了。

    于是我分别给张超雄和朱凯迪写了封信，把信和材料发到他们的工作邮箱。

    写信字斟句酌，用了将近半小时，等到发完邮件，看时间已经是中午了。我问大楼内有没有打印纸质文件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在大厅里的图书室。我到图书室问询，被告知只能复印不能打印。堂堂一个立法会，竟然连个对外提供打印服务的文印部都没，这又和中国大陆机关很相似了。

    这时，我又给叶办打了电话，想确认一下是否收到我的邮件。拨通之后，是一位男士接的电话。于是我问他知不知道刚才我对那位张女士说的那些事，他说不知道。我问他看到我发的防治校园暴力问题的邮件了吗？他说：“我是看不到邮件的”。于是我又耐心的把对那位张女士说的话又重复的讲给他。说到一半，他打断我的话说：“这为什么要找我们？”。于是，我在电话中仔仔细细的解释：校园暴力是陆港乃至世界都有的问题、大陆维权艰难而香港有一定的自由、香港也需要解决校园暴力问题、香港关注校园暴力可以辐射影响大陆……我还没讲完，他又来了一句“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愤怒的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立法会接待处，说要投诉这位工作人员。我又拨通了叶办电话，我把电话交给了接待处的女士，她听电话时对方已经挂了。然后再打就打不通了。我恼怒不已，在接待处发了一通火。我自费赴港，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又花钱又出力，当天又汗流浃背的从旺角赶到金钟，谦恭客气的求助，却得到无责任心的粗暴拒绝。而且发生纠纷后，他从中作梗，我就很难和叶建源议员联系了。那位女士告诉我可以选择联系别的议员，我说：“明明错的是他，为什么让我换其他人联络？”这时一位男工作员过来，建议我去专门向议员递物品的收发室（也记不得学名了，以此大陆类似的“收发室”暂代），可以写留言给叶议员。

    我照他的指引，找到了收发室，在一张A4上写了一整页留言，表达了对叶办工作人员的不满和希望叶议员关注校园暴力问题的期望，让工作员放到叶议员收件箱，然后就离开了。

    （现在想来，人家并没有义务帮助我，我生的是哪门子气呢？包括后来对方回复辩解时候我的愤怒，又有多少理由和必要呢？）

     我这时才观察起立法会大楼四周的面貌。立法会大楼与政总大楼、行政长官办公楼紧挨着，组成了装载香港政治中枢的楼群。虽然从地图看，楼群位于闹市，但置身其中，才发现周围非常荒凉，与商业区、步行街之类人流密集地几乎物理隔绝，甚至一个便利店都没有。楼群四周是立交桥、绿地和不明水泥建筑（未完工的水泥墙壁？没看懂什么用途），非常不利于群众聚集。如果是个人请愿，就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了。即便有组织成群结队的到大楼前请愿，也不会有多少过往行人看到，反而像围场中的猎物，方便被警方包饺子。不知这是不是港府在建设时，就为了隔离群众与官府、防止民众抗议和聚集围观，而有意设计为这种荒滩堡垒式办公楼群。

     看到这么个景象，我就放弃了举材料喊口号示威请愿的打算。当我要离开时，看到有电视台在搞采访（好像是有线电视台），我就想凑上去问一下，看看有没可能趁机举个牌喊口号让他们拍下来，有个采访当然更好。但他们大队人马都往楼里去，我问了采访车里的人，他一直摇头（可能听不懂普通话？），我看上镜无望就走了。

     经历安检和叶办工作人员的粗暴对待，我发现陆港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通的，基层办事员尤其执法者的粗暴与傲慢也是各种形似和神似。两地政府机关也都是壁垒森严，仅仅进个门，官本位与等级制的腐气就扑面而来。不过，此后几十天在香港的一系列经历，才让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相比起来，在立法会这里的遭遇简直太“温柔”了。

    （七）赴港中大拜见周保松教授未果、参观中大民主墙

    我第一个高校行程是去中大。5月30日中午，我到了地铁大学站，看到外面一片荒凉。原来，地铁站距校园还有很远。虽然好像有巴士，但我弄不清他们是怎么停靠、是只载学生还是也拉游客，所以我决定徒步去中大校园。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个错误决定。一是因为天太热，二是因为路太长，而且还是上坡的山路。我走了十几分钟，已经大汗淋漓，也没商店可买水。幸亏路上有一栋楼（忘了叫什么），我进去吹起空调，拿出毛巾擦汗，累的直接坐到地上。这时有位清洁工阿姨关心的询问我，我告诉她我是来找一个老师，不熟悉中大，所以迷路了（当时已分不清方向，百度地图定位不准）。她告诉我可以在地铁站乘坐学校班车，虽然名义上拉的是学生老师，但一般也不会查证件。她还提醒我休息的这栋楼一个安全出口外，有自动贩售机，可以用八达通买饮料。我道谢后赶快去买了瓶冰水喝起来。

     喝完水擦了汗继续前行。我查到民主墙位于“文化广场”，就循路走去。但明显地图不准，我竟然走入死胡同，前面全是草树。不过我看到远处有路，就翻越栅栏，连走带爬的穿越树丛翻到了对面。

    走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文化广场。不过我找了很久，才发现了民主墙，在不起眼的角落，上面空空荡荡几乎没贴任何东西，而且好像是这里（忘了具体位置），贴着只允许本校学生在民主墙张贴标语的告示。而校园明显是放假后的景象：人寡车稀，一片寂静。

    我又到了学校办公楼，说要找人，保安给了我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并指着外面让我离开大厅去楼外打。外面热的要死，阳光很强，看不清手机屏幕。我找个阴影点开屏幕，打电话给校办，想要问一下周保松教授在不在。结果接听电话的女士不懂普通话，只大概听到我找政治系（正式称呼是政治与行政学系），我说了好几遍“周保松”，她没听懂，说“是zhong bao zhong?”然后我不断重复，她也一直zhong和zhou不分的给我重复，然后我手机屏幕上全是我手上、脸上流的汗，带着汗水的屏幕贴到脸上很不舒服。我又热又是汗水直流，难受的很，来回踱步，费尽口舌，都几分钟了，她还满嘴的zhong bao zhou，我急了就挂了。

    我对此很惊讶。按说中大的陆生比例也很高了，但校办职员竟然不懂普通话。以此看来，一方面香港普通话教育在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学校还坚持以香港话作为办公语言，以彰显其独立性，甚至用以抵抗大陆“文化入侵”。不过就我个人的体验看，这估计苦了大陆来的学生，以及普通来港办事人员。

    我决定去学生会问问情况，例如了解下在民主墙能否张贴我的书信。问路到了学生会，发现并没有人。倒是想打印材料时，在楼下复印部（无法打印）遇到一个普通话很好的中大学生。我问他周保松教授在哪里，他用Google搜到周保松的联系方式给了我（都是办公用的电话邮箱），告诉我周教授在郑栋材楼，但现在放假可能不在。

    我道谢离开后，在旁边一个半露天的餐厅吃了点饭。饭是港式的蔬菜沙拉之类，我很吃不惯，跟干吃黄瓜西红柿差不多。我吃完了也没饱，不过毕竟算吃了午饭。

    吃完后，我一路来到郑栋材楼。我先打了刚才得到的电话，无人接听。我就根据地址找到房间，敲门无人。我到楼层另一边的办公室询问，一位女士在窗口告诉我，周教授不在，什么时候在、在哪能找到，她也不知道。

    我下楼后，坐在一楼沙发上，按邮件地址给周教授写了封信，把请愿书和材料发给了他。然后我坐着休息和等待回应。期间，还去了不远的一个复印部，发现也没有人。我坐在沙发上写《个人情况说明》，一直坐到傍晚，周教授还没回复，办公楼上还是没有人。我就离开了。（至于为什么不提前发邮件联系，我在前述的在大陆维权过程那部分已经提及了，那样更难见面）（此外，截至本文书写到本段时，周教授都没有对我所发邮件做回复，我此后（2018年7月）向周教授所发邮件迄今同样无任何回复）

    回到来的那条路上，看见中大的大巴，我就坐上去，也没人问，一路回到地铁站。

    在地铁站（还是换乘站？我忘了），我搞反了回港岛的方向。问一位地铁工作员阿姨，她告诉我通过地下通道去对面坐，然后给了我一副嫌弃的脸色，撇嘴斜眼。我也不知为何，我自我感觉很礼貌，估计她和我因口音不同，多费了几句口舌嫌我麻烦？或者就只是对大陆人有意见？我道谢离开，去对面坐上了地铁，回到住处。不过港铁大多数职员还都很友善的，如在机场站的港铁服务员；只有两三个，如上面这位，似乎因我口音和沟通，就不怎么友好了。

  （当然，在2019年8月，我将这些资料包括求助周保松教授的过程，发给他本人之后，他的回应，以及他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事件上的许多看法，让我知道当初我一腔热情满怀期望的找他，实在是自贱、所托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