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王庆民

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四)(第二章9-12节)

   (九)造访港大,在港大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

    5月31日上午,我乘地铁来到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坐落在山上(具体山的名字,我后来查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好像是好几座山连着的),从地铁站出去,就通过电梯升到位于山间的大学校园。我乘电梯前因不知道哪个门通往大学,还误推了一个侧门,然后警报呜呜叫,我看到上面写的“如果擅自推门面临检控”之类字样,吓了一跳。当然后来没人因此检控我,但着实被香港复杂且与大陆不同的环境弄的晕头转向。虽然香港与中国大陆都是用汉语,但口音不同,口语交流依旧麻烦,各种标识繁简的字体差异和语意差异也让人反应延迟。至于一些设施功能和设置差异,也让我不能适应。因此无论是寻人还是找机构,都比大陆费时费力的多。当然,这也与我那些天越来越焦虑、紧张、担忧有关。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很难正常高效的办事。

    香港大学内道路复杂、纵横交错,高架桥一堆,各大楼也分布纷乱,应是因依山而建,没有什么规律。而百度和Google地图定位都不准(校园毕竟是小范围区域,而且地形高低起伏复杂),我摸索半天才找到一个超市,位于庄月明文娱中心。在超市又买了固体胶、胶水,以备在民主墙张贴使用(当然后来全没用上,因为民主墙只允许用大头针)。然后我又到了这栋楼的食堂吃了午饭。吃的饭和花费记不清了,好像是鸡肉饭之类,比外面便宜许多。

    吃完之后,我就开始找民主墙。问了一位学生,她告诉我路径。但是我走了两步就晕头转向了,看指示牌上的地图,也搞不清东西南北。我后来在路上又问了几个人,才最终找到民主墙。这时离进学校都快2个小时了,又是热带的夏天,我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不停的用毛巾擦汗。

    看到民主墙之后,我非常激动。虽然民主墙比我想的要小,但神圣是无疑的。大陆的中学我上过八所,维权和呼吁时去的高校也很多,但绝没有允许张贴学生个人的政治性标语和宣言之类的区域。谁敢在布告栏张贴这一类东西,不用说被发现后立即就会被保安制止、拿下。当然,没人试过,我也没。所以,港大民主墙象征着言论自由,象征着自由、自由,可以自由的表达。我内心能不激动吗?终于可以贴我的呼吁了啊。

    这时才发现,我带的建议书在民九支部复印时印成双面了。而且也没有致港大的信,贴这些会让港大师生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只能先找打印店。问了附近图书馆,图书馆说非本校师生不能进,如果打印要去学生会那里或者到校外。然后我又找一位学生问具体位置,她在手机地图上帮我找到一家在般咸道附近的打印店。

     我在民主墙旁边的椅子上匆匆写了一封《致港大诸位师生的公开信》,然后去打印店。我出港大几乎用了进港大的一多半时间,顺着山路下到般咸道。

     我先问了般咸道那家打印店,竟然3港元一张,多印不减价。我又走了很远(至少2公里山道),找到一家便宜的(忘了名字,打印店门两侧是黄色贴纸或漆装饰)。然而这位50多岁的老板态度奇差,爱答不理,偶尔回话也跟吃了枪药似的没一点好声气。我说能不能在电脑上修改下字体(手机有些格式在电脑上不匹配),他说“不行”。我想在电脑上改几句话,还是“不行,你在电脑上改耽误事”。让我自己在手机上改,然后忙着和另一个人说话去了。我在手机上改过后,又发他邮箱一遍,他让我等着,让后来的一个人先印一堆文件。我大汗淋漓,拿着毛巾问他有没有水我擦下脸,凉快一下。在山路上来回的奔跑,到店时不仅浑身是汗,热的脑子也都不清楚了。他说,“没有”……我只好一边拿干毛巾擦汗,一边问他字体是不是与我手里大陆印的一致(因为发现香港字体与大陆格式不同,我怕字大了或小了难看,我在大陆印的那个字号和字体恰好),他说“我没空看,反正就这样,你印不印”,我让他各印一份,心想剩余几份去其他地方印算了。印出来我给钱之后,终于如释重负的离开了。

    现在回忆在立法会和这店里的经历,我脑子里冒出来鲁迅小说《非攻》结尾的一段话。

    那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子来往宋楚,解灭国之忧;我奔波陆港,为反校园暴力。我虽然在身份和成果上与墨子有天壤之别,但被基层吏卒和庶民折腾方面,简直是同病相怜了。虽然这些人也有孩子,而且大多没条件当校霸的吧(校园暴力加害者大多有钱有势,至少带头欺凌者如此)。此前,我在旺角的住处附近问哪里有打印店,不知是语言不通,还是别的原因,一位卖药的年长女店主(也可能是店员)也是对我一脸鄙夷,皱眉撇嘴的说“香港没有这个东西”。我拿出一张纸比划、解释,她也还是摇头、嫌恶的看着我,然后我就走了。我也不知道她是真没听懂我的普通话,还是因为往是大陆人或别的原因歧视?经历这些,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公益心、不愿做好事了。从上流社会到平民大众,歧视、冷漠无处不在,如无形的荆棘与围墙遍布大地,让前进者受伤、气馁。当然,后来我遭遇了更惨的创痛,不是这种程度的形容了。

    我沿般咸道摸索着往回走,在港大东门附近,找到了另一家打印店,是叫“快易印”什么的。店面非常狭窄,昏暗的灯光下,印刷设备、柜台和另一面墙之间只能容一人勉强通过,香港的寸土寸金果然处处都有体现。老板是个年轻人,他的五六岁的孩子和他在一起。我问了问价钱还合理,多印便宜,就将材料都印了两份,还彩印了两份《熔炉》剧照、两份我的EMS邮递单集合图片。在电脑上修改了字体字号。他普通话很糟,我说的话他也听不太懂,但他孩子却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普通话,说起普通话也基本上字正腔圆。看来,香港的“普教中”推广迅猛,成效显著。印完后只花了20多元港币,我道谢后离开。

     终于回到了民主墙。此时的民主墙上,大多数区域已经被张贴上东西了。占据民主墙的主要是三幅标语(因我还保留着当时拍的照,所以内容都能查到):“声援岳昕,北大打压可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捍卫百分百言论自由,香港有(应为“是”)自由讨论港”;“5月9日启吾辈,民主固存,#GE14#马来西亚”。都是一张A2或A4纸一个字,贴占了民主墙四分之三的区域。民主墙最左侧有着类似于“使用说明”的文件,上面写着不允许贴人身攻击性内容、正常情况下贴的东西保留七天、只允许用大头针固定纸张而不许用胶水之类……等说明。

    我看到民主墙左侧还有一块空白,就推开玻璃窗开始张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张贴《致港大诸位师生的公开信》、《致香港各位社会活动人士的请愿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以及《熔炉》中那句经典台词“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的剧照、我在大陆发送EMS的邮递单图片。

    致港大师生的信内容是这样的:

    “我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当过许多次旁观者,在反抗校园暴力的过程中也给一些人带来过麻烦甚至伤害),因此现在我写了关于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并发送给新闻媒体、知名学者、政府机构、社会活动人士,希望能够为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网络暴力以及其他教育问题、青少年成长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希望能够帮助比我更悲惨的受校园暴力伤害的孩子们。

     港大民主墙全港闻名,是关于各种政治、社会议题观点争论的平台。我所贴的请愿信与建议书,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校园暴力也算是很值得关注和讨论的社会议题吧。我对民主墙张贴内容的要求不太了解,如有有违规定的行为,在此提前表示歉意,也希望观看我张贴的书信的老师与同学们指出。

    我的建议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如有异见欢迎反驳与辩论。其实,防治校园暴力,正如我的建议书所说,需要集思广益,需要社会各界尤其高校师生的参与。只有不同意见的争鸣,才能更全面的揭示校园暴力问题的复杂性,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完善的方案。此外,港大及其他高校的每位学生、老师都可以讲述、分析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各种校园暴力,尤其较严重的、如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持久性伤害的案例,通过将这些实例和理论相结合,理解校园暴力受害者遭遇到多么大的苦难,和校园暴力受害者有真正的共情、对受害者有更多同情,为研究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提供条件和动机。我希望港大做出更多关于校园暴力的研究成果,继而呼吁全社会关注和解决校园暴力,让孩子们都安全、自由、有尊严、平等、不受欺凌的度过青春期。

    至于其他的,都写在建议书与其他我张贴的信件中了。建议书内容较长,请谅解。如果内容太简略,就很难系统、完整的表达我的建议的具体内容、可行性。

    谢谢你们,也谢谢港大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人们通过自由的表达、思想的争鸣,促进社会的进步。

(若你们认为与民主墙要求内容无关,可撕掉,谢谢)”

    然后我又在信末尾签上名字(应该签了名字,我记不太准了)(傍晚又补写上时间)。

    我把书信用大头针一张张的固定在民主墙上,很快就占满了这片原本空白的区域。还剩余四五张,怎么见空塞纸都贴不下了。因为贴的建议书内容前后相连,如果贴到民主墙另一侧空白处,就把想表达的东西搞乱了,也不方便学生、教职工和游客看。因此我干脆把剩余几张半折叠的放在民主墙和玻璃窗之间底座的缝隙,然后拉上玻璃窗。就这样,紧凑着贴完了三封书信和两张图片。

    在我张贴时,就有几个学生和游客走过来看,我就很兴奋的向他们介绍我的情况,以及贴的东西内容、意义,并希望他们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他们纷纷点头称是,有位阿姨说:“校园暴力确实是很重要的事”;一位男学生问我家乡是哪里,怎么来到这之类,我一一回答。看到他们关注,我非常欣慰。

    贴完之后,我就坐在民主墙右边的椅子上,一边喝水一边看民主墙,时不时走到我张贴书信那片墙的前面反复看自己的“作品”,来回踱步,内心既激动又忐忑,期待着更多人看到我的呼吁信件。我坐了几乎一下午,也就有约百多人经过,只有五六十人驻足看了我张贴的信件,有几个人对着我的材料拍了照。我问了附近坐着的港大学生,才知道港大已经放假了。虽然比较失望,错过了人流较多的没放假时间,但有不少人看,也不错了。每当有人驻足观看我写的信件时,我都激动不已。我想,在这座世界知名学府民主墙张贴防治校园暴力的呼吁和建议书,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是进一步行动的试水与前哨。

    激动了很长时间,我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已经是傍晚了。我突然想到,刚才在看民主墙“使用说明”时看到说民主墙归港大学生会管理,而我贴的因与政治无关,会不会在我离开之后被撕掉?虽然我在张贴的信中说不符合就会被撕,但如果真的很快被撕掉,那我的张贴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我决定去学生会问问,如果会被撕,我就请求能不能通融一下保护我贴的东西。

    经过一进一出再一进,我对港大校园已经相对熟悉了。我很容易就找到学生会大楼,看到玻璃窗里有一位学生模样的男生在值班。我道明来意,并把复印的与在民主墙张贴内容完全相同的书信给了他看。他认真翻看后说我的这些都是挺好的,也没有什么极端的或敏感的言论,不会被撕;如果七天后没有人在那块区域贴新的东西,我的还可以继续保留。我欣喜不已,心中那份担忧也放了下来。他还给了我一个邮箱,好像是用来申请延长张贴时间的联系方式?我忘了它的用途。

    这时他又仔细翻了翻我写的关于校园暴力建议书和请愿信,想了一下,很热心的给了我一个建议。他拿出一份杂志递给我,告诉我:“港大学生会有一个刊物《学苑》,你可以去试试找找他们能不能发表(我的书信)”。《学苑》杂志我是听说过的,它因被梁振英批评有“港独”倾向而声名大噪。我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我最缺的就是舆论的关注,如果我的个人经历和呼吁建议等书信能发表在港大刊物上,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他把那份《学苑》杂志送给了我,告诉我杂志办公室在太古楼,可以明天上午去。我道谢后告辞离开。

   让我感到暖心的是,整个交谈过程中,这位男生非常诚恳和热情。我在香港遇到的青年学生和年轻警察,基本都是很善良热心的。

    我决定立即就去看看。这时已是晚上8点左右,港大校园很昏暗。我在大陆许多高校拜访学者或旅行时,即便晚上9点,也灯火通明。这是说明香港高校更爱惜电力呢?还是基础设施落后的又一次体现呢?或者只是因为放假所以关了灯?见仁见智吧。

    一路问路来到太古楼。我到了《学苑》杂志办公室门口,看到大门紧闭,门上贴有“香港独立”的字样。我心里一沉。虽然我知道《学苑》的“港独”风波,但我认为那是梁振英的挑拨和夸大。当我真正看到这个标语时,内心是不舒服的。我的政治倾向前面请愿信中已经提到,是传统泛民的政治倾向,支持国家统一,有大中华情结,也就是本土派港人说的所谓“左胶”。我对港独一向反感,虽然后来我对他们中的部分人有些同情,但同情的是个人,对港独价值观还是反感的。而且主张港独的,大多对中国大陆人权漠不关心,甚至对大陆人有偏见和歧视(当然,对这些歧视,大陆人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我获得帮助的成功几率很小。所以此次香港之行,我只找了传统泛民,没有找任何本土派、自决派和港独派(建制派更不用说了)。来到《学苑》杂志办公室,也是那位男生的建议。看到这“香港独立”的标语,我求助他们发表文章的心就凉了半截。不过后来我还是来了几次,也很想和他/她们当面对话,探讨一下香港及陆港之间的各种问题,顺便也讲一下我的事情。但可惜的是,每次都是大门紧闭,可能是因为已经放假了吧。

    不过来太古楼有一个收获,就是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餐厅。我当晚就是在那吃的饭,一份牛肉饭加红豆冰,30多港元,非常好吃,尤其是红豆冰凉爽解渴。后来我又来了几次港大,都是在这吃的饭。

    吃完饭离开后,我想到中联办距此不远,决定看看夜间的中联办,万一有意外收获呢。此前我在端传媒上读到有反人大释法游行就是大半夜进行,中联办为终点。我希望遇到个热闹的游行之夜,但路上行人稀少,走了半个小时后到了。晚上的中联办门口也是没什么人,更没抗议者。然后我就坐巴士返回旺角了。

    港大之行相对成功,甚至让我短暂忘却了烦恼。不过当我回到旺角的旅馆,支付200元住宿费时,我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清醒的感到脑子又浑浑噩噩了,思绪也弹回到绝望的现实中。

   (十)与职工盟林祖明先生交谈、造访社会民主连线试图拜访梁国雄先生未果

    我31日赴港大之前,就又去了一趟职工盟。我到了之后,就提到上次约定的会见。一位上次见过面的女士要我等下,进到里屋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耳语起来。我就把头扭开看屋内的陈设,心里想着,我执着于面谈,但可能人家根本没放在心上,并没安排见面,也没想到我今天又来。而对我来说,能否会面非常重要。就那时的情形看,除了职工盟,恐怕没组织可以帮我,如民主党、张超雄和朱凯迪议员办公室,都没有回复我的邮件。再没帮助,我很快就要躺大街上了。但他们似乎并不了解我处的绝境,更无法体会到我从陆到港求助不断遭拒的痛苦心境。

    看着厅堂内朴素的陈设环境,各种工运和活动宣传海报,默默忙碌的职员,我也在想,机构是好机构,职工盟确实是挚诚的为工人服务,但因我是大陆人,也不是工人,却遗憾的难以得到协助。

    过了一会那位女士出来了,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周五(6月1日,也就是第二天)上午11:00见面。我就道谢告辞离开去港大了。

    6月1日上午,我照约定来到职工盟。稍等之后,我在一个类似会客室的房间见到了林祖明先生。

    林先生30多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说着一口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也和他的身份契合--负责联络大陆人士、处理涉陆事务的职工盟香港籍干事。我进来之后,他与我握手寒暄,面对面坐下。在连续遭遇挫折后,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职工盟的帮助上了。因此我很着急的把材料递给他,然后开始讲我的情况。

(以下是当时对话大致意思,并非一字不差,部分对话记录是将口语意思“翻译”为书面语。另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对话不便透露,毕竟他们在香港,在中共统治区域)

我:“我的情况(材料)您看过了吗?”我很希望他清楚的明白我的事情严重性。我说话很客气谨慎。

林:“前天(职工盟职员)告诉我你来这边,当时我在生病,去医院了。我昨天晚上,啊,我呢……和支联会的冯爱玲女士通话聊了半个小时,听她说了你(我的情况)”,林先生告诉了我他和冯女士认识,似乎还很熟。林先生说话较慢,很清晰。

我:“您和冯女士认识,很熟悉吗?”我很有些意外。

林:“我们认识啊,职工盟和支联会是兄弟组织(或者说的是“友好机构”?反正大概这意思吧)……有很多合作”,这一点我倒是早就知道,所以也就马上理解他和冯女士为何如此熟识,这不是巧合,是我找的机构属于香港同一政治支系(也就是一个圈子)。

我:“那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很想知道他如何对待我的求助。

林:“(看着材料)我听她讲啊,你经历的主要是校园暴力,还有……网络暴力,……,是这样吧?”,看来林先生只是了解了个大概。

我:“是的,我从上初中就是……”,我又把告诉冯爱玲女士的以及信件中的重复了一遍。

林:“你是在上大学还是高中,现在是什么状况?”没有直接接触,就很难了解清楚这些。

我:“我已经退学了,还在尝试高考,但是,校园暴力伤害很大,生活就被……摧毁了,我有严重的抑郁症,没办法正常学习……”,我又重复着。

林:“这个职工盟呢,你知道,它主要是关注工运的,像……,……,学生方面……”林先生提到了职工盟主要关注工运,但是学生这方面就没什么参与。

我:“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是因为校园暴力,啊,这个缺失,得不到应该的关注,没专门的组织,所以我就是希望在香港建立一个这样的(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组织。现在香港有其他关注学生方面的机构吗”,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专业性组织。把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和社会主流连接起来。

林:“关于校园暴力这方面的(组织、机构),香港也没有”,证实了我的了解。

我:“那现在职工盟有条件有人力抽调出来去运作(校园暴力问题)吗?”我现在想起这句话觉得很幼稚。

林:“这个很难,职工盟现在人力物力也都有限”

我:“你们能不能联系其他组织和社运人士帮我”,然后我指着那封求助信说,信中包括何俊仁、李卓人、冯检基、梁国雄等人。

林:“过几天我看看,现在支联会那边主席就是何俊仁嘛”

我:“我现在还需要媒体关注,香港这边媒体您有熟人吗?”此前我发给过香港媒体邮件,他们都没回复采访事宜,还是要通过熟人途径。

林:“媒体的话,就需要先找几个那边的熟人,然后看看材料,如果有新闻价值的话呢,就做采访。采访一般是开发布会,来好几家媒体……不过如果只有一两家媒体或者没有人来,就不好了”

我:“这需要多长时间联系?”我是想最好几日内就能联络的。

林:“估计一个月吧”,听到后,我心一下子沉到底。

我:“可是我只能在这七天,不能现在联系吗?”我肯定没条件呆一个月啊。

林:“这个需要很多工作、沟通,不可能那么快的”

我:“……我这个签证能不能延长,6月4日就到期了”,我沉默了一会才说。

林:“这个不能延长,一般除非是工作啊,需要开证明”

我:“你们能不能开一个,就以学术交流这些(名义)?”现在想来肯定是不适宜的请求,但那时我不能回大陆,前面已经都提及过了。

林:“这个不行的”

我:“那我怎么办?”

林:“这次你就先回去吧”

我:“我还想要游行、请愿这些,例如去中联办……”

林:“过几天就是6.4,还有6月6日湖南工运人士李旺阳的纪念日,日子很敏感,如果你现在在这(参加),回去之后会很麻烦。例如……”,林先生很好心的劝我不要在敏感日期引起中共注意。

我:“李旺阳,啊,我知道他的,我不想回去,我是想政治避难,去第三国,例如我找国际特赦组织了……”

林:(我忘了他怎么回答了,大概意思和冯女士说的一样,是不能避难吧)

……

    因为谈话已过了很久,我所记得的大概就这些,还是意译。

    谈完后,我说怎么与他联络,他把邮箱写给了我。后来我说用WhatsApp短讯更便捷,林先生想了下就写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然后,他又复印了我的材料,也帮我印了几份。我就道谢告辞离开了。

    这次谈话虽然形式上比较友好,但就实际意义看,是很不理想的。前面已说过,相对于其他政党或组织,职工盟是最可能也最有条件帮助我的。因为职工盟深植于基层,服务工人和职员,扶弱济困,行动力强,有帮扶能力,社运经验丰富,我的情况相对比较符合他们帮助对象的特点。但林先生在谈话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无能为力的意思。虽然没有彻底拒绝,但即便要等待一个月就有好结果,我也没钱撑着等啊。如果连职工盟都帮不了我,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可能就更为渺茫了。(根据后来的情况,以及对港媒及香港社会更多的了解、接触,即便林先生和职工盟愿意帮我,也不见得会有记者来关心我一个大陆高中生的事。我即便真等一个月,最终九成九也会不了了之)

    我决定抓紧时间,再求助一个机构。我想到还没去梁国雄先生所在的社会民主连线,决定立即就去。

    关于梁国雄先生,我算是比较了解的。他与李卓人、刘千石一样,都是香港为数不多关心基层工人和弱势群体苦难的社运领袖、民意代言人。但相对于李刘二人,他更具草根情结、极富战斗精神。他也是香港知名政治人物中,唯一一个旗帜鲜明信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无论在立法会,还是街头,梁先生总是倾尽心力为底层人民呐喊、与权贵抗争。他的行动力在港无人可比,发起和参与示威游行不计其数,中联办前常有他的身影,立法会上也总是为民请命。他几十年如一日,嫉恶如仇,宁肯坐牢也不屈服,在香港这片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城堡中坚守着平等、正义、扶弱济贫等社会主义理念。梁先生不仅爱香港,也爱着中国人民。纪念六四、声援高智晟、纪念刘晓波和呼吁释放刘霞、为709律师奔走呼号……他从不缺席,且往往冲在最前线。我相信,他如果倾听了我的诉说,了解到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所遭受的欺凌、伤害、痛苦之严重,一定会仗义执言,为劈荆斩棘开辟防治校园暴力之路提供帮助。他当时虽因宣誓风波被剥夺议员资格,但丝毫无损他的影响力。相反,宣誓时高喊“平反六四”,正彰显了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优秀品格。因此,我找社民连,主要是为了见梁国雄。

    当我来到社民连所在的泰昌工厂大厦,看到四周都是货柜车,以及稀稀落落忙碌的工人。而地图上显示的四周建筑,大多都是工厂、货仓之类。社民连设在这里(而非像其他政党办公地都在商业区写字楼),正显示了它亲近基层劳工的本色。我问值班保安社民连是否在这里,他说是的,但是很可能没有人在。我到了楼上,看到社民连办公室果然锁着门。我问隔壁一个办公室窗口里的女职员,她也听不懂普通话,于是我不再问,在求助信上写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从社民连办公室门下的空隙塞了进去。而此后,也并没有回音。

   

   (十一)一段插曲及关于中国女权问题、网络暴力问题的感想与评述;去圣德肋撒医院、再访港大

    我返回住处后,焦虑不已。晚饭没吃,也睡不着觉,哪怕白天奔波很困。

    我现在写回忆时,是平心静气讲那段经历,无法完全代入当时的心理状态,因此对那时的心境很难原封不动的复述。简单说就是,时而空虚的什么都不想,只感到空调的凉爽;时而又焦虑于没钱吃住下去(没钱活下去是当时我最迫在眉睫的事);想到维权失败,愤怒的已经怒不起来,好像麻木了;却不时又回忆起校园暴力的情景,对不能惩罚和曝光他们而不甘心,心中惊悸,皮层下神经似在抖动般(类似电流穿过身体)。我抑郁症发作的比较严重时就会这样,以前在遭遇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维权挫折时,也不时的有这种状况。

    像精神上打了一场内战,身体躺在床上看着很安静,心理上却被折磨着。晕乎了好长时间后,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下去不行,说不定很快就崩溃了。我决定找医生开点药,看看香港有无更好的治疗抑郁症的方式。(我那时还天真的以为,有可能得到香港医疗机构的免费医疗支持。我到香港目的之一就是治疗抑郁症(当然后来在精神病房的遭遇,经历了一些医疗程序,反让我抑郁症加剧,更添惊恐和麻木,经过了几个月才从惊悸中回复))

    我勉强从床上爬起来,强打精神下了楼,找老板问附近有没有大医院。老板说有一个法国医院,正式名称是圣德肋撒医院。

    我晚上在7-11便利店买了烧鸡和面包,返回旅馆吃了。然后我就看推特。在港期间,我多次用推特和大陆维权人士联络,如一位居住在安徽合肥的残疾人维权者。此外,我也将个人维权的过程,包括在港部分维权经历发到推特上。但因我上推特比较晚,发的消息少,并没多少人关注。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插曲。这段插曲和我在网上的一段经历有关,我有必要大致写出来。

    在港维权期间,推特上一位叫“雪夜曼陀罗”的台湾女生,很关注我的境遇,对我很同情,建议我找一位叫“爪姐”的香港推友,她好像是女权人士、社运人士。但此人(常用昵称“三爪”)我在微博上曾经接触过(明显与推特上为同一人),印象不好。(当时为避免被我举报的人人肉和追踪,用的是尽可能不暴露个人信息的小号“远海明灯”、“冰山上的猫咪”)

     第一,我数月前曾经发私信问过她一句如何在港申请非政治性难民庇护问题,她并没回应。我当时维权连续受挫,所以很焦虑,看显示她读了就追问了一下怎么没回复,她就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大概意思是说,她帮助过一些大陆人,但是什么时候帮助是否帮助是她的自由之类,应该是嫌我催她一次就打扰她了。还说别的什么没有我就记不清了。此后也没再回复我的问题。当然她是否帮我的确是她的自由,我完全尊重,所以我自然不再次求助她。

    第二,我曾经和她在一些公共议题上做过简短的探讨,发现她心肠不坏(或者某些方面可以说很好),但知识水平有限,思想狭隘,评论往往有失偏颇。例如她批判中共统治后,香港政府就变得亲商亲权贵,我说从港英时就是了,中共是延续港英的经济模式和分配政策。她反驳说港英时期殖民政府是抑制富商的,这明显不符合事实。我就找出端传媒的文章截图反驳,她就说“反正就是那样”……之类的。此外,关于大陆安检问题等各种话题,她都批判错位。一个搞人权和社运的港人不了解香港政治常识,也缺乏对大陆社会问题基本的判断力。与缺乏常识和判断力的人说话,往往非常麻烦,也不利于解决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算了吧。

    不过这都是次要的事,也不是我想讲的重点。

    第三,则是一些很值得提及的事。我曾经和包括她在内的一些陆港台女权人士活跃的微博圈子接触过(2017年底至2018年那维权的最后几个月,我偶尔上微博看新闻、求助和参与讨论。次数很少,但还是看到了一些人事),在推特上也争执过一次,对这个圈子印象很差。

    这圈子有几大问题(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这样,当然整个女权圈子是庞大而复杂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能对所有人一概而论,但以下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普遍):

    1.拉帮结派,屁股决定脑袋,不仅对外撕斗,女权圈内部也跟文革红卫兵一样,总要分成两派甚至多派,不讲道理只凭声高话恶人数多寡的互撕,至少我亲眼看见过一次两波人互撕与围攻,只不过无法像红卫兵那样动武罢了。一个人瞎胡闹没事,一群人就能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例如我说了一些对事不对人的评论,帮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泮艳争辩了几句,就被卷入两波女权分子的是非漩涡之中,自拔不得(非要把你卷进去),我再礼貌的感谢、为无意加入一方而道歉,都得不到善意回应,反而被攻击谩骂,受了不少气。而我因受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对拉帮结派深恶痛绝,既反感别人合伙找事,更拒斥自己变成某些团伙的成员帮他们欺负其他人,也不想被人当枪使。(当然,她们其中一些人不承认拉帮结派。但是好几个人明里暗里呼应,帮腔和站队,不算拉帮结派?那什么算?当然,她们相互联系的程度肯定比不上许多网络圈子的男性流氓恶霸,但说她们拉帮结派我认为也没错)

    2.不容异见和批评,而且公然反对理性客观中立,只能顺着说,只要提出不同意见,哪怕你非常和气,毫无冒犯之辞,都会扣你“男权(分子)”、“直男癌”、“圣吊”、“大傻X”等各种帽子,而且不跟你正经辩论,而是各种挖苦讽刺,一群人阴阳怪气的嘲讽。如一个叫“心血来桥”的女权分子,就是特典型一个例子。她的一些朋友也喜附和她,和她一起明里暗里讥讽他人。而我在推特上评论说“许多残疾人生不如死,有时候活着还不如死了,可以少受很多罪”之类,主张残疾人有有尊严的结束生命的权利,以及客观陈述残疾人活着有多么悲惨、受到多少歧视和欺凌,就被她们完全曲解成歧视残疾人、要残疾人去死,然后结伙围攻……无论后面我说了多少论证,并说若有冒犯表示道歉(虽然我并没错,但我愿意为那个残疾人感觉被冒犯而道歉)她们就是不理解(辩论过程在推特上有记录),骂完人辩不过就拉黑。这些人既蠢又没有同理心,缺乏对残疾人问题复杂现实的认知。我在自己的自述里多次提及维护残疾人在内弱势群体权利的重要性,并在防治校园暴力的文章和建议书中提及保护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的具体方案。如果严重的抑郁症也算残疾,我也算残疾人。如果说我不能对残疾人感同身受、同情残疾人,那这个世界上就没几个人算得上同情残疾人的了。

    3.女权主义者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偏离重点,既极端又不坚定。例如过于强调性别偏见等争议议题且日趋教条化、贵族化,而对更急迫、更有社会共识的女权议题缺乏投入和实践。如中国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问题(及中国农村女性极高的自杀率问题)始终非常严重,而建立健全反家暴法律法规和监督其执行、建立包括切实有效的庇护机制在内的妇女人身保护体系等问题,以及确保离婚权和人身保护令的切实执行,就是当务之急;而在反性骚扰方面,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公民互助保障女性有条件有勇气反抗性骚扰、性侵犯(而不是像现在普遍沉默、担心被打击报复和污名化),同样是值得女权主义者研究和推动的;女性在职场遭受的各种歧视性对待,也应是女权反抗的重要方向;女性由于不同于男性的各种生理特征,在工作中面临诸多不便,因此产生了改善工作环境的需求(如哺乳问题,就需要公司有哺乳间)。推动对女性友好的工作环境的构建,无疑需要女权人士的鼓与呼;而落后地区女性在受教育权方面的面临的各种挑战,更是需要维护女权力量积极介入的。此外,女性之间的团结互助,建立以反家暴、反性骚扰等为目的的互助组织,相互之间提供紧急而关键的救助(如临时的人身保护、居所提供、传递求救信息),也是很必要且有条件做到的。总之,女权主义者应该在关于女性基本的安全、生存、发展的问题上竭尽全力;把追求男女公民均应享有的、易达成共识的基本人权作为主要面向;把保护底层、残疾等弱势女性基本尊严和权利作为女权运动的重点目标;把追求的女性权益具体化明晰化作为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关键;将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作为基础运动方式。

    但现实中,大多中国女权主义者恰恰在走相反的路径。一方面,她们不愿意行动起来,对于亟待解决的侵犯女性权利的问题没有充分的关注,更没有实际的参与推动解决,即便在宣传和口头呼吁上也没有尽力而为,不够投入、缺乏坚持;另一方面,她们却又把女权理论教条化极端化,将大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而化之和极端的观点与言论的争执上,为了几句话几条新闻骂的不可开交。这和“小粉红”每天执着于民族主义狂热而无脑爱国,却对国民的民权民生视而不见一样,既愚蠢又冷血。女权分子即便不用像我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这样投入全部身心(更不用像我这样割腕流血),也至少要拿出收入的千分之一、付出时间和精力的百分之一,去为维护女性权利做些实事吧?但她们没有。这称得上是“女权主义者”吗?

    更荒谬的是,哪怕他人同意大多数捍卫女权的主张,只要不同意她们的一部分观点,或者不够激烈,就会被打成“直男癌”、“男权分子”,然后划清界限口诛笔伐。女权圈子内部也会因为一些分歧互相攻击诋毁,闹得不可开交,给对方扣上“伪女权”、“吊癌”之类帽子。这与反右和文革中将一些人的异见言论无限上纲上线,打成“特务”、“反革命”在逻辑上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危害很轻,不至于给“批斗”对象带来多大实际伤害。女权的这种极端化倾向,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反而导致了大众对女权的疏远、抵触、拒斥,使得女权主义者日益孤立与封闭。这用中共的一个术语评价,就是“脱离群众”,无源之水怎能波涛滚滚?无根之木又如何枝繁叶茂呢?

     此外,还有女权日益贵族化的问题。女性中权利受侵害最严重、处于水深火热境地、最急需救助的,无疑以农村和落后地区女性、城乡底层女性为主,但是她们恰恰是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相对最为忽视、受女权运动影响最为微弱的群体(这与印度部分地区底层女权运动的如火如荼对比鲜明、可悲)。就像我在推特上讲过,略作删修复制于此:“从豪门到平民家庭,尤其底层,数百万计的女性遭受着严酷的家庭暴力,每年大约30万妇女自杀……而公知圈媒体圈的女性,控诉在酒局上、办公室被性骚扰……后者当然有权利控诉。但和那些受家庭暴力而自杀却悄无声息的女性比,总觉得哪里不对。例如一位知名的人权活动家、作者Z女士,在metoo运动中指控她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男性作家,对她展示肩部的麻疹,以及疑似“拍了屁股”。且不说真假与缘由(即便Z女士的指控完全为真),这件事和神州大地比比皆是的将妻子打伤、长期虐待,女性却未得到任何保护、男人没受任何惩罚的案例相比,算得了什么?和几十万不堪凌辱自杀的妇女比呢?如果是一位小城镇普通女孩,因为这点事控诉,会被人们看成什么?矫情?神经病?可这位知名女士的控诉,却得到广泛支持。……上流社会名媛的一瞬触觉和视觉,比成千上万底层妇女的人生和生命都金贵。当然,我对这位女士无不敬之意,她也为中国人权贡献良多,她也完全有权利控诉。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女权运动、metoo运动,都不应贵族化,不应演化为上流社会才能用的高级器皿。一切不立足于广大人民利益的运动,是不能长久的,是无法扎根的。人民的苦难、百姓的生命,无论何时何地,都应高过上流和中产男女们的触觉、视觉。

     人人生而平等。”

     谁的命不是命啊。

    4.这批人中部分人人品不坏(较有影响力的,人品不坏的居多,还要顾忌影响;普通博主,那就脏话和挖苦、极端更甚,毕竟匿名生物更没顾忌),甚至在一些事上很有正义感,但往往思想偏狭、知识水平低、分辨是非能力差、批评有余(且往往批评不到点子上,谬误百出)建设不足、视野狭窄、评人论事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缺乏对人与事复杂性的认知能力、讲问题只讲一面理、缺乏自省和同理心、辩论时不断偷换概念和歪曲他人语意、脏话连篇……言论风格很像川粉(即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红卫兵,一副文革做派,典型的民粹作风。甚至还有个别人猥琐、阴损,心机很深,颇有坑人技巧。例如一位台湾的女权社运者(她声称是台湾女权活动家苗博雅的“迷妹”,还听过社运学者范云的课),在一次关于马泮艳女士事情的微博辩论中,在评论区主动要私信我,然后我就跟她私信交谈。上午说话好好的,下午就突然和我翻脸,跟她一群朋友诬陷我私信“骚扰”她,然后谩骂我和马泮艳。后来我贴出她主动联系我的截图,这位又改口狡辩,最后因为各种原因注销账号跑了(这个事我以后必要的话会专门写文,作为网络冲突的一个案例评析)。她/他们的网上言行,与她们反对的男权分子、政府、社达,形异实近,只不过是处于较弱势一方、没有实际为恶能力罢了。(这次及之后接触的一些港台看似进步、关心人权的人士,越发让我大跌眼镜,连范云、苗博雅的粉丝都这样素质)

    一方面,她们相对于那些五毛、社达、川粉、男权主义者,各种极右派,各种歧视与欺凌弱势群体的恶人比,相对没那么野蛮、暴力、阴毒、肮脏、无耻。女权圈子在互联网各种圈子里,肯定算不上最糟的(甚至不见得低于全体中国互联网网民、所有圈子的平均水平。  后来我看到推特中文圈同样甚至更糟糕、恶毒。

    例如我流亡海外后在推特等处接触的一些自称是进步人士(如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不少“二次元”圈子推主(普遍是动漫之类花里胡哨的头像,应该基本都是“二次元”之类的吧))的推特用户同样素质低下、思想偏激、手段恶毒,普遍是逆向民族主义者,满嘴“支那”不离口(其中有些极端亲日,虽然五毛乱用“精日”、“日杂”之类词汇党同伐异(例如前面提到的董佳博居然污蔑我一个坚决反日的是“日杂美分”)但的确有的真正极端亲日的挖了其祖坟都不解恨,一群汉奸、二鬼子),动不动“恶俗出道”(然而他/她们却匿名猥琐的不敢显真身)、P图恶搞与霸凌、集体围攻、查他人甚至全家户籍和冒名造谣。而且这些人还反对自己的对头这么做,搞彻彻底底的双重标准。虽然他/她们的敌人如五毛也很恶毒,但他们的手段、对对方的伤害程度与对方具体个人的罪恶程度匹配吗?我和他们接触较少,但也清楚的看见了一例他/她们对同为进步主义者两个人的恶毒围攻,且根本不必要。此外也断断续续、部分的(我没办法搞清所有前因后果)看到了这些人对其他人的不少类似的恶意攻击案例。在他/她们的言论和价值观中,我看到了蒯大富、宋彬彬、聂元梓的影子,当年红卫兵的幽灵就在这些东西身上若隐若现。只要有作恶的条件,他/她们就一定会把恶发散出来(关于这些人的言行,我也都有相关截图和言论记录,在此不具体记述)。

    回到女权者的行为上,我当然知道男权分子的恶劣言辞和手段、中国网上和线下对女权普遍且强烈的恶意敌意,是她们选择以恶武装自己的原因之一。女权等圈子的阴暗,和整个互联网互掐互斗互害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换句话说,女权界的种种丑陋,也是中国恶劣的互联网生态的缩影和一个例证。更远一步说,中国女权界的低劣现状,和中国恶劣的体制、糟糕的教育密切相关。

    但是,她/他们既然站在进步阵营,就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更多的自省自律,至少得有基本的是非观,而不是为了屠龙,把自己也变成恶龙。品格低劣者,怎么配做女权分子、进步主义者?何况,即便以恶制恶,也要局限在必要范围内,把攻击重点对准大奸大恶之徒,节制使用激烈手段,不需把自己也变成恶人,也不应对所有异见者都用恶毒言辞攻击(事实上恰恰有相反的表现:她们面对一些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言辞和行为非常恶毒的人(例如“肉唐僧(徐志戎)”、“二逼瓦西里(邱欣宇)”、“吐槽鬼(真名暂时未知)”、“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等),恰恰反击力度不足,攻击并不剧烈。当然,这也是国人的通病:欺软怕硬,女权分子不例外不奇怪,这某种程度是“人之常情”。虽然她们抱起团,拿出内斗时的勇气和力量,是足以对这些恶人发起一些激烈进攻的,甚至打击恶人的实际生活、线下利益(这在国内外已经很常见了),但她们却没有做,哪怕这些人作恶多端理应严惩)。如果自身的言行不检,也会给不怀好意的人污名化女权提供口实。不能正己,又何以正人呢?不得已犯错可以理解,故意为恶就不能原谅了。总之,提高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尤其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对她们是当务之急。这不仅适用于女权主义者,也适用于一切站在进步阵营中的人。进步人士,必须要对自己比对敌人的要求更严格、更加自律,不欺凌弱小、不片面极端。

    女权分子都这样吗?自然不是。也有很不错、虽有一些缺点但人品格优良、知识水平较高的,不过凤毛麟角。例如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女权作家陈亚亚(她和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好的女权分子还是朋友或关系很近、至少相互认识。不过并不奇怪,一颗树上还既有好苹果,也有烂苹果呢,何况人)。她心地善良,看问题较客观理性,且不乏深刻,也比绝大多数女权人士更关心底层的苦难。虽然她在一些事上也没有做到充分的公允,但在如今非常肮脏的舆论生态里已经不错了。此外,她个人性格比较直率,但本质善良,即便说话激烈些,也能看出是好意或出于激愤。

    我前面已经说了,女权圈子的人不能一概而论,确实有许多在某些问题上出发点是好的的人。但是,在坏人作恶或采取不合适方式对待他人时,这些好人对朋友这么做并不及时制止而是放任与选择性沉默;而对与自己或自己朋友有矛盾的对头,不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反击,而是认可以暴制暴且超出必要限度的手段,没有采取持平和中立的态度。一个人犯了错,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犯错,他/她的朋友就有必要去规劝;越是肮脏、混乱的环境,就越需要相对明事理的人去矫正。可她们并没这么做。所以这些比较好的人对女权圈子环境的恶化,也是有责任的。

    至于我惹上是非的过程中,我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当行为,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别人认为不当的。其中有些上面已经提及过,为解释清楚,在此只好重复一遍。

    1.在不认识的人微博下发表异见、提出批评,包括例如为温儒敏“歧视女生”辩护,说他的言论不是“性别偏见”只是陈述事实,就被“心血来桥”等人说是“好为人师”,然后被组团冷嘲热讽。我觉得发表不同意见,只要没有辱骂、嘲讽或人身攻击就可以,意见越是多元才越能互相理解。但是别人看来可能这是来“挑事”、“砸场子”,哪怕和和气气都会被认为别有用心。她们分不清嘲讽和提异见的差别。我当时莫名其妙,后来也就理解了,哪怕微博这种公共场合,有些人的评论区也只是为自己圈子里的人开放的,陌生人不能多嘴多舌,更不要说提出反对意见了。虽然很明显,提出意见肯定以批评为主,我不会吃饱撑的专门长篇大论到别人评论区赞同谁的意见。我认为这一点从道理上我没什么错,但是可能不符合网络圈子潜规则,算我多嘴。(关于温儒敏的言论是不是“歧视女性”,我可以单独写评论论述,在此不详述)

    2.没有坚定站在她们其中一方,而是试图客观中立,然后就被认为是挑拨矛盾。我想的是恰恰不能偏袒一方,支持某一方多了,必须再去讲另一方的好处或批评赞扬过的一方,以保持平衡(除非一方特别正义、足够善良;另一方特别坏劣、罪大恶极,才可以有鲜明的支持其中一方的立场,而且也应该建基于理性判断与正义原则之上),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她们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错误,相反我认为这非常必要,我一定会坚持这种评论方式。

    3.有时候我说实话,例如上面提到的“中国残疾人普遍生不如死,死了反而少受许多罪”,是大实话,没有恶意,相反是想让她们明白中国残疾人处境的恶劣(讲了恶劣情况才有改善的动力和切入点),以及捍卫他们选择死亡以减少痛苦保持尊严的权利,结果被她们当成攻击残疾人。我觉得我没什么错,最多我的话措辞激烈了些,但是结合上下文及我说的事情本身,我都是陈述事实,是同情残疾人而不是歧视和攻击。在我自述和防治校园暴力的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提及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学生保护的必要性及具体措施。

    4.在一场关于马泮艳的争议事件中,我劝阻A方不要满嘴脏话,也不要拿我的事做攻击的借口,不要乱用我提供给她(圈子里绰号“北欧”)的私信,要把激烈手段局限在黑恶势力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身上,不要对普通人(前面说的那位台湾女生)那么激烈,也感谢了她前面的帮助。然而我感谢和规劝了好多次她不听,于是我为了表示中立和试图向B方去解释我的观点,把和A方的私信内容发给B方的一个叫“徐铃铛”的人,以证明我是客观中立的,不同意污言秽语骂人。而且提前通知了A方的人(网名“王小能”),但是还是被认为是出卖A方。首先我本来就极反感拉帮结派,更不愿意被当枪使。第二我感谢和劝告了多次,A方不听,我只能这样做,哪怕两边都得罪,我也不愿意被一方绑架成她们阵营的。我既然不属于某一方,当然谈不上出卖。这件事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不过,很久后我在微博又看到了一个对马泮艳侮辱诽谤的人,而其语气、言辞内容,极像那位污蔑过我、但我感觉人不是特别差、曾经和我有过友好交流,所以为她说了公道话的女生。我如果知道她换了个号又来辱骂诽谤马泮艳,我当初不会给她求情。所以某种程度我也错了,而那些站在马泮艳这边对对方死打到底的人倒更适合整治这种人)

    5.我没有及时退出,被卷到她们的是非窝里不能自拔(虽然并不是我愿意卷进是非的)。我当时就应该不争辩早点离开,结果我想争辩出是非,反而越来越说不清。这件事我认为我的确大错特错了。对牛弹琴有毛的用,早剃头早凉快。(当然这也变相证明互联网“劣币驱逐良币”、理性客观不抵侮辱谩骂的现实)

    最后,我算不算女权主义者呢?这个不好定义,关于是否为女权主义者的判断标准本来就很混乱,我也不能确定自己算不算女权主义者。毫无疑问,我是支持女权的,我对于保护和发展合情合理的女性权利当然持支持态度。我自然也不是男权分子,不是“直男癌”。当然,我也反对极端女权主义,也认为当代中外女权运动的观念和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甚至错误。

    至于别的,我相信她们早晚会看到我这篇文章,也立马能对号入座,欢迎她们指出来我本文没提及的我的错误或者她们认为的我的“错误”,我会一一回应。

    关于如何界定是不是女权圈子的,我觉得有三个标准吧。1.她/他们是否自称女权主义者或积极支持女权;2.她们是否经常、持续性的参与女权议题讨论并为女性发声;3.她们是否参与女权为主旨的网络圈子且相互互动或者互闹频繁。

    以上全部三点均为“是”的,我认为就是女权圈子的人,但并不一定是女性。

    在这个圈子里我看到的具体东西、和我有关的事情详情,写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和占用不少篇幅,与本文主题没多少关系,就以后再说吧。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讲这段事情。

    考虑到这些不好的情形,我当时就放弃了找“爪姐”以及她的那帮朋友帮助的建议(当然,就我的判断,即便我请求,她们也不会帮助我,根本不是一路人(“一路人”其实又如何呢?嘴上都讲的好听,现实中谁肯拉一把?)。而我后来流亡出境,更看到这些人与我政治观点、价值观的巨大分歧,简直是政治上的对立面,她们又怎么可能帮我)。后来我才发现,那位帮我的台湾女生也有如上述的许多“女权人士”类似的毛病,然后争吵后互相拉黑了。她帮助我是真心的,而且还是我在艰难处境中为数很少和我保持联系的网友,但后来她一系列错误言行也是事实。这件事在我推特上有记录,在此不记述。

    (这些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我也不会和其中还没有极糟极恶的“女权人士”计较(极糟极恶的女权圈子里还是非常少的,男性社达、有才无德的权贵和精英恶棍才远比这可怕。这些人有金钱、知识、人脉,甚至有些还有权势。他们不仅在言论上阴毒,更有实际作恶的能力),但是上述情形反映出的女权界乃至中国舆论圈的各种问题,却很值得分析思考。我写这些,也是希望人们了解女权界的一隅,看到问题才能改变,否则女权运动至少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在中下层次会越发跑偏,最终必然不利于女权运动发展、不利于中国进步主义事业、不利于维护中国女性和更广大人民的利益)

     (当然,我综合前前后后看到各种圈子的事情,无论是中外媒体对体制内黑暗的揭露、间接听闻到的权贵的嚣张、直接看到的互联网上各种社达、极右、川粉,乃至自由派、民运人士的各种黑暗面,其实女权圈子这点事真的是“小黑见大黑”、“轻脏比极脏”了。)

    看了推特和一些新闻后,一天的疲惫涌上头。抑郁严重发作那个劲过去,就平静许多了。我虽然睡眠质量不好,例如容易做噩梦,或者拖延症下入睡时间点会不断延后,但还是能睡着的,失眠并不严重。就这样,不知是几点,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起的很晚,快到中午才出门,乘公交去圣德肋撒医院。

    医院位于一段很偏僻的道路附近。当时行走匆忙,没注意过道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东西,不过感觉比大陆医院安静、装潢更好、人也较少。

    我一路到了服务台,问一位接待的工作人员。因不懂普通话,他拿出纸笔,我们通过文字书写来交流。我问他门诊有没有心理医生,我有抑郁症需要治疗。他好像不清楚,又叫来旁边一位女士。那位女士说周一才有。我问能否使用大陆医保或申请费用减免,她说不可以。我道谢离开,坐到沙发上休息。谈话中,这位女士的语言和表情,跟我听闻过的那种大陆医院基层老员工倒很神似,我也曾亲眼见识过,接触过的应该都有体会。香港和大陆有许多相像的地方,这又是一个例子。

    钱这个东西,真是到哪里都需要。当时我的钱越来越少,我父亲寄的已经没我花销的多了。如果再看医生,估计又一大笔开支,至少也几百港币。她说不能减免费用,我也就打消了求医的念头。

    说到求医,我在香港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医诊所很多,闹市区几乎每条街道都能看到,可以说和香港的银行一样密集。此前两天感冒拉肚子,旅馆老板也是给了我一管中药。她当然是好心,很善良热心,我也表达了感谢。不过我一直对中医中药不信任。香港的中医这么兴盛,也说明这个国际大都市,封建残余依旧根深蒂固。在某些领域,香港比大陆有更多传统文化的烙印。

    坐了一会,我决定去香港大学,看看民主墙上贴的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和建议书还在不在。顺便,我也在港大转悠下缓解精神压力。

    这次轻车熟路,很快找到了民主墙。我的书信都完好的贴在墙上,没贴上那几张也都在玻璃窗里放着。于是我就放心了。我坐在民主墙右侧的长椅上,继续写《个人情况说明》。虽然写完后要印的话,只能到周一,因为文印店都歇业了……

    我在路上就感受到了香港与大陆周末时的区别。周末的香港,除了大型商场和饭店人潮汹涌,闹市游人如织,其他商行,无论是文印店,还是小卖铺,各种杂货店,都纷纷歇业。至于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更是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连医院专科医生都要周一才上班。我也无法去任何机构求助,打电话也全不通。而在大陆,除了政府机关和一些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商铺都不会休息,节假日都是照常营业(除了春节)。

    港人严格遵守休假规制,确是文明社会表现。至于利弊,就因人而异了。每周休息二日,自然是保障了工作者的个人休假权利,保护了职员和劳工利益;却也很明显会给消费者、办事者带来各种不便。在大陆,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想买百货随时都可,生活服务也每天都能找到人。但在香港,就什么都要等到周一,至少对收入不高的普通人是如此。我一直赞同增加劳工休假时长,维护劳工权利。而当我作为办事者,在香港亲身体会了一把处处吃闭门羹的周末后,又感觉大陆商户的勤劳也值得称赞,因为他们牺牲休息,为大众带来了便捷,也提高了自己的收入。这就是大陆经济某种程度上比他国和地区更有活力、商人更具竞争力的原因吧。这也让我对包括休假权在内的劳工权利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果然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啊。

    我写完之后,就在港大闲逛。这类走到哪算哪的乱逛式散心,是我自上初中前到现在,许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烦闷时,旅游或者闲逛,心情就会好点。但维权这两年,日益无心散心。满脑子都是事,什么景色都进不到脑海,走到某个终点才会回过神来,才真正看几眼景色或建筑。在港大也是,我走了半天也没看几眼香港大学的景致,走路时脑子基本是空白的。然后我就回旅馆了。

    (十二)到访六四纪念馆

    我在翻找手提袋里的材料时,翻出了冯女士给我的支联会杂志和宣传册。因此我又想起要参观六四纪念馆的事。我前几天一直在忙于求助,就把这事放下了。现在是周末,我决定赶在六四前去纪念馆。对我来说,8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令我无限向往的革命历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丰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一定投身于民主运动,会去牺牲,死在那个壮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饱经屈辱过了24个年头,一事无成。

    我来港时就希望参观六四纪念馆,而我来的时间又恰逢六四,参与纪念是理所当然。在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前,参观纪念馆,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于那些烦恼,都没有六四重要。不管未来是死是活,纪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传册上的地址乘地铁来到石硖尾。在地铁站附近简单的吃了点饭,就步行去纪念馆所在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纪念馆位于艺术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房间只有一间中型办公室大小,四壁贴满了关于六四的图片、海报;房子正中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前放了大概七八张椅子。房内安静肃穆,访客不多,有两位女性志愿者(应该是带薪志愿者,或者是工作员),一位坐在靠门口的办公桌后面忙着工作;另一位在整理馆内资料,见我进来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币放进去,那位志愿者连声道谢。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多年来都在关注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动,说中国的未来都在我这样的学生了。我很不敢当,告诉她不仅我个人,许多我接触的大陆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难的学生,对民主自由很向往,民主中国一定会建立的。听到这些,她非常欣慰,热情的给我介绍纪念馆。我问她纪念馆为什么这么小?她说这是临时地点,而此前,由于一些人捣乱,出现法律纠纷……被迫迁到这里。

    中共对港人纪念六四行为的抹黑、打压,我早有耳闻。现在又听她们亲口讲述中共的骚扰逼迫,亲眼看到支联会如此不易的坚持,我既感动又感慨。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告诉她,支联会所做的这一切,大陆人民都会铭记在心(大致意思是这样)。说了一会话,我才正式开始参观。(大致对话是这样,记忆会略有偏差)

    电视在播放着六四纪录片,此时正播到袁木恬不知耻的撒谎那段。而这类纪录片我在YouTube上看过,所以转头去看墙上的海报。

    海报内容分两大类:关于六四的背景、事件经过,和中共在大陆近70年的统治概况、近况;关于六四的照片,有一部分我曾经看过,还有的就是第一次见。其中有一张北京市中心的地图,标注了上百名牺牲者被杀害的具体位置,以及他/她们的姓名(或无名氏)或职业。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之子蒋捷连。还有一些大学生、一位“四川万县保姆”,及许多无名氏。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牺牲在了那个悲壮的夜晚,共同成为民主革命的殉难者。

    地图上标注牺牲者的符号,是一个个红点。而墙壁上的屠杀照片,则直接血淋淋的展示着中共政权的残暴,为这一个个红点做注。再看到六四前他/她们和平请愿、高举“德先生,你好”等各种支持民主自由的条幅满腔热情参与学运的照片,两厢对比,霎时就透出历史的残酷。而那些记录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在六四前声援中国学运,及屠杀后游行示威谴责暴行的照片,看起来令人振奋。可想到当今华侨华人对六四的普遍遗忘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淡漠、西方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绥靖及合法性的默认,这些影像反而让人直观的感受到历史的倒退。善恶、正邪的对比,总能让残酷更残酷、丑陋更鲜明。

    墙壁一隅的海报,讲述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脉络。从五年计划、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八六学潮、八九民运,中国曲折的历史本可以像韩国、拉美、苏联与东欧那样,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为专制画上句点。可是,密集的枪声打烂了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纵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轮车夫们因学生市民的死难而垂泪与呼喊,人民的勇气与善良,至少在一时,是抵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器的。

    墙壁所张贴的,大致就是这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纪念馆,明显比我去的临时纪念馆大的多,墙壁上张贴的六四事件资料应该也更齐全。

    关于六四的书刊,一本本陈列在书桌上。我问刚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阅,她说当然欢迎取阅,看完放回原处就好。我大致看了几本,多为图册,记录着六四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其中还有一本中共方面印制的宣传册,目的是为了向国内外宣传六四为“反革命暴乱”,照片的注解都是抹黑参与民运的学生和市民的,包括军车燃烧的图片。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注解,我在想,当年的中共还敢公开许多影像,甚至在国际上辩驳一番。而如今的中共,则完全通过信息封锁、舆论控制的方式维持统治。相比而言,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更无自信,也更为狡诈。

    还有的书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议。我此前就看到许多不同说法,纪念馆的书刊和报刊截图也是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如一张图片中的剪报提到英国档案揭秘有一万多人死于屠杀。其实,六四无论死伤几百人,还是上万人,都是惨烈而巨大的悲剧。一张张清纯的面庞变成长安街上残破的尸块,是不争的事实。与三年大饥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杀一样,死亡数字的争议不能成为掩盖罪恶的借口。未来民主中国建立后,包括具体死亡人数在内的种种关于六四的谜团,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一天。

    我在翻图册时,那位女士告诉我,下午有一个活动,有两个作画的艺术家来纪念馆,她们会指导参观者将对六四的感受用笔画成图画。她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当然。于是我就拿着图册坐到椅子上,一边看图一边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里的片段我看到过,但在纪念馆再次看到那些游行请愿的场景,又一次热血沸腾起来,默唱着《国际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纪录片中的学生队伍一起在长安街上行进,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

    下午3点左右,人开始多了起来。从我坐下到后来离开,大概有50多人参观,少数是大陆的,绝大多数是香港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每当参观者有问题时,那两位志愿者女士都很热心和详细的解答,为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六四的图文背景和故事。看她们熟练的对参观者讲解、更换着那几部纪录片的磁带(好像是磁带吧),应该是已经在纪念馆工作很久了。她们与我见到的冯爱玲女士一样,都对纪念六四这项工作有着全情的投入。从她们工作时的言谈举止及刚才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八九六四那段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诚的心来工作,或者说,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过了一会,来了两位女士,就是刚才那位志愿者告诉我的绘画艺术家。一位年龄约40岁,不会说普通话,和我基本没法交流;另一位不到30岁,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话。我,以及另外两位参观者,和她们两个坐在一起,五个人一起画关于六四的感受。

    我因为没上过小学,初高中时学校也多把美术课换成考试科目,所以基本没正经学过绘画,连最基础的线条都画的毫无筋骨,只能粗粗勾勒一番。另外的那两位参观者就画的算画了。一位女士画的是监狱还是什么的,另外的一位男士画的什么忘了。我画了一排阶梯,阶梯中途断裂(还有别的什么,画的比较复杂,忘了)。我告诉她们,这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的中国,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这就是我在图画中想表达的“对比”,也是我一直对六四事件极为重视的原因--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后来,我和其他两位参观者在纸片上的画,都用别针别在了展览幕布上。

    活动结束后,我又看了一会图册,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陆时和其他敏感照片一起删了),才告辞离开。临走时我告诉那位志愿者女士,我会去维园参加六四晚会,然后相互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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