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十四）（第四章第4节下）

    3.遭遇卢伟杰的威胁恐吓，几乎影响出院

    虽然此时我在医院丧失自由已有三个星期、受了一些苦，但是最终要出院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好消息。但没想到，此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差一点无法按时出院，甚至发生更危险的后果。

    6月27日晚上，我坐在2号病房最靠外一张床上，和李gx、James玩拼字游戏。我坐的床铺只和我住的铺位隔着一张床。在病房里，相对来说和我共同语言最多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了，我和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James的家人给他送来一个英语的拼字游戏版。这个游戏需要好几个人一起玩，进行比赛。我英语不好，很多单词早就忘了，但是James和李都希望我和他们一起玩，我觉得凑个人数也好，于是就和他们坐在一起，在小桌子上玩起了拼字游戏。中途到了夜宵时间，我和他们两个去餐厅吃东西，回来之后继续玩。

    然后就到了点名时间。每次吃完夜宵，护理人员都会对病人进行点名。不过我记得都是由护工而非护士点名，但这时身为护士的卢伟杰过来了。他突然指着我的铺位，瞪着眼冲我大喊：“坐到你的床上去”，我正坐在刚才那个床位等李gx和James回来玩拼字游戏，被他这声大喊吓了一跳。然后我就坐回仅隔着一张床的自己的铺位去了。

    这时，我基本确定他是在故意针对我找茬欺凌了。前面我已经说了那次换房事件和他当时对我的恐吓威胁，也讲了他对一位藏夜宵的老年病患和一位唱国歌的青年病患的粗暴行为。其实不止如此，还有几件类似的事。这些事综合到一起，足以说明他总是故意针对相对弱势的住院者进行欺凌。

    这个卢伟杰经常不理会我的问询。我趴在护士站窗台上问他吃药具体时间之类的事，他根本不理；我找他借笔（笔芯）和纸，他也不给。当然，这些还是小事。

    有一次，我晚上睡觉穿着病号服（也就是睡衣睡裤。不管白天吃饭见医生，还是在被窝睡觉，都是那一套衣服，既作为“正装”，也作为睡衣）感觉不舒服，就脱掉了睡裤，盖着被子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被卢伟杰和另一个护工叫醒，发现我的睡裤掉在地上，然后卢伟杰就呵斥我要我把睡裤穿上，我还没来得及去捡，他就把睡衣用穿着皮鞋的脚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捡。这种公然侮辱或许一些在监狱待过的政治犯见过。我这时怎么办呢？难道扑上去和他打架？那我或许永远也出不了院了。我只能从他脚上，或者说皮鞋上捡起来睡裤。然后我在被窝里穿，他还一直盯着看（这是不是变态行为？就算主观上不是变态，客观上这种行为是不是变态？难道不能把头转过去？），我穿好了他才走。

    关于这件事，后来我问了一位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护工。他告诉我，病房不允许病人脱掉衣服睡觉，需要穿睡衣，因为这是医院，不是在你自己家。但是这恐怕没有明文规定。就算有这个“潜规定”，也并不合理。如果是白天穿正式的病号服，晚上发一套软和的睡衣，穿睡衣也没什么。但是K4病房的睡衣和病号服是同一套，它的设计主要是白天穿的，晚上穿起来就像和衣而卧，肯定不舒服啊。所以为什么不能脱掉睡？而且我是盖着被子睡而不是露着裸体睡觉。当然，最重要的是，护士没有长着手吗？用穿着皮鞋的脚把睡衣挑起来、让我从他脚上拿，是什么行为？有没有职业道德和起码做人的品格？就算是病人就不需要尊重了吗？

    从前面的四五件事，尤其换床铺事件、被威胁事件和用脚挑起衣服侮辱事件，是故意针对我的吗？结合后来发生的事，和他对其他病患的欺凌，我觉得他并非针对我个人，而是对所有相对弱势、好欺负的住院者都如此对待。至于我为什么成了他的欺凌对象，大抵和我遭遇校园暴力的原因类似吧。例如在我被卢威胁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护工，他要我挺胸抬头，不要低头弯腰走路。以前在中学时，就多次听人旁敲侧击说过这是我被欺凌的一个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妨碍任何人的走路姿势、身体姿势，为何成为被欺凌的理由。就因为我低头弯腰就表现出自己懦弱好欺负？所以就应该被欺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护士是可以查看住院者档案的。将住院者的日常情况记入档案，作为判断住院者病情的依据，本来就是护士的职责之一（关于这一点，冯女士、林先生，还有张超雄、朱凯迪办公室的人员，还有和我关系好的护工，都或多或少提到过，也就是护士会观察和记录我的情况）。我在护士站外，经常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他们查阅、编写住院者档案。因此，卢伟杰肯定看过我的档案，了解我入院的原因，以及对医生说的话，自然了解我关于遭受校园暴力的事。而前面已经说了，卢伟杰这个人说话做事带着狠劲，和校园暴力中的欺凌者很类似。他的行为风格、面部表情，做类比的话，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里殴打、强奸安迪的那几个男犯，只不过他由于医院的规定和监控限制约束，以及香港较完善的法规，因而不敢那么干罢了。这样的人，恐怕学生时代就是校园欺凌者，在校园暴力中常扮演加害者身份（这一点如果有媒体肯调查，查到卢伟杰在中学、青少年时期的表现并不难。甚至进一步可以了解他现时邻居乃至家人对他的印象），是校霸，经常欺凌弱小。

    所以，他看到我的校园暴力经历，以及抗争经历、在中联办自杀以呼吁防治校园暴力的叙述，怎么能不对我产生恶感、欺凌的意图呢？我等于是他的天然对立面。这些也是我遭遇他一系列恶劣对待后才想到的，除此之外我也不了解他的更多个人情况。而他则通过查看档案，以及作为护士居高临下的日常观察和冠冕堂皇的记录，对我的个人情况，包括经历、性格等等了解的很充分。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他当然很方便了解我的弱点，也便于他利用职权借机找我的麻烦（其实，任何一个精神病房中能够接触到住院者档案的护理人员，都能够通过档案了解病房内所有住院者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等个人情况，然后由此产生好恶与偏见，了解到住院者生活处境和个人心理上的弱点，很容易发生区别对待、欺凌虐待行为）。此外，我是大陆人而非香港本地人，他相对也不太担心有家人或者本人找上医院投诉，所以欺凌我更为肆无忌惮。

    而这天晚上卢伟杰对我的呵斥同样是故意找茬。即便有要在夜宵之后回自己床位的规矩，也是护工而非护士负责（至少我在的那些天看到的都是夜宵后护工负责点名）；完全可以正常语气说话让我回去，而不是跟对待犯人一样，用训斥的语气冲我大喊大叫（当然对犯人这么做按理也是不对的）。这已经是他至少第五次找我的麻烦了。如果坐在哪等点名这种小事都可以作为训斥借口，那卢伟杰工作期间经常玩手机是不是也不符合规定？

    想到这些，我想到去护士站把这些事反映给其他护理人员，投诉他的行为，至少做个记录。现在想来，我非常幼稚。但如果只是向其他护士说一下卢伟杰的行为，本来也没什么危险。可是意外总是会发生。

    我走向护士站B。走到护士站门口，看见有好几个护士在护士站B门前和里边（卢伟杰也在里边，有不少人，可能在换班），还有病人在问询护士什么事情。我就对站在护士站B门前的一位年龄有50岁左右的护士（这位护士又是把牌子反着戴的）说这些事。然后悲剧发生了。这位老护士恰恰是病房中为数不多基本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护理人员之一。我跟他说了好几句，他别的没听懂，就只听懂了“卢伟杰”三个字。然后，他直接叫了在护士站B里边坐着工作的卢伟杰，我立即示意不要让他叫，他还是没听懂，我只能对着护士站里边的卢伟杰摆手，意思是不是在叫他。然后我给这位老护士解释说是想投诉卢伟杰，而不是找卢伟杰本人。他还是没听懂，以为我是要叫卢伟杰出来一下，再次叫卢伟杰从护士站出来。这次卢伟杰直接就出来了，而且他又是瞪着眼睛很凶的盯着我。我那时候也没考虑太多，就直接对他说：“我是要投诉你，你太严厉了”，就这几个字，没有任何辱骂或者冒犯（当然，如果把投诉就当成一种冒犯，那他前面对我的欺凌对不对？应不应该投诉？难道要我一直忍着？）

    卢伟杰立即暴怒起来。他走到我面前，直接把脸几乎贴到我脸上，狠狠盯着我，冲我低声吼叫（就是控制音量的吼叫）：“你投诉咩呀？你投诉咩呀？”然后又凶神恶煞的冲我吼叫了十几秒，因为是香港话，我又很紧张恐惧，除了前面这两句，我都没听懂，不过很明显不是好话。打个比方，卢伟杰的这通吼叫，就像电影《黑鹰坠落》中那些索马里民兵冲着被围攻的美军吼叫，听不懂说什么，但是明显是攻击性的、带有恐吓性质的。然后我就想避开他，扭开头想离开，他却追过来。我往后退，他步步紧逼，一边紧逼一边冲我吼叫，还比划着作势要打人，眼露凶光，整个一副脸和动作就跟正在拷打被捕者的狱卒一样。这时候那位老护士才过来拉了卢伟杰一下，劝住他。然后卢伟杰还觉得对我恐吓的不过瘾，指着我冲我大吼：“坐回去”。

    然后我赶快往回走，因为恐惧，我下意识的想离卢伟杰远点，就往大厅方向走，路上遇见一个正在扫地的护工，我同样下意识的想向他求助（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是不是还要打人或者捆人）。我还没说两句话，卢伟杰就在后面对那个护工喊，让那个护工把我带回我的床位。然后我也忘了那位护工怎么做的了，反正我自己走回2号病房了。

    坐回我的床铺后，我感到非常惊恐。因为在这个精神病房，护士捆人是完全可能的；卢伟杰在我的病历记录上写个“情绪不稳定”之类的让我出不了院，也易如反掌。我自己就是被绑着四肢送进来的。我也在病房看见过好几次病人被捆的情形。有些住院者被送进来后完全没有反抗，只是单方面认为其有危险性（据一位护工所说是这个原因），就从送进来后一直绑了至少一天（或者更长），被绑在床上不能动弹。所以，卢伟杰完全可能找个理由把我捆绑起来，那个滋味不好受。而在病历上记录住院者情况，也是卢伟杰等护士本来就有的权力，可以冠冕堂皇的这么记录，至于究竟怎么“情绪不稳定”或者其他污蔑，为什么有情绪波动，他当然可以随意编造个理由（而不会说是因为和他冲突）。至于说香港精神病院相对讲制度、道理，是真的吗？虽然前面医生联系我家人、安排出院事宜，的确很讲制度，都讲的非常死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了。但如果真的时刻都按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没有顾忌的欺凌好几个住院者吗（而且他不可能正好只在我进病房后的这23天欺凌他人吧，不知道他以前已经欺凌了多少弱势住院者了）？如果真的处处都讲道理和制度，卢伟杰会在我合理投诉后如此明目张胆的谩骂威胁吗？

    我之所以很是恐惧，也是因为以前受到过校园暴力的伤害，被多次威胁、殴打、辱骂过，有严重的心理阴影，又有焦虑抑郁，所以卢伟杰的恐吓让我想起这些恐怖的事，一下子整个人条件反射般的哆嗦起来了。本来在病房呆这么久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一下子就跟真的疯了似的浑身颤抖，精神紧张，脑子里乱七八糟。

    这时候李gx和James已经回来了。他们叫我过去继续玩拼字游戏，我恐惧焦虑的哪有那个心情。他们看出我惊恐不安，就问我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在2号病房里，也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我就坐过去告诉李gx刚才卢伟杰威胁我的情形，他又把话翻译给了James,告诉他“Mr卢……”，然后James就立即过来拥抱我（他很喜欢拥抱朋友），说不要担心，我稍微安心了一点。然后这时候卢伟杰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又过来了，冲着李gx说：“不要在这玩，把东西收起来”。于是李gx和James把拼字盘收起来，李gx说，我们去那边（供住院者打牌、吃饭用的大桌子，正对着护士站B，邻近“观察室”）玩吧。我觉得自己呆着也不安全，于是就跟着他们过去了。

    在桌边坐下之后，我当然还是没心思玩游戏。然后李gx看我状态实在不好，就让坐在桌旁的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代替我的位置继续玩，我坐到李和杨的中间。然后，我就小声跟他们讲刚才遭遇的事情详情。这时候卢伟杰又从护士站B走过来了，站在我的身后，不知道想干什么。然后李gx就问他干什么，然后应该还提及了我的事（当时非常紧张没听清），因为我听到卢伟杰回答“我就是想让他坐回他自己床上啊”，所以李肯定问他了。然后卢伟杰就走了。我还想抱怨，李告诫我不要再说了，如果卢伟杰一会再过来，“你（指我）就麻烦了”。

    过了有十几分钟，时间大约是晚9点至9点30分，卢伟杰和其他几个护士下班了，背着包离开了病房。这时我才敢和李gx继续说话。我就对李和其他几个住院者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威胁”、“怎么哪里都有这种人（指以前在学校和其他地方遇到的各种恶人）”，李说，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什么人都有。他还告诫我不要去触怒卢伟杰（虽然明显是卢先威胁、侮辱我多次），说“他这个人很麻烦的”，然后还指着James说，“你问James，他也被卢伟杰推搡过”，“他（卢伟杰）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喜欢找比他弱小、好欺负的人的麻烦，你看他就不会找我（李gx）的事情（李gx的意思是，他自己比较壮实、仪表堂堂，而卢只敢欺负弱小，而不会惹不好惹的。这与校园暴力的动因如出一辙）”、“这个社会它就是什么人都有”。我说我是正当的投诉，为什么被这么对待，这不对。李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啦（还和卢伟杰冲突干什么？）”，要我别再声张，尽快顺利出院。我说一定会反映卢伟杰的行为，这时旁边另一位住院者（不知道名字，是我出院前几天才被送进来的，送进来时他被绑在担架上，但看起来很柔弱没什么威胁。过了有一两天才不绑他了）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没用的，他们不会相信，而且会说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我能够明白，就像性骚扰受害者反抗、举报骚扰，同事、社会，甚至家庭，反而会指责被骚扰、性侵犯的女生“不检点”，进行“荡妇羞辱”。那位很胖的美籍华人杨x也劝我不要想了。（那位李gx讲的的确很对，我看到的被卢伟杰欺凌的几个住院者，非老即弱，或者神志不清，以及像我这样来自大陆（不是本地人、以后家属也不会找上门）、有受校园暴力伤害等明显弱点的。卢伟杰知道欺凌这样的住院者，遭遇反抗或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才借故找茬。这和校园暴力欺凌者专挑好欺负的下手，如出一辙。无论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还是精神病房中的恶行，不同年龄、不同环境的欺凌与虐待，都有某种相似性、共通性。而且，这些不同类型的暴力与欺凌，其加害者有重叠性，受害者更具重叠性。流氓恶霸在哪都更会做流氓恶霸作的恶，弱者或者有明显软肋的人在哪里都更易受欺凌）

    我那时感觉很惊恐。因为我不知道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再做什么事，尤其是找借口阻止我出院。而且我面对这种恐吓，总是希望要个说法。于是，在一位年龄大约30岁、有很密的短胡须的护士走过时，我跟他打招呼，然后把我被卢伟杰威胁的事情告诉他。他却不以为然，回避我质问的卢伟杰在我投诉时的威胁，说“是你先犯错的（指我没有坐在自己床上才引来卢伟杰呵斥）”。我说这可以直接告诉我，为什么冲我吼叫呢？我还说，以前换病房的事情时候，卢伟杰就拽着我拉到病房，并且对我呵斥。这位护士说，“那是因为劝说你不要换病房你不听，所以（那样做）警告你，让你听话”。我还提及了卢伟杰用穿着皮鞋的脚挑起我的睡衣，让我从他脏鞋上拿睡衣的侮辱行为。这位护士回答，“那是因为他没有戴手套，所以不能直接拣病人的衣服”。后来我又争辩，而这位护士一直强调我“犯错”在先，而回避卢伟杰的粗暴、恐吓言行。后来我告诉他我还会投诉，他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他就去忙工作了。他的牌子同样反着，而且我这时要求他说出名字，肯定会引起猜疑甚至转告给卢伟杰，我肯定就麻烦了，所以也就没询问他姓名。

    我回到桌子旁边，继续低声说这件事。李gx说，“既然你已经给他们说过了，就别再说了”，让我早点休息，等待出院，别再发生什么事。虽然我被惊吓的难以立即入睡，但还是回床铺休息了。

    我回床铺躺下后，就在担心卢伟杰会不会在第二天继续找麻烦。据我从一些护工那里以及打电话给那几位泛民人士时了解到，精神科的护士会在日常观察我的情况并记录，以此作为判定住院者精神状况、是否可以出院的重要依据。而我出院日期还不确定，如果他再找茬，尤其故意激怒我，在护士观察记录之类的东西上写上“情绪不稳定”、“有暴力倾向”之类的文字记录，那就可能导致我无法正常出院，甚至在此后如此循环的欺凌和恶意记录，导致我永远无法出院，成了“终身监禁”。至于医生，当然会更信任甚至偏袒护士、同事，而不是相信我。如前所述，卢伟杰还对其他几个弱势病患进行欺凌，说明是惯犯，阴招必定很多。

    想到这些，我非常担忧。我在精神病房本来就因失去自由而精神恶化，遇到这件事我更是恐惧、焦虑，精神萎靡，浑身瘫软。当然，更严重的身心不良反应是在离开医院后才更清晰体会到的，类似于或者就是PTSD（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后一直睡不着，哪怕已经吃了安眠类药物。而晚上强制灭灯也没办法看报纸，任何转移注意力和排除恐惧的手段都没有，内心就这么一直焦虑着。可能到了后半夜（我也不知道具体几点），才稀里糊涂的睡着了。然后早上醒的非常早，6点多就醒了。醒来不久我就看到了卢伟杰。我吓了一跳，为了稳住他，于是下意识的试探着、带着如今让我蒙羞的歉意口气（因为当时很恐惧，怕得罪他出不了院）对他说，昨天晚上的事我不该举报你的。他摆摆手说“没事”，我心想，你说没事，但我有事了。本来被禁锢就加剧焦虑恐惧、丧失自由，遭了很大罪，这一下又让我雪上加霜。而且他还欺凌其他住院者，仅仅在我被监禁的20多天就看见好几次（前面我都详细讲过），也亲身经历了4次（前面也讲过），怎么能轻易放过他。只不过我不想断送出院的机会，免得其故意在病历中护士观察情况上恶意写东西，只好在罪恶的屋檐下低头了。（当然，有时候卢伟杰也会表现好的一面，例如我洗完澡想换个病号服的薄夹克式外套，他说可以，给我拿了个。但他对我的伤害远大于这种本身就是职责范围内的帮助，我不会成为那种类似于“被劫持但觉得劫匪表现出善良”而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

    如前所述，精神病院/病房特殊的环境，精神病房医护与住院者特殊的身份，都会让反抗、举报难上加难，甚至被倒打一耙欺凌、监禁。如在知乎提问“精神病院中发生过哪些细思极恐的真实事件？”下，知乎用户“江t 809”（800多粉丝、14000多赞同，1600多感谢；本回答有127赞同，21评论）的回答所说：“可怕的就是：由于精神病院的天生属性，在精神病院里发生的各种不公平、欺压和侮辱（尤其是医护对病人的）都会被区别对待。这些如果发生在意识稍微正常的病人身上，只要病人做出了对外界而言正当的防卫乃至反抗，在精神病院里其唯一的后果就是让人们觉得他病得更重。这是一个可怕的怪圈。很难找出把柄来破解这个局。”因此，我根本无法反抗卢伟杰的欺凌，鼓足勇气去举报，却一下子被吓得坐卧不安，甚至可能影响出院，让即将到来的自由失去。和卢伟杰早上打过照面、“服软”后，我还是惊魂未定。

    上午，我立即就给冯女士打了电话，把大致情况告诉她，说遭到护士威胁恐吓。她说那就告诉医生或者社工啊。我说担心因此又纠缠不清出不了院，她说那你考虑考虑，她下午会来看我。我紧接着又给张超雄办公室打电话，是那位梁女士接的。我告诉了她我举报卢伟杰的一系列欺凌行为，反而遭到威胁恐吓，如果出不了院怎么办。梁女士说，根据她对精神病院情况的了解（她也没说是曾经在类似机构工作过，还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了解），建议我不要再去护士站举报了。我听她这么说，更有点发慌。不过我没忘了告诉她，希望郭永健先生给医生或社工打个电话，帮我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变相算个担保，让医生允许我早点出院，以便早日回大陆、得到自由、见到家人。梁女士答应后我就道谢挂断了。

    之后，有一位“心理辅导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经常在餐厅讲课的人，也是那位与我多次交流过的叫“潘w聪”的同事、同职位的人，来到了病房。我就告诉他，我想见潘w聪，我其实是想告诉潘先生我的遭遇的。我对于与卢伟杰关系密切的护士不信任，也不信任和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医生，但我觉得潘先生可以信任。而这位“辅导师”我没有过交流，所以不太方便给他讲。这位“辅导师”告诉我，如果我想找潘w聪，他可以让潘先生下午来一趟，我说希望他来。这位“辅导师”就答应了。

    我为了减轻恐惧、转移注意力，就选择和我熟悉的护工多说话。我和一位护工谈起了我来香港、经历的苦难，以及以后估计不会来了之类的半诉苦半打发时间的话。那位护工对我很同情，说我能尽早出院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香港吧，他还开玩笑的说，只是别再进这里了。

    其实也说不了多少话，护工还要工作。我只好拿着报纸翻来覆去的看，捱过时间和恐惧。中午吃饭又是要了两份。下午来回走路等冯女士来。

    到了4点半，我就更加着急了。我给冯女士打电话，她说在路上。可是，到了4点45分，冯女士还没有到。我最后一个电话打过去时，她说正在上楼。我问护工，护工说最后十分钟就关闭探视了。我叫苦不迭，没想到出院前（也可能出不了院）很关键的一次见面竟然就这么没有了。在自己孤独、惊慌、无助的情况下，我是很有责怪冯女士的想法的，哪怕她并没任何义务探望我、帮助我。

    就在我绝了望，要返回床位时，突然护工叫住了我，说冯爱玲女士来了，而且护士答应可以让我与冯女士见面。

    我进到餐厅，和冯女士坐下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了。一位负责管理的护士说，可以给我们10分钟的谈话时间。然后冯女士说让我给我父亲打电话，然后又要等护士把我手机拿来。等待过程中，我就向冯女士抱怨，说“我付出这么大牺牲，耗尽精力、流血抗争，换来的就是没有人响应、支持……”等等怨言。冯女士就在一边听着，等我说完，她才说，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支联会）都抗争了几十年了，也没有能够实现平反六四……我说我能够理解，也知道做社会运动不易，我心理脆弱所以承受能力差。然后护士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出来了，问我用哪个，我说苹果那个，然后赶快开机给我父亲打电话。接通后我父亲告诉我，林先生已经帮我找好社工了，在深圳和郑州都找到接我的人了。我父亲又细心嘱咐了我几句，让我听话、注意安全，入境后立即给他打电话，我答应后就挂断了。

    然后，我就说我手机快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如果回程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怎么办？我当着护士的面告诉冯女士，这些人（医护人员）不让我充电（我请求过好几次，他们都不同意为我手机充电），然后旁边的护士立即说“我们给你充、我们给你充”，还问我是否就这两部手机，然后就把我两个手机都拿去护士站充电了。对比他们对我单独要求时和冯女士在场时的表现，完全是两种态度、两幅面孔。关于这件事，我前文提及过，在此不多叙述。

    这时候，冯女士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来，对我说，你家庭情况很不好，而且路上需要路费，这些钱是大陆人士捐到支联会募捐箱的钱（人民币），都是零钱，不好兑换（不方便兑换成港币），给你做路费，也算是一点心意。我立即推辞，说这怎么行呢，我不要，冯女士却执意要给，还把钱从红包里拿出来数给我，那么多张“零钱”数目还不小。我说，这些钱是大陆人为六四捐的，我要这个钱不合适。冯女士还是要给，这时候护士听到了走过来，他说按规定探视者不能给住院者财务（这个倒是有明文规定，墙上贴着），如果要给等出院后在门外给吧。然后我说护士都这样讲了，您不要给我了。冯女士这才把钱收起来。这时候十分钟到了，冯女士又留给我一块黑面包和一瓶龟苓膏交给护工，让我出院时带走，然后才和我告别。（其实冯女士所给我的，也可能是她自己的钱，换成人民币给我；或者给了那些人民币捐款，她自己又拿钱补上。但无论是六四捐款，还是冯女士个人的，我都不合适收）

    就在这期间，我看到那位“心理辅导师”潘w聪从餐厅外面往门口走去。可能是上午他同事告诉他我要找他，因此他下午来见我，没想到正好遇上我和冯女士见面，他也就没等我，直接就走了。我也就丧失了一次立即状告卢伟杰的机会。但现在想来，说不定潘w聪也可能偏向卢呢？而且他没有任何权力，即便我告诉他，他自己也没办法，还是会告诉医生或者医院，再调查、处理，又节外生枝影响出院了。此外，因为护士、护工一直在我和冯女士身边，我也没办法当面给冯女士细说此事，也止于在此前电话里的几句了。这种对于卢伟杰有利，对我不利的环境，让及时举报成为了难以实现的事。

    4.终于看到自由的曙光

    虽然这时我还不确定是否能在几天内顺利出院，但至少看到希望了。我尽可能隐忍，避免节外生枝，也避开与卢伟杰的冲突。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和一位与我关系不错的护工谈到了卢伟杰。我对他说了卢伟杰威胁我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告诉你卢伟杰这个人（根据后面的话，从逻辑上推论，他想说而省略的应该是：“卢伟杰如何不好”之类的），你就更生气了，你生气对你身体和心理都不好（大致意思）”。他还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要放平心态，平常走路挺胸抬头，别低着头弯着腰走路。而这样的话我此前就听其他人说过多次。我也不知道我低头弯腰走路碍着谁了，为什么这会成为被欺凌的一个原因（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挺胸抬头走路更好，弯腰低头的姿势习惯了，就不容易矫正）。至于对我说过“放平心态”的就更多了。我想，那些欺凌、伤害我的人为什么不矫正他们的不良心态？这个社会总是对受害者说三拣四，却对伤害他人者退避三舍（当然，我知道说这样话的同样有许多是出于好心）。这位护工也知道我很快要出院，叮嘱我回去之后找个工作，好好过日子，照顾父亲（我跟他说过我父亲中风过，家境也不好），别再搞那些政治方面的事了。我说我出院后会把在病房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出来，他就说“唉，你呀，你……真是吃亏吃的还不够……”，虽然他说话是批评，但我知道他心肠不坏，语气也是关心的，本身是为我好。我也就没再说什么。

   关于我会叙述我在精神病房遭遇的事，我告知了多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护工和护士，他们大多都同意我写。不过也有护工叮嘱我，“如果在外面说你进过这里（精神病房），大公司是不会雇你工作的”。我知道他是好意，不过这也又说明，即便在香港，社会对有精神问题的人（哪怕已经治愈或者说本来就没多大问题）的歧视也是比较普遍的。

   捱到第二天，我给林祖明先生打电话。他告诉我，已经在深圳和郑州找到社工人员了，可以接应。我告诉他，希望他把我在大陆有人接应的事告诉医院的社工和医生，以便于让他们放心让我出院。然后我把社工王姑娘的电话号码说给林先生。林先生答应会说的，我道谢后结束了通话。

    然后，我又给冯女士打了电话，再次声明我不要那些钱，那些都是大陆人为纪念六四表达的心意，应该用做关于六四的用途，我不能接受这些钱。冯女士答应了。此外，我还就那次探视时我发的火向冯女士道歉，我说不是针对她，而是我来香港抱着巨大希望，却遭遇如此悲惨境地，所以才发了牢骚。冯女士也表示理解。我告诉她如果我回大陆被扣，希望她和我父亲联络，冯女士也答应了。然后我又对她这些天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我也向冯女士告知了明天上午就出院，她恭喜我即将出院，还说第二天出院时会来接我。

   下午，我又给林祖明先生打电话，他说，已经告知了社工，社工会转达给医生的，但最重要还是我自己表现正常，这样医生放心我出院。他还说，回到大陆之后，可以和他联系，如果我失联了，他会联系我父亲。我又万分道谢、结束通话。（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告诉林先生卢伟杰的事，是因为我与他的交流更多是“公事”，还有一些其他交流细节中我也感到多说或许无益。因此我自己至少在这件事上选择“识趣”一些，不再给人家添麻烦。不过我回陆后因其他事还是不得不“麻烦”了他和他的朋友，和林先生还是以不愉快的对话告一段落（那件事与我求助太急有关），这我会在后文提到。不过无论如何，林先生前前后后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也不应以“升米恩斗米仇”心态评价林先生）

    过了不一会，护士就叫我见医生了。女陈医生说，我明天大约10点钟就可以出院了。她又一次问我出院后会怎么样，我说会好好工作，重新生活。她问在病房期间，还有什么事吗？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只盼及早出院，只好说“没有事”。她说，会开具一封转介信（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已经提及了，她只开英文转介信，而没有中文的。而且我问她，是否可以开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诊断证明，她说无法开具），还会给我一个月的药物（但也未告知我药物的名称、性状、作用）。这些都会在我出院时由护士交给我。我说能不能开一些安眠药，我休息不好，她说可以开几天的。我对她表示了感谢，说了再见（我可是不想“再见”、“再进”了），然后告别。

    此后我又打电话告知了林先生，也打电话告知了张超雄办公室的梁女士。我还告诉梁女士，算了先不要追究卢伟杰的事情了，也不要郭永健先生向社工询问此事了，先出院，我先自由再说，然后我也向她以及郭永健先生这些天的关心表达了感谢。

    哪怕医生已亲口告诉我，我第二天就会出院，我仍然不敢确定，担心发生意外，让出院延迟，甚至无法出院。我知道，在精神病房里，哪怕做出在外面算不了什么事的举动，都会被视为“有病”、“犯病”，例如发一下脾气、喊一嗓子、锤几下墙壁，换来的就可能是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无限期的“徒刑”。至于大喊大叫抗议，后果就更可怕、难以预知了（例如可能会被电击，以及永久性监禁之类）。越是要出院，我越是提心吊胆，恐惧不安，担心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或者我控制不住要出院而激动的情绪，表现出什么情绪波动而无法出院。我按捺着不安的心情，又去找和我熟识的护工说话转移压力。

    到了晚上，我吃了安眠药，却还是睡不着。失去自由22天了，终于熬到出院的时刻，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不受约束的走动、做事、生活了。虽然回到大陆，不知还有什么危险在等着我（在中联办割腕，中共、地方政府会轻易放过我吗？他们对待上访者的事例我很清楚），但走一步说一步吧，先获得自由再考虑别的。辗转难眠中，看着已经熄灯的病房，我脑子里很乱，不想也无法思考更多，只是想着早些自由。不知到了凌晨几点，我才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如果没有吃安眠药物，我不知道是否会睡得着。

    醒来时，病房内还是黑乎乎的，但能看见墙上的表，是大约6点。

    5.终于离开精神病房，以及对于中国大陆恶劣精神卫生体系的再评价（前面评论过多次了，但不够。虽然本段的评价也还是远远不够）

     6月29日早上，我6点左右就醒了。如果没有意外，我马上就能出院了。但我忐忑不安的心，并未放下。功亏一篑的事多的是，而我又缺乏耐性，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不过，后来几个月的事情证明，我自己努力克制、忍耐，可是外部环境从没“克制”对我的有意无意的伤害。

     不过，我至少忍过了出院前的最后几小时。在病房来回踱步，等到开饭；吃完饭，又与护工说话，来回踱步，看旧报纸，打发时间。虽然只有几小时，却坐立不安，焦急不已。而住院者李gx今天也要出院了，我们互相恭喜对方将获得自由。

    上午10点20分左右，护士终于通知我，可以出院了。他把转介信和药交给我，又让我回自己铺位和抽屉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有无落下什么东西。我把写的诗、杂七杂八的记录及写有几位联系人的纸张拿走，其余的如冯女士给我的教会的册子什么的都不要了。然后，护士、护工把我带到病房大门外的一个房间，让我检查一下存储的东西有无遗漏，护士还把我的两部手机给我，说“已经帮你把电都充满了”，我表示了感谢。另一位护工让我把冯女士送到病房的牙刷也拿走，说“你路上还要用”，还说了一句“这里（精神病房）不属于你，回家吧”，让我有了一丝感动。

    然后，我才拿回了自己的上衣和裤子，护工让我回病房厕所穿上。我到了厕所赶快脱下如囚服一样标着“那达素医院（或者写的是“医院管理局”？记不清了）”字样的格子病号服，穿上久违的正常人的衣裤。我出来之后，其他住院者纷纷向我挥手，恭喜我出院，大都是一幅羡慕的表情，我也向他们挥手致谢，内心也希望他们早日获得自由。我也和其他医护人员打了招呼（幸亏里边没有卢伟杰），告别了我住了22天零14个小时左右的精神病房--东区尤德夫人那达素医院精神科K4病房。（我被关进来的时间是6月7日大约晚上8点至9点）

    凭心而论，我在香港的精神病房，主要是失去自由、加剧焦虑和抑郁，但大多数医护人员还都不错。当然，医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让我被关了22天有余。对于我这样渴望自由、无拘无束的人，已经是沉重打击。而出院后的“禁闭后遗症”，PTSD，才让我更加体会到拘禁带来的伤害。

    但大陆的精神病院中关押的精神病患（包括并不必要强制住院的轻度精神疾病、精神障碍、情绪病患者）、“被精神病”者、本来没有精神病却被折磨成精神病的公民，遭受的不止是失去自由，而是受到欺凌、虐待、不合理惩罚、长期甚至终身监禁。就像我在前文举的例子，住院者吃的饭猪都不吃，被捆绑、电击普遍而没有严格的规定和监督，一些住院者尤其懦弱的病患被当做仆人被医护人员使唤，住院者中也有互相欺凌，而医护对待住院者更是歧视、欺凌十分常见，即便北京的安定医院、苏州的吴中区精神病院、南京脑科医院这些发达城市大型的精神病院都是如此，小城市、县城的呢？（当然，有人觉得那些人是一面之词。那么，他们说的是否合情合理？有哪些明显虚假的？医护人员敢不敢和出院者对质呢？精神病院和监狱相比，有哪些异同？这些不难考证）

    知乎上有些例子详细说明了精神病院的恐怖，我前面已举过多例，其中包括一位知乎用户“8X23（迄今共有740多粉丝、获得4700多赞同、731感谢、809收藏。本回答获得231赞同，34感谢，139评论）对县城精神病院的恶劣饮食环境的陈述。其实她还提到了更多丑恶，她的话简练而有力，既深刻又有同情心，很值得摘抄（重点部分用粗体标出）：

“我错了 我知道自己偏题了……对不起……

我说明一下。我只是指我所在的这个小县城的唯一一家精神病院……

其他医院我不知道……我也相信这个世界有好医院 

这个世界有善

但是我也相信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坏……

人性 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存在……

～～～～～～～～～～

我的母上大人是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拿着国家发的那个精神残疾证的。

15年我陪麻麻去办证书的时候，是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办的。

我想说，那个地方，是人间地狱。

在那里，医护人员，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没有把精神病人当人看。打，骂，言语凌辱，到处是栅栏，人就像猪一样被关起来。甚至会猪狗不如。

真的，是有多狠的心才会把父母送到那个地方啊！

我亲眼看见医护人员对待精神病人就像对待猪狗一样，那些精神病人的眼神透露出的绝望才是这个世界最深的绝望，想死，死不掉，死了医院没钱，想活，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对了，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精神病人的伙食，我只能用一句话形容，猪都不吃的东西。

在那里，没有人权。

精神病人也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

我痛恨那个地方，当时医生劝我把麻麻也送到那个地方，说，我到上海读书了就没人照顾麻麻了。不好意思，我拒绝。”

    而维权网站如“维权网”与“民生观察”等涉及“被精神病”的案例中也有千百条信息，这冰山一角的丑陋已触目惊心，何况全中国超过百万的被以“精神病”为由的被拘禁者。他/她们所受之苦、之辱，处境的绝望，不是我的遭遇可以比拟的。

    患有轻重、类型各不相同的精神疾病患者，以及没有精神疾病或程度很轻但却“被精神病者”，是社会中边缘的边缘。对于身体残疾者，许多人还抱以同情、施以援手，而对于被扣上“精神病”这个帽子予以污名化的人，则会遭遇空前的歧视、孤立、排挤，以及恶人故意的刺激、诋毁、诽谤、散布谣言，导致心理疾病患者处境雪上加霜。如果辩解，一句“你有病、你不正常”/“你精神错乱”/“你在幻想、你有妄想症”，就可以堵住你的嘴、摧毁你的话的可信度、摧毁你的生活。而且，这些“精神病”往往也会被家人歧视、欺辱（当然同时也有精神病人伤害家人）、抛弃，送进精神病院。

    而关进精神病院，则更是丧失了自由、没有了普通人拥有的基本生活，学业、事业、理想……什么都没有了，如犯人般过着没有尊严的日子，以及几率和严重程度都远超常人的虐待、欺凌。如果反抗，可以顺理成章的捆绑、殴打、电击，如果告状，而又有谁信你呢？因为你是“精神病患者”啊。何况，大多数人连告状、投诉的机会都没有（在监狱毕竟还可以见律师、有“驻所检察官”之类的独立人员（哪怕有些地方如中国大陆，那只是形式，但是有点能力的犯人还是可以求助的），精神病院有吗？监狱也有一般性反映问题的渠道即找狱警，说不定个别的会发善心，但精神病院的医护会听住院者、“病人”的诉求吗？），一辈子都会在比监狱还没有规矩和人道的环境中度过一生，最终死于精神病房。而受到的一切欺凌、虐待，甚至更严重的伤害，都飘散在火葬炉的烟尘里、埋葬在黄土或水泥之下了。

    但在舆论场上，人们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精神病证书等于杀人执照”之类极为粗浅、带有强烈歧视与偏见的认知上，让新闻爆料的个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饱受虐待、生不如死、残死无声的现实。哪怕，有许多研究证明，即便真的精神病人，犯罪率也不高于甚至低于普通人。

    如BBC文章《大规模枪击案是否和精神疾病有关》中提到的研究表明，“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行为仅占美国整体暴力事件的3%-5％（远低于普通人群中高达18％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这意味着“即使你能够消除所有精神障碍患者，你仍然要面对96％的暴力”。此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所犯的暴力大部分是轻微违法行为，如口头攻击或出手打人，没有杀人（然而自杀是一个突出问题）”。相反，文章提到，“其实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成为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除了这篇文章，无论陆港台、新加坡等华人圈，还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有许多相关研究数据，证明精神病人并不比常人更具伤害他人的可能。而且有些研究认为（如BBC这篇文章），精神病人还比普通人犯罪率低。那么，难道要把全世界所有人关起来吗？否则，为什么单独针对精神病人，甚至仅仅被怀疑“有精神病”的人呢？当然，有人会说，精神病人犯罪更随机，更难预测。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大多数犯罪都是难以预测、预防的，且精神病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概率是极低的。监狱的罪犯也有权出狱“重新开始”，哪怕二次犯罪的几率很高（这个同样有统计和研究）。而与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火灾和意外爆炸、工业事故等意外事故（这些事故突发性和随机性都极强，伤害巨大，致死率高，并不是防范就可以避免）导致的巨量伤亡相比呢？据统计，仅交通事故一项，全世界近年平均就有125万（联合国数据）至135万人（世卫组织数据）死亡，2013年有5400万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据中国官方统计，2018年中国有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世卫组织则通过中国卫生机构收治数据测算，中国每年平均因交通事故死亡25万人（2015年数据）。

    而精神疾病犯罪造成的伤亡则不足这些意外事故的千分之一、不足“正常人”恶性犯罪造成伤害的百分之一。我们为了预防那微小的可能，就要毁掉他人、毁掉这个国家一代几百万人、累计十数年即以千万计的人生吗？就像为了预防交通事故，难道应该禁止一切包括汽车在内的现代交通工具，全部改成步行或坐轿子吗？何况，我们如果采取更多心理健康投入、心理危机预防、建设性治疗（而非监禁式隔离），这些也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预防、解决的。

    而且，我是赞同对伤害他人的精神疾病患者按照法律进行惩罚的，因为他/她做了伤害别人的事，不管精神状况如何，就应该承担责任（当然也要适度，例如除非特殊情况，不应该以“有精神病存在危险”为由而终身关押，但可以判处犯了无期徒刑罪行的精神病人终身监禁、犯了死罪的精神病人死刑。总之，应该尽可能把确诊或疑似的精神病人，类比对正常人的惩罚，并通过司法手段处理，而不是以“非正常人”甚至“非人”来对待），而不是把所有的、绝大多数没有伤害他人的精神病人乃至疑似精神病人都抓起来关起来（而且往往是关一辈子）。

    这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大多数并没有伤害过他人，犯下足够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的更是比例极低。相反，他/她们多为受害者，往往是因为遭受职场暴力、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政治迫害、家庭和人生变故（如巨大挫折、利益损伤等负面的事情），罹患精神疾病，或者只是因愤懑、耻辱、痛苦而有了心理问题（还没有严重疾病），却被关进精神病院里，遭受二次伤害，甚至毁掉一生，这何其不公？至于“治疗”，如前所述，我所讲的大陆、香港的精神病院，真的是在“治疗人”还是在“治人”、“整人”、伤害人呢？这些难道不需要改变吗？更进一步的，整体、具体上，要如何改变？我这篇文章就是在写这些，我也正在思考，未来也会写出更多相关文章。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其他人写的深刻的评析与拟出的方案。

    在知乎问题“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的回答中，有一篇匿名回答，迄今获得了3.4k赞，470多感谢，150多评论，其论述极为深刻，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全部复制于此（重点部分用粗体标出）：

“反对很多答案，不一一点了。

作为一个有亲身经历的人，匿了。

我希望段子手们远离这个话题。我甚至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建设起美国式的逆向歧视。

因为精神疾患，和同性恋、性别歧视等其他话题都不一样，它的特殊性在于，很多段子只要稍微写的真实一点，都很可能被认为是真的。

比如某个高票答案居然说调戏护士……

要知道在一个一线城市，大部分病区看护也不过是护校毕业，甚至是社会无业人员。拿着两千多的月薪，全封闭的工作环境，三班倒，有的地方连手机都不让玩，无聊的工作中拿病人寻开心成了很多人唯一的娱乐活动。

下面是答案。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装有病被治好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该吃吃该喝喝没用。

报警没用。

报警没用。

报警没用。

（我就很奇怪你哪找电话去）

因为现实就是，真有病的都得不到妥善治疗！醒醒吧，少年。

以下我会慢慢解释。

“精神病”的概念很宽泛。至少比大多数人认知中的“疯子”要宽的多。

在实践中，焦虑、抑郁、酒精依赖，都可以收治住院的。

所以，能不能出精神病院，并不想很多人想的一样，是一个逻辑诡辩。

这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它是与：患者是否是家人送来的，是否是权力机关送来的，是否有人交医药费……有关。

而且在今天，第一重要的决定因素不是医药费，而是医院是否会担责任。

因此监护人或权力机关的送诊至关重要。

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病，而在于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如果走了必要的程序送进去了，那几年内几乎没有机会出院。

这并不是因为患者是精神病，而是因为中国精神卫生机构的管理和治疗水平底下。很多有明显症状的人都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在精神病院终老一生。或者反复的出院，入院，出院，入院。

对于误诊的，没有明显症状的人，根本得不到关注。

你以为进了精神病院会有医生围着你转吗？你以为医生会把你的行为当成症状吗？别天真了。

没人理你才是最正常的状态。大夫查房时溜上一眼，开一种治不好也治不坏的镇静药（比如劳拉西泮）吃几个月，平时交给病区护工，才是正常状态。

医生见惯了病人，都有幸存者偏差。但在一个低级的环境里，小小的偏差可能把“病人”困在病房里几年再正常也不过了。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而且，说句最通俗的话，送进去没病也能整出点病来。

就像很多人说的，被“冤枉”造成的情绪波动和初入院的镇静药物的使用，会形成恶性循环，会使人在困倦和暴躁之间交替，很容易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本身现代科学对很多精神疾患的发病机理和判别标准都还在研究中。其中也包括精神分裂，双相障碍和躁狂这些符合老百姓“疯”的认知的严重精神疾患。

精神病在临床判断中是症状指向的。

也就是，不管你的情况是怎样的，你表现的像个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但是问题在于，以今天中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水平，对精神病的判断是恨粗疏的。

而且说精神卫生机构，也确实是自己监管自己。

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只有一些大城市，只能做司法鉴定，即鉴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完全的刑事与民事行为能力。 够资格做这个鉴定的，一个城市也只是寥寥几个专家。至于大家想象当中鉴定一个人是否“有病”，这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做不到的。

要知道，我国太多小的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里甚至没有精神病院、精神科。

说一句最明白不过的话吧，在当今中国，精神病院“隔离”的功能远比“治疗”的功能大。

再者，一般的说来，“被精神病”的人，往往在生活中，本身可能就具有性格孤僻，社会关系不融洽等特点。或者卷入了一些社会矛盾当中。本身很可能已经具有心理或情绪问上的题。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其情绪问题发展成精神障碍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精神疾患患者的权益保护和精神卫生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社会问题， 只有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就像同性恋权益运动、女权运动、关爱自闭症患者运动、关爱艾滋病患者运动那样的社会运动，才能推动精神卫生机构与制度的建设。

包括普及收诊前鉴定制度，建设第三方监管制度。这都需要巨大的经济投入。

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里会有ngo的推动，有义工的服务；有南方系的报道；有姚晨、濮存昕、司马南、袁立之类持不同政治取向的大V们去体验约束、体验分裂症患者的恐怖嚎叫，之后写下的一篇篇催人泪下的微博；有马云这样的大老板捐钱；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有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的研究与奉献。 

但更多的，是有无数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误诊者的血泪。

只有经历这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从大了说，整个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

愿每一个精神疾患患者和被误诊者得到健康、快乐、幸福。愿我们的国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这篇回答很悲观，又很现实。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陆相比，的确已经是天堂了。而我被关在香港23天，而没有像大陆的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被关几个月、几年，甚至一辈子，也是足够“幸运”了。那么，大陆以百万计、十多年累计就能以千万计的被关押在精神病房的人，怎么办？他/她们虽人数众多，但社会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些人的话语权几乎是完全缺失的。相反，人们更多停留在“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精神病证书等于杀人执照”、“精神病人闹事打人警察都没办法”之类极为粗浅、带有强烈歧视与偏见的认知上，新闻爆料、众人口传的显性“精神病杀人”“精神病闹事”的个案，遮掩了更多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者失去自由、饱受虐待、生不如死、屈死无声的黑暗现实。（当然，并不是每一间精神病院都非常黑暗、每个精神病人都会遭受如此的虐待，但黑暗、虐待，的确是普遍的现象，而且我所列举的多数案例，都是大城市重点医院，那么更差的地区的精神病院可能会好（准确说是“不这么坏”吗？）（此外，这篇回答中提到许多精神病院没有电话，其实有又如何？也只限时限次打给家人而已。我能联系上香港泛民政党人士，是因为有知识、幸运的记录了他们的号码。如果换成其他被关进精神病房的，恐怕也不知道要打给谁才有用。而且我联系上议员和政党人士，他们也并不能做多少，哪怕帮的那点还是看在冯爱玲女士面子上）

    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群体只会进行形象思维，也只会被形象所打动。这些或是吸引或是吓住群体的形象，最终也成为群体的行为动机……刺激群众想象力的……其形式必然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鲜明形象，或是伴随着几个不同寻常的、神奇的事例……人们猜测一艘穿越大西洋的汽轮也许已经沉没，那么这件事对群众的影响力能持续一周之久。但是据官方的统计表明，仅仅1894年一年，失事的船只就多达850条、汽轮203艘，从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来讲，它们远比那次大西洋航线上的失事厉害得多，而群众却从不会关心这些不连续的失事。”

    人们只看到了大庭广众的罪恶，却忽略了封闭环境中更多人的苦难。哪怕一个人们眼中的“疯子”、“躁狂症患者”大闹地铁、公交，引发的关注（更不用说能够用作多年谈资的杀人事件的影响了。哪怕绝大多数的杀人者都被判别为神智正常，是“没有精神病”的人。关于比例数字究竟如何，有足够条件的也可以去查核），都远多于多少被拘禁一生、毁掉一生的“被精神病”者、屈死的囚犯。即便曾被广泛报道的杨永信用囚禁、电击、殴打等虐待方式“治疗网瘾”的事件，现在还有几人关注，有人去改变吗？我们没有亲眼看到，不代表没有发生。相反，没有看到的千万角落，恶人更能无所顾忌、敢于毫无忌惮的做出大庭广众极少有人敢做的恶行。黑暗的角落，有无数类似《熔炉》中描述的“地狱”之地，需要我们去关注、去“聚焦”。

    这一切都需要被改变。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21世纪还有如此多的罪恶、剥夺自由、欺凌与虐待、凌虐致死……桩桩件件不断发生，却坐视不理。

    关于对精神卫生体系的种种弊端、精神病院/病房的各种黑暗面，以及其他案例的评析，我会在后文恰当节点再做举例、引用、分析，在此就先只说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