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八）（第四章第2节上半部分）

    （二）被动而强制的“适应”--对病房生活的日益习惯、麻木

    1.饮食习惯剧烈的改变；评析大陆精神病人恶劣的饮食条件

    我被强制关在精神病房三四天后，开始变得相对麻木和不舒服的适应，这种“适应”，一直持续到出院。

    这种适应最明显是体现在饮食方面。我一开始吃不惯香的发腥的肉块，也喝不下不喜欢喝的橙汁。只有有鱼块和牛奶的餐食，我才吃。而蔬菜也只吃叶子不吃梗。但是过了三天，我感到非常饿，对那些原本感觉香的难闻的肉块一点不觉得反胃，一口就吃下去了，橙汁也喝个精光。至于蔬菜，基本连叶带中间白色的梗都吃光，米饭一点不剩。甚至再后来，感觉都不够吃了，反而想方设法要双份饭，无论什么饭都行。饥饿，会破坏味蕾，让人放弃对食物的挑剔，为了填饱肚子不计较味道。或者准确的说，那种对特定食物、味道的厌恶感，在饥饿时就自动消失了。我这时才真的理解那些饥荒年代吃树皮、草根、观音土的人。饥饿，真的能让人变得什么都肯吃。

    我在被关在精神病房之前和出院之后，读过一些曾经进过监狱的政治犯、刑事犯对监狱生活的描述。他们也有人提到，刚进去什么都吃不下，尤其馊了的饭菜闻着都想吐。但是过了几天，就会如风卷残云般吃个精光，吃起来如美味佳肴。在饥饿而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人的身体、嗅觉味觉、器官的反应，都会发生改变。如今我自己也体验了一把。只不过，我比他们吃的东西好的多，有肉有菜有牛奶或橙汁，只不过有些食物我比较不习惯吃罢了。

    简单的说一下病房里吃的东西。先说下碗的大小。除了通心粉用的大碗，其他所有的三餐都是用小碗，小碗就跟大陆卖黄焖鸡米饭的餐厅盛米的碗差不多大。早上是一小碗粥，里边有时候是肉，有时候是别的什么，记不清了。中午是一小碗米和一小碗菜和肉，当然肉一般只有几小块，剩下的就是蘑菇豆腐青菜之类，也可以额外盛粥。晚上还是粥。中午饭是一天最重要的，然而不知道是本身饭少，还是因为被关押导致恐慌性的饥饿，或者就是因为大多数时间没事可做，我感觉非常饿。护士说可以加一份饭，然后我告诉护士两次后，护士说帮我在电脑上加上了，但是我去拿饭时还是一份。后来我又问，他又在电脑上加一遍，结果还是一份……护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这件事我几乎每天中午都问，差不多问了有十次（没任何夸张，的确有这么多次）才知道，他说饭加上了但是不知为什么没办法和名字对上，所以我只能每天拿饭时自己去给发饭的另外再要。此外，晚上还有“夜宵”，其实就是发两小包饼干或两个小面包，每包面包大小都和超市里“蛋黄派”小面包差不多，饼干更小，都是几口就吃没了。此外还有一小碗橙汁或牛奶。如果有亲友送进来各种零食，也都只允许在这时吃。如果送的有泡面，医院会帮着煮。而我只有冯女士带来的几个面包，有的住院者也会分给我一点，我尽量节约着吃。

    与大陆精神病院的病人相比，我在香港精神病房所吃的东西也可以算是山珍海味了。据我所看到的相关讲述，大陆精神病院的饭食普遍非常糟糕，可以类比监狱的伙食。当然，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情况肯定不同，如京沪的病院与内陆小城市、县城的精神病院伙食必然有巨大差别。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精神病人，都在没有选择的吃着糟糕的食物。关于这一点，论坛“知乎”有相关描述，甚至有一位把妈妈接出精神病院的女儿（在提问“如何在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下，知乎昵称8X23，有700多粉丝，共回答了300多个问题，所有回答迄今（“迄今”指我书写本段时，以下相同）一共获超过4500赞同，近700感谢，本回答212赞同，132评论。所以回答内容有很大可靠性）说“可能有很多人无法想象精神病人的伙食，用一句话形容，猪都不吃的东西”。

    即便不那么糟糕的，也是说（在同样的提问下，回答者知乎昵称刘s河，迄今粉丝260多人，回答50多问题，共获2400赞同，近700感谢。本回答获142赞同，34评论。同上具备很大可信性（我所引用的知乎及其他的材料，都是得到较多关注、得到不少认可的，而且符合国情和社会情况，以及有事实和逻辑，还有一些是权威报道、论文，均有充分可信度，为方便起见，后面的引用会省去这句话，但和本段一样均有充分可信度））“医院的饭很差，因为一个病人是10元/天的伙食费，医院必须保证成本最小”，看其整个问答及其他问答，应该较熟悉内情。在腐败和克扣行为猖獗的中国大陆，连贫困儿童的营养餐都克扣、幼儿园和小学都有过期或劣质食物。而在毫无监管与保障、吃饭者被监禁无力举报的精神病院，精神病人的饮食之恶劣可想而知，恶劣的普遍性和程度只有监狱才可相比。

    大陆精神病人糟糕的处境必须要改变。我之所以穿插着写大陆精神病人的处境，就是希望国内外都能关注到中国大陆精神病人遭遇的各种的虐待、欺凌，并且去改变。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相对于大陆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的病人、疑似病人、没病却因各种原因被关到精神病院的人的各种悲惨遭遇，我受的这点罪根本算不了什么，香港的精神病房和大陆比也算是天堂了。

    此外，我在割腕和被关进精神病房之前、在大陆的时候，因为预感自己上访、抗争而可能被逮捕，还曾经在推特上询问一个曾经坐过牢的大陆异见人士在监狱是否可以绝食抗争，以为是一种很值得骄傲的行为。当我真的被关起来，关到精神病房，才知道这种有点浪漫化的想法根本不现实。因为我是被关在精神病房，如果绝食会被视为不正常，更无法出院。据一位护工说，住院者绝食会被强制灌食。而且，我没几天就饿的主动要更多的饭吃了，绝食的想法也随着饥饿和恐惧而消失了。即便不是精神病房而是监狱，我同样也受不了。我被关之前那些绝食之类的想法非常幼稚。这时我这才更明白了，抗争、牺牲，都是痛苦的，不是壮烈又美好，而是持续的煎熬、被迫的“适应”，甚至经常要无奈的服从。没有被监禁、失去自由的人，绝大多数根本无法真正体会到被监禁者的痛苦。当然，能够熬过这类残酷监禁的古今中外的对抗强权强人的反抗者，都是真正的英雄。

    2.逐渐与部分住院者熟识、相互沟通

    另一个适应的表现，就是从与周围病人/住院者完全不说话不打招呼，到能够和医院的其他住院者建立相对良好的关系，或者至少相互熟识。

    我刚入院时，非常恐惧，担心里边的精神病人有攻击行为，以及其他会造成伤害和恐惧的情况。但可能是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并没关在这里，或者香港的精神病人大多都较温和，至少这个病房中没有具攻击性的病人。当然也有一些病人会做侵扰到他人安宁的行为，这个放在后面讲。

    K4病房精神病人/住院者按神智清醒程度分三类，一类完全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长期被绑在床上或躺在床上，瘦骨嶙峋和不清醒的程度如同养老院濒死的老人（虽然这些病人有的看起来只有二三十岁）。这一类占到病人的10-20%。第二类是神智不太清醒，说话也多口齿不清，与他人交流不便，但是能够自己吃饭、上厕所，时不时也看电视的。这一类占到病人的60%左右。第三类就是看起来和正常人差不多，沟通交流能力与普通人相同，但因为做了一些激烈的事情，或者因发生什么变故而精神受刺激等原因，需要强制入院治疗，或者是自愿入院治疗的，不过自愿的占比应该很少。这一类占到病人/住院者的20-30%。我有所交流的，当然只有后两类，说话比较频繁的，只有第三类。

    住院几天后，我认识了几位住院者。为保护他们隐私，知道真名的一律用拼音或部分名称来称呼，而不用全名。其实吃饭和吃药时候都要点名，但是用的是香港话，我听不太懂，只有一部分交流过或者看到过他们名字的才知道姓名。

    一位叫李gx，身高体壮，仪表堂堂，是香港本地人。他看起来基本上没任何精神疾病。他告诉我，他是因为喝酒喝的比较多，然后就和妻子发生了些矛盾，情绪比较激动，行为过激，于是就住院了。其实他的情况完全可以不住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在这种封闭病房里。

    李属于学历比较高的，家境也是中产，对政治也比较关心。他主动问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进到这里。我就告诉他我遭遇校园暴力，在大陆维权失败，所以来香港，但是没有人关注我的事情，于是在中联办割腕，然后就被送进来了。他对此很同情。那时我处于惊惧不安中，听到他关心就非常感激，也感觉到温暖和依靠。我说我很想见梁国雄先生，他说他家恰巧就和梁国雄的一个助手是邻居之类。我很高兴，希望他能联系一下。他答应了，说下次给妻子打电话时会提及这件事（不过后来并没什么结果）。此后，我也和他有至少五六次聊天。

    一位是外国人，叫James（外国叫James的比较多，而且不是全名，就直接叫他James吧）。他既是香港公民，又拥有美国国籍（好像还在英国待过），算是有中美双重国籍的人。他基本不懂中文，我英语也不好，但他边说边比划，我大致能听懂他说的一些话。因此我和他可以用英语做一些简单交流。有时李gx也会和James、我三人一起聊天，李的英语好，可以为我们做翻译。跟他比较熟了之后，他告诉我，他好像是因为母亲（或者祖母？我记不清了）去世了，他很爱他母亲，因此受不了至亲去世的打击，心理受了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疾病。具体是哪一种精神疾病，我英语不好就没听懂，但看起来不严重。

    James是那种很典型的有活力、性格开朗热情的欧美人。据他说他是电影编剧还是演员什么的。他听到我遭遇校园暴力，后来自杀的事情，也很同情我，拥抱我。在病房里，他常常会大笑、和其他院友或护理人员说笑，声音很大。后来看世界杯球赛，他看到好球也会喊叫（当然这些喊叫、大笑以及一些夸张举动不是病态那种，而是和许多人在电视或现实中见到的那种大大咧咧的老外一模一样）。

    但有一点，就是他在病房明显有一些类似特权的特许。例如1.其他病号很少给纸笔，我找护士要大多数时候也不给；但他就能每天都拿到笔（而且很多时候拿到的是笔而不是笔芯），可以写日记或者学汉语；2.别的病号都不允许穿内裤，我却有一次看见他换衣服时穿着白色内裤，也不知道是偶然一次还是一直这样；3.他经医生准许每周还是半个月可以自行回家（他告诉我他家在湾仔）一次，虽然几个小时后就必须回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符合医院规定，为什么其他病人全都不被允许这样，哪怕放个风都没有；4.有时候他在晚上可以借护士站B的白色无绳电话（我也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反正很像大哥大）给家人打电话，不用白天和其他人一起在那个黑色固定电话前排队。5.他玩闹或者喊叫一般都被宽容，偶尔批评两下。但其他人如果情绪激动些就会被关禁闭。我看见有一次他玩闹推撞了护工的椅子，也没被批评。其他住院者就没谁敢有这么大动作，平常回病房慢了、玩牌太久了都会被批评。当然，也可以视作他玩闹、说笑喊叫都是感情流露，其他人则不正常。但这个双重标准怎么看都不太对。就算是病人，其他人不应该有喜怒哀乐吗？有病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在愤懑时喊叫以发泄情绪吗？5.无论护士还是护工，许多护理人员对他和其他病人，态度明显是不一样的。许多普通香港人在面对在港的普通欧美人和亚洲人时，有没有这种差异的态度呢？答案其实不难找寻。

    一位是住在我旁边的病人。他大约20多岁，平常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些，有时候看起来比较忧郁阴沉，不知道名字，就叫他眼镜男吧。眼镜男经常躺在床上看书，我偶尔借他的书看。他的书是在医院移动图书车借的，有三国演义，还有一本忘了名字的关于三国的书。他自己看三国，我只好借另一部看，都是繁体字和竖着排列的字，我看的很不习惯。最主要是内容很差，全文几乎都是骂诸葛亮的，水平也属于地摊文学。我当时实在没别的可看，忍着恶心看了一些，最后还是看不下去了。除了借书，和他基本没有别的对话。只是他有一次因为看书，让我找护士关掉头顶上的电视，我就去了。护士说别人还要看呢，不要理他，我也就没再说别的。不过病房里电视的声音是很大，尤其躺在邻近电视的床位上，白天根本难以休息。

    一位比较胖，大约20多岁，就叫他“胖子”吧。他比较爱说话，一说就说个不停。除了和病友说话，他还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打电话，占用电话机时间很长，甚至一天占着电话断断续续打几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特点了。

    还有一位很爱说话的，看起来只有30多岁，但不知为何有许多白头发。他走路总是哆哆嗦嗦的挪动，说话同样哆哆嗦嗦，口齿不清，说话时总是带着夸张的哭腔。可能是被关在病房太久了很孤寂，有机会就站别人身边一直诉说，我也听他说了两次，大多数内容没听懂，只听懂他说“病房里没有自由啊”、“被欺负啊”之类。

    一位年龄比较小，应该不到20岁。他是我出院前几天才入院的，说话慢慢吞吞，看起来略微痴呆，但交流还是没什么问题。他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告诉他关于校园暴力的情节，以及自杀情况。我问他香港的学校怎么样，他同学有没有欺负人的，他说他同学都很温柔。他还说，我应该改变心态，把被欺负当成一种乐趣看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一位叫林xs，有50多岁，平时沉默寡言。他心地善良，吃宵夜时，他经常把自己带的面包饼干给我一点，或者他吃自己的，把病房发的两个小面包/小饼干推给我。在我经常感觉肚子饿吃不饱的情况下，他给的那份零食很珍贵。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升米的恩人”，尤其和后面出院后一两个像“一斗米的仇人”比起来的话。

    一位叫杨x，是美籍华人，家乡是纽约。我在这个病房一共看见过三个外国人，香港国际大都市的特征，在精神病房也有体现。他身体特别肥胖，跟日本相扑选手的身材几乎一样。他也是比较清醒、温和的，关于他，我后面讲的事情中还会提到。（这三个外国人，除了前面提及的James，另外还有一个叫Robert的外国人，五六十岁，我跟他没有多少交流）

    一位年龄有60多岁，看起来很老很瘦，据他自己说以前是建筑师，就叫他“老建”吧。“老建”在这应该住了很久了，他妻子和女儿常来看他，给他许多吃的东西。他脾气有点古怪，和其他住院者闹过两次小纠纷，不过心肠不坏。有时候喜欢给别人讲他的人生经验什么的，别人想插话或者回应，他就“你听我说”的驳回去然后自己继续说，而且口水四溅。他口齿也不太清楚，说的香港话我只能听懂小半部分。

    “老建”和其他几位一说话就说个不停而且有些病态的病人一样，应该都是和在病房呆太久、孤寂感无处排解有关。病房就像座大监狱，人的心理和语言都会变异。这里心理医生来访频次很低，虽然有院牧和心理辅导师补充，但绝大多数时候病人还是处在孤独和封闭的心理状态下。当然，可能一些类型的精神疾病本身就会让人这么说话不太正常。我处于惊恐、焦虑、愤怒的情况下，也会在说话/文字交流时有类似情况出现。

    除了这几位，其他的就基本没有了。个别涉及一两句话交集的，后面会提到。

    3.树欲静风不止，一场换房风波

    原本我变得有些麻木和适应了。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住院的第五六天左右，前面提到的那个护士卢伟杰，突然把我叫过去，要我从4号病房换到5号病房。而他并没告诉我任何理由。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搬过去了。

    我搬过去之后才发现，5号病房与其他病房很不一样。5号病房就是我前面说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第一类病人，以及第二类病人中会滋扰他人的病人。我后来才知道，4号病房主要是接纳新来的住院者，病房口正对值班座位，方便观察新入院者的情况。而1、2号病房则是住着神智较清醒、也没有影响他人行为、有自理能力的病人。5号病房呢？

    5号病房的病人，都有各种严重精神问题、行为问题。有的病人经常大小便失禁，我住的那两天，闻到5号病房味道和另外三个病房完全不一样，臭气很大，非常难闻。虽然护工很快就来擦洗，但是味道没办法立即去除，然后味道未散尽又有新的屎尿味（而且5号病房还有个门（1、2、4病房都没有门），把门关上后护士闻不到臭气，住院者却要闻更多臭味）。有的病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白天晚上都经常用双手敲打床铺，或“呜呜”喊叫或自语，还有一位经常“waiwai”的大喊，我根本没办法休息，只能等大半夜他们安静了才能睡觉，白天想躺下安静休息一会都不行。另外，这些人，尤其被绑在床上或轮椅上的病人，大多面目狰狞，一看就不是正常人的脸，是标准的严重病患的面庞，而且身体骨瘦如柴，扭曲变形，和另外三个病房的病人看起来天壤之别。虽然他们并没攻击我，但是也是比较可怕的，天天都面对肯定不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嗅觉、听觉、视觉方面都承受了很大痛苦，看到本文的想象一下就知道。而我原本就有抑郁症，又因为被强制送院焦虑恐惧，换到这么糟糕的病房更是雪上加霜。

    于是我就在和李gx等人聊天时提及了这个问题。李告诉我，5号病房都是关一些不听话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你做了什么错事了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虽然当时焦虑惊恐，但是外表、思维各方面都比较正常，和1、2号病房的人类似，明显不是生活不能自理，更没有大喊大叫或者骚扰影响别人什么的。他就说，可以找护士请求换房。其实我本来并不很想求护士，因为以前无论借东西还是吃饭什么，请求事情都得低三下四求好几遍，但我在5号病房待了一天，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我去护士站B，而负责护士就是卢伟杰。我说希望换到别的房间，他说没有空床位了。然后就去忙了。我又问其他护士，为什么把我调到5号病房，有护士告诉我4号病房要腾出空位子给新来的。我就想，4号病房比我来的早的很多，例如旁边的眼镜男就是比我早，为什么把我调走，而且调到全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

    我离开后，又和李等人商量，他告诉我，这房间有一个空铺位，你再问问护士。我又去护士站B，然后其他护士还是说要我去找卢伟杰，是他负责。然后我又找他，告诉他能不能换铺位，并且说有人告诉我有空余的，在某个铺位。

    然后没想到他突然发起怒来，拽着我的胳膊还是肩膀，拉着我去1号和2号病房，问我是谁说的、谁指使我换床位的。我当然不能说了（如果是违法犯罪的事，我当然不袒护任何人，不为之隐瞒。但是李的行为是帮我的，而且不是犯法、做坏事，我当然不能出卖），就一言不发，说我不换了。然后他还不罢休，一方面拉着我继续逼我说究竟是谁说的有空铺位，又拉我去那个空床铺，说这里早就有人了。我最后只好连声说不换床铺了，他才罢休。整个过程他都拽着我，说话也很凶，大喊大叫，言语动作都很粗暴。

    这件事，以及后来出院前又发生的一场和卢伟杰的冲突，让我明白，即便相对文明的香港精神病房，也一样有恶人。至于为什么要专门把我挑到5号病房，是随机还是故意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但后来几件事，让我感觉卢伟杰八成是故意的。至于后来的事，后面再说。

    第二天见到主治医生陈医生，她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就把换房间的事给她说了，但没提及卢伟杰的粗暴行为，担心节外生枝。我说把我调到主要是重病号的5号病房，严重影响我休息。她问我那些人攻击伤害我了吗？我说没有，但是不舒服。我说为什么要调我去，这是不是对大陆人的歧视？她问我和以前校园暴力中感到的歧视一样吗？我说应该不一样吧。她对此并不当回事，而完全不理解不同病房环境的巨大差别，已经恶劣环境对我造成的滋扰、带来的身心痛苦。医生和住院者/病人在同一间大病房，但医生完全无法与病人共情。如果她是男的，在5号病房住一天；或者她去女病房同样环境的病室住一天，才能真的理解环境多恶劣，相对清醒的病人或者“被精神病”者有多痛苦。

    后来，我又趁卢伟杰不在，乞求其他护士，好言好语求了很久，不断说好话乞求，才给我换了一个2号病房的床位。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病房里，但是换个病室也好很多。看来并不是不能换，只是要看人、看护士心情，以及自己要低声下气恳求。说到这里，我又想到对政治犯的采访，他们也提到，有时候不同的监室，牢头狱霸不同，犯人生活就有巨大差别。例如新疆政治犯宁慧荣说（作家马萧写过一系列的政治犯访谈录，宁是采访对象之一）：“每个地方的看守所对在押人都不一样，甚至同一个看守所不同的监室，乃至同一个监室换一个牢头，对在押人都生活都有很大影响”。精神病房何尝不是如此，我遇到卢伟杰这种人，而且被他当成欺凌对象，就倒霉了；换到重病号的房间，就无法正常休息了，甚至心神不宁、抑郁焦虑加剧。而被关押者，无论是精神病院住院者，还是监狱犯人，都是无力反抗的、没有选择权的、无处逃避伤害的。就像一位后来和我关系还不错的护工当时说的：“这里是公立医院，安排你住到哪，你就要住到哪”。当然，香港的情况很轻微，中国大陆才是封闭环境中欺凌和虐待的重灾区。关于中国大陆精神病院的各种粗暴管理、虐待现象，放在后面说吧。

    4.与病房部分护理人员熟识；对病房其他日常生活的适应、麻木

    前面提到了与其他住院者的熟识，下面讲一下护理人员。 K4病房的护理人员分两种：“护理师”，就相当于大陆正式的护士，穿蓝色制服；“支援人员”，相当于大陆的护工，但是也会承担部分类似于大陆护士做的事，穿绿色制服。为了方便，以下就分别以“护士”和“护工”来称呼这两类护理人员吧。护士大多数时间坐在护士站内，负责安排病人入院出院、管理病人档案、通过监控录像观察与记录病人情况、为病人量血压和配药等。而护工则是坐在病房门口、大厅和餐厅之间，也就是护士站外面，实时监控病人情况、打扫卫生、晚上在各病房点名等。而为不能自理的病人擦洗、喂药，自然也是护工负责。当然，护士和护工的工作也有交叉重叠之处，例如护理无法自理病人、病人亲友探视时巡视、抬担架等。总体来说，护士负责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护工处理相对琐碎的事情，也就是为护士“打下手”。这些护理人员前胸都带着工作牌，但是有时候牌子是反着的，而且我也不方便把头伸过去有意的看，所以超过一半的护理人员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凭心而论，这些护理人员大多数都还好，除了前面提到过、后面还要提及的卢伟杰，其他护理人员没有一个算是坏的。其中还有几个很不错。例如以下几个：

    万y贵，护工。他生在中国大陆，后来才定居香港。他老家是江苏苏州，自然普通话说的比较好，也是病房里与我说话次数比较多的护工。他算是对我很好的护理人员之一。因为他来自大陆，对大陆政治社会情况较了解，所以对我因维权被关到精神病房很是同情。他有时候说话带着教训口气，其实是一种关爱。

    姜g来，护工。他也是对我很好的护理人员之一。他普通话说的不好，但是我基本能够听懂。他对香港政治比较关心，政治倾向也是泛民主派。他也比较了解我为什么进到医院，说看着我就不像有病，感觉很正常等等。

    陈y良，护工。他也是比较友好和蔼的，但平时说话不多，不过帮过我几次忙。一般求其他人什么事，都要请求好几遍，请求他的时候一遍就行了。

    朱s男，护士。他很年轻，不过反而是职位较高的护理师。他普通话说的很不错，我跟他有不少交流，我询问事情他一般都会有回应。

    李w拱，护士。他年龄约50岁，我和他说话没超过3次，但是有一次却帮我免于再多关押至少一周的悲剧，此事后面再提。

    关w国，护士。他40岁左右，也算比较好的护士，性格比较和蔼。

    还有一位护士，虽然我和他说话很多次，但他的工作牌始终反着，看不到名字。他也是很年轻，就像大学刚毕业的男生，就叫他A护士吧。在关于餐厅加饭问题上，我跟他说过很多次话。

    除了这些，其他的态度也有好的，但是不多了，而且因为牌子反着，我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也不便于要求那些与我不熟悉的护理人员把牌子反过来）。而有些就比较冷漠甚至态度较差（对这些人，我更不方便看他们反着的牌子了，牌子正着我都不方便凑上去看）。而这一点（他们的牌子反着，或者虽然正面放着但字很小还是繁体，不伸头看不清），此后包括到现在，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例如一位50多岁的护工，也是牌子总翻到里边看不到名字，在我吃药时候非要让我把嘴张开、把舌头伸出来转，转一次还不行还让继续伸转舌头，把舌头翘起来，看看我有没有把药含在嘴里，还呵斥着，和监狱检查犯人一样。而大多数护士护工并不会这么干。我和另一位护工谈话提到这件事，他就说，如果和你熟悉的，就不会这样做；但是不熟悉的，就要查查看你有没有把药咽下去。他也说，按规定护士护工有权这样查，他可以选择不查你，但是查你没有错。借用一句话就是“不查是情分，查你是本分”。还有一位30多岁留着胡子的护士，我请求他拿出我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他说必须下午三点之后才行，还不让我打太长，只允许五分钟，还拉着脸。而能不能打电话、打几分钟，也是他“自由裁量”。在这种监狱式环境，绝大多数事情都不是按规矩制度来，而是都在管理人员个人的性格脾气、对被管理者的态度、甚至管理者一时半会的心情。管理者如果想刁难被管理者，那被管的只能乖乖听话忍耐，反抗不仅没有用，还会被严厉惩罚。我和一位护工谈话时，他也告诉我，有时候不同的值班护士，在处理病人请求时，就会有不一样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和我谈一些涉及病房内部规定、他们同事的事情及其他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人，我不方便公开名字，当然以后有人有调查求证之类需要，我会单独告诉其这些话具体是哪一位护理人员讲的）

    不过即便态度好的，许多时候请求事情也需要三番五次，而且还不一定同意帮你做。

    为什么请求或询问一件事需要多次呢？；1.权力总要用起来，而拖延、推搪、拿架子，就是权力的体现。2.他们还是没有做到对病人和普通人一样尊重。例如我借纸笔，前面已经提到，总是需要多次请求。他们有时候手头在忙别的事，哪怕笔就在旁边，也要你再三请求，而且有时候就不给了。而且病房没有严格规定是否可以给病人笔或笔芯，所以这种有自由裁量权的事，就完全看护士心情和对病人的主观态度了。他借给你，可以，不借给你，也可以。这就是权力。当然，不止借纸笔，有时候问护士今天医生是否与我会见、询问社工何时来到、和父亲通话何时安排、精神覆核申请书什么时候给我……反正各种琐碎的事，都要请求少则两遍多则四五次，而且必须小心翼翼、好声好气的请求，而不是正常的两个平等的人之间对话。双方的关系和口气，其实就跟和大陆老百姓在机关单位窗口办事时的情况差不多，去过政府部门办事的普通人应该都能明白。老百姓要好言好语、低三下四，而办事员则可以大声呵斥、各种刁难。当然我在香港医院，除了卢伟杰和上面所说那个检查我吃药的护工，其他人倒并没呵斥过我。其他护理人员也就是拖延一下，我有事需要多求几遍，也谈不上刁难，但是那种麻烦劲是一样的（而且语言的障碍也增加了一重麻烦），求人所需的语气是一样的，双方的关系地位也是类似的。如果说有不同，第一，就是在政府之类权力机构办事，或者求人，还是有一定自由的，有时还有一定选择余地的。而精神病房是完全没有自由、必须百分百求人的；第二，去政府或者求人，虽然也是迫不得已，但毕竟是主动求别人的。而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房的，包括我，则是被强制关进来的，我并不想在这呆，他们不强行把我关押起来，我也就根本不用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人，连和他们接触都不会有，更用不着低三下四求他们了。

    至于护理人员对住院者没有像对外面的正常人那样同等尊重，通过对比更能体现。例如他们一开始不允许我使用自己的手机给父亲打电话，当然也不能上网。我多次请求使用我自己的手机都不被许可，但是后来冯爱玲女士在探视期间对护士提出，希望护士从存储柜里拿出我自己的手机联系家人，护士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用了几次后手机电量很少了，我希望护士帮我充电，他们也拒绝了（后来冯女士拿了自己的充电宝在探视时让我充电）。但是后来出院前我当着护士的面向冯女士说护士拒绝给我手机充电，一位护士立马就说“我们给你充电，我们给你充”，冯女士走后他立即就帮我充上电了（如果我早点当着探视的冯女士或者林先生的面提出这个问题，或许他们早就同意给我充电了）。我出院时，护士还把两部手机都交给我，说“我们帮你把电都充满了”。我表示了感谢。现在想来，真是很有意思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事，也能体现出来这种差别对待，后面会讲到。

    病房的另一项日常是洗澡。这又是体现病人没有隐私的一个例子。洗澡间是有门的小隔间，但是洗完澡出来后，必须一丝不挂的站在护士面前换上新的病号服。当然这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但是客观上就是让病人赤身裸体对着护士，暴露人最基本的隐私。而且洗澡和换衣服都是强制的，每两天必须至少洗一次澡，也必须当着护士的面换上没有内裤的新病号服。我不知道监狱是不是也不允许穿内裤，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精神病房不允许穿。是换洗麻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其实最简单来说，对医护人员，住院者必须做的就是服从、服从、服从。指使与服从的关系，就是医护与精神病房住院者双方关系的本质。

    病房的作息都是整齐划一的。吃饭方面，三餐和夜宵都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一开始无法适应这种格式化的生活，毕竟我已经离开学校四年了，早习惯了自由散漫。但是不知不觉也“被适应”了这种作息。因为大多数时候没什么事做，报纸就那几张，因此填饱肚子成了一件令我期待的事。每当开饭了，我也就能从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中解脱出来，吃饭过程就等于在忙于一件事，不会那么无聊了。吃饱了的感觉也能带来一种满足感，让焦虑的心情平和一些。晚上熄灯休息也是统一的。因为医院发安眠药，所以我还是可以比较正常的休息。但是有几天，例如出院前夕，因为紧张，还是没有休息好。至于早上起床，虽然可以早一点或晚一点，但是一直不起床，护士就会强制叫起来。有一次我用被子捂着头想多睡一会，被那个叫郑明的护工直接把被子拉开，叫我起床。

    每周有三四天的上午10点左右，在餐厅会有一些课程，课程持续一小时左右，使用投影仪来讲课。这些课程其实就跟中学的思想品德课差不多，内容很枯燥，都是一些如何培养乐观的心态（很类似于于丹的鸡汤理论，如换角度看问题心情和生活就变好了，虽然许多情况下，例如饭都吃不上的人、天天受家暴之类欺凌的人，换什么角度心情都难好起来。如果饱受欺凌、一贫如洗，心情还能“好起来”，那才是真疯了、傻了）、如何与人相处、预防性骚扰之类的课程。而且我呆了23天，课程内容已经开始重复了，例如预防性骚扰，讲了两次。课程结束后，每个病人会得到一小杯奶茶或者可乐。讲课者有时是医生，有时是“心理辅导师”什么的。“心理辅导师”和心理咨询师还不太一样。这种辅导师除了讲课，有时候还会与病人谈心。我也曾经和一位叫“潘w聪”的辅导师有过交流，这个后面再说。同样是10点、在餐厅、一个小时，每周还有一两次点歌活动，让病人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音乐师在投影仪上播放带视频的歌曲。除了这些，基本就没有别的活动了。虽然活动表上写着“天台活动”，但是绝大多数病人从没被放到天台或者病房外任何地方放风，据护工说只有个别三五个人被允许去和楼下康复病房的病人一起种花什么的。相对于漫长而枯燥的病房日常生活，这些活动微不足道。

    病房还在一些天的下午发茶水，让病人用自己的饮料瓶去接。这时倒是不用排队和叫号，但茶水有限，晚到的就没有了，所以往往挤成一团。我除个别次去领茶水，大多数时候看见那群病人挤着，就不去了。或许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残存的尊严，也或者隐隐算是对精神病人的歧视，总之我不愿意去和那些人去抢茶水。

    除此之外，就是看电视。但是电视除了滚动播出重复多次的新闻，就是电视剧，全是香港话，我精神状态又不好，也看不进去。我在5号病房时，电视噪音还严重影响到我休息。

    有时还会有基督教牧师“院牧”来病房。我一共见过两位院牧，和其中一位聊过。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说我是大陆维权人士，为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在中联办割腕被抓，送到了这里。我还告诉他我很是担心回大陆后遭遇抓捕和虐待，他告诉我放宽心一些，而且据我讲的详细情况，他认为我回去后应该不会被抓。我告诉他我很希望免于遣返，申请政治避难去第三国。他说香港现在是中国政府控制，所以没办法政治避难，让我从长计议。

    而护理人员对住院者的惩戒虽远比大陆为轻，但是也不是没有。在此举一些我看到的例子。

    1.病人“冲门”被捆绑。我在前面提到了病人美籍华人杨x，他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试图“逃离”病房的病人。他刚进病房，应该是感到很不适应，于是就趁护士不注意跑向厚厚的病房大门。其实他当然出不去，需刷卡进出的门既厚实又严丝合缝。但是护工看见之后，就立即招呼其他护理人员说“要冲门啊”，于是护士、护工们共七八个人都跑到门口，一拥而上，把这个至少有150公斤重的胖大病人拽到担架上，用布带捆绑住四肢，关到“观察室”里。再往后有没有强制打针吃药什么就不知道了，反正没有电击。整个过程算不上粗暴，处置基本上得当。但被关起来之后关多久，恐怕也没有明文规定，而是护士“自由裁量”的。关于这个杨x，我后来和他说过好几次话，平常也很温和。他之所以“冲门”，不止是“不适应（其实没人能‘适应’精神病房，能‘适应’才坏了）”，而最重要的应该是渴望自由吧。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无论完全没病还是有些轻微的精神疾病，都不喜欢呆在在病房丧失自由、任人管束、没有隐私。

    2.病人互相推搡被关禁闭。可能是关押太久，呆在沉闷的环境里比较压抑，也或者是别的原因，有两个病人互相争吵起来，然后用手各自推了对方两把，护士就把先推人的关到“观察室”里。后来我看到连他的日常用品都拿了进去，估计至少要被关1-2天吧。前面说过，“观察室”很小，只有5平米左右，很逼仄，虽然有床和小桌子，但是关在里边肯定不舒服。我觉得短期关一下可以，如果时间太长就不好了。关多久同样是护士“自由裁量”。这些如果发生在病房外面“正常人”之间，是很常见的小冲突，路人也就劝个架，打的严重才会报警，很少会因为这些被拘留、判刑。而在病房，则可以关禁闭甚至捆起来。再进一步，这些一定会被记在护士观察记录中，影响对其精神状况的评估，乃至进一步影响其出院时间。至于会影响多大，显然就是看护士怎么写、医生怎么判断。而这里边，就有非常大的自由评断和裁量空间。（而我后来又搜寻了大陆精神病院的许多内情描述，对病人的捆绑更是普遍和滥用。有时病人没有反抗危险，只是为了安全，甚至是由于病人之间的矛盾，为了安抚多数病人，就把作为少数的个体病人捆绑起来）

     说到医护对住院者的“自由裁量”，还体现在这种捆绑、关禁闭时，倒不像对待我的精神覆核申请、联系我父亲时形式主义耽误事、繁琐的出院程序等教条化的“按规定办事”，而是一群护士自主决定捆多久、关多久，甚至是否关、是否捆。当然，或许有一些模糊的规定，但可操作空间很大。除了是否捆绑/关禁闭和捆绑/关禁闭时间长短，具体绑多紧（这对于痛苦程度影响很大）、需要大小便时护士让等多久，这更没有明文规定了，全看护士心情。而且，对于过严苛甚至欺凌住院者的护士，其他护士护工是视而不见的，例如我的经历和下面其他弱势病人的例子。在监狱，各种规定相对明确，对虐待犯人也有明文规定惩罚。而精神病房呢？什么法律条文都没有（或者模糊不清的提及），更没有监督者和独立的类似于驻所检察官那样的可求助对象。

    3.病人唱国歌被威胁捆绑。有一位看起来病的比较严重的病人，20多岁，平常弓着腰，木木呆呆，目光呆滞，说话呜哩哇啦，吐字不清。不知为什么，他总是会在电视里播放国歌时条件反射般的跟着唱，唱的也是呜哩哇啦、荒腔走板，声音非常大。我呆了23天，就听见他至少七八次唱国歌。其中还有一次，那个美国人James还开玩笑的跟他一起站在电视机前唱国歌，唱完后两人握手，好似在表现中美友谊。大多数时候，护理人员都不会理睬他，如果声音特别大，会呵斥他一下，此外也不会怎么惩罚他。

    但是卢伟杰却不是。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个人不仅仅是严厉，还带着一股狠劲。有一次正好他在值班，这个病人又荒腔走板的跟着电视大声唱起国歌。然后卢伟杰拿着捆人的布带式绳索就过来了，面露凶光、声色俱厉的冲着他吼了一通，还拿着绳索对着他比划，然后吓得他不敢唱了，连连呜哩哇啦的求饶，卢伟杰才拿着绳索回护士站了。

    其实我听着这个病人多次荒腔走板的大声唱国歌，也比较厌恶，那种声调很是刺耳。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恐吓、威胁？而且病房非常压抑，又没有可以释放情感的条件，连放风都是极个别人的特权，有时候这种唱歌可能也是一种发泄情绪的手段。那么就因为唱歌难听、声音很大，就声色俱厉的斥责、捆绑相威胁，合适吗？有多少是为了管理，多少是卢伟杰故意欺负人、发泄他自己的情绪？

     4.查在衣服里藏夜宵的老年病人。卢伟杰欺负患者，并不是孤例。再来讲讲他怎么对待老年病人的。前面已说到，夜宵只允许在餐厅吃，不允许带出去。但是有些患者在半个小时内吃不完那么多亲友带来的零食；或者吃了亲友送的零食，医院发的两小包饼干或者面包没吃完。于是，有些病人就会把零食藏在衣服里带出去，到饿的时候再吃。医院不允许病人将食物带出餐厅的规定是否合理呢？有合理的一面，例如管理方便、避免发生什么噎着之类的意外；但是另一方面剥夺了在其他时间吃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剥夺合理吗？。而且三餐又比较少，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感觉吃不饱。所以，有些病人留一些零食到饿的时候吃也情有可原。

    对于这种偷偷的藏起零食的行为，大多数护理人员都不会刻意的像盯着罪犯一样防着病人藏零食，偶尔看见会让病人交还没吃完的零食，更偶尔的会在门口检查一下，让藏零食的把零食交出去。

    但卢伟杰又开始“粗暴执法”了。一次，一位大约60岁的老年病人在衣服里藏了一两包饼干，夜宵结束后就和大家一起往餐厅外走。走到门口，站在门边的卢伟杰猛的一把扯开这个老病人的衣服，然后饼干掉到地上。然后卢伟杰恶狠狠的瞪着老病人（我忘了他有没有出言训斥），最后老病人和大家一起回病房了。精神病房里的住院者相对于医护已非常弱势，而卢伟杰则挑选弱势中的老弱欺凌。虽然我只看见了几次，但是是在23天内，而且是卢伟杰上班的时间（他并不是每天都上班，那23天他也就上班十几天）。这些天之外难道卢伟杰会是另外一个性格和行为方式？难道正巧我在的23天，遭遇和看见他多次欺凌我和其他住院者（且我是偶然看见，23天中的大多时候我也注意不到、也没心思去关注他的言行），而他在我23天中没看到的时候、在病房工作的其他几个月、几年甚至更久时间，都很文明礼貌？

    卢伟杰的这次“执法”过程，和对待唱国歌的病人一样，态度和行为都非常粗暴。而且都是利用某些“正当”的理由，以维护病房秩序为借口，来欺凌病人。什么叫做“滥用职权”，什么叫“粗暴执法”，这就是。管理人员以正当的“执法”为掩护，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欺压、伤害被管理者，是非常恶心的行为。因为他的粗暴行为披上了“执法”、“维持秩序”的外衣，很难像普通人之间的纠纷那样被指责和惩处，被欺凌者就被堵住了嘴；而有了权力做后盾，欺凌被管理者往往也更肆无忌惮。而且在这种封闭的精神病房，就相当于监狱，根本逃避不开。被欺凌者如果反抗，就成了“不服从管理”，会招致打击报复，而且要面对整个执法机器（例如住院者在病房要面对全体医护人员；在大陆，反抗警察粗暴执法，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至少也是整个一个派出所的公权力和合法暴力），根本无力反抗。就像病房的护士，是有权关病人禁闭、捆绑病人、记录病人的日常表现和精神状况的。而记录的病人日常表现、精神状况，是医生判断病人能否出院的重要依据。如果反抗，只会认为你是在发病，会把你关更久。在这种力量极不对称情况下，病人只能忍受欺凌。至于举报，后面我会提到自己亲身举报后会有什么后果。

   在病房里，我和李gx说话时提到卢伟杰的行为，李说，医院也是为了有不同性格的人来管理精神病房，要不容易控制不了住院者（大致意思）。其实，如果住院者有非常暴力或者伤害他人的举动，以严厉的方式阻止乃至惩罚当然没问题（不过也应该将详细过程记录在案），但是卢伟杰的行为例如我举的这些例子，以及后面还要提及的，住院者并未做出任何暴力行为，作为护士的卢伟杰是根本不必要使用恐吓等暴力的，显然不是对等、适当的工作需要，而是滥用权力、以其个人心情和住院者软弱程度恶意欺凌的。

    （除了对我的欺凌（后面还会提到）以及以上提及的对其他住院者的欺凌之外，我在出院前夕，还看见过一次卢伟杰在过道里走路时，用手揉搓一位看起来比较老实、有点“憨傻”的病人的头部。揉搓那个住院者的脑袋时，卢伟杰的脸上还带着一种恶心的笑意。而这个病人显然完全没有惹他，也没有违反病房什么纪律和规定。）

    5.“胖子”因争执被关禁闭

    前面已经提到，“胖子”特别喜欢打电话，一天打好几个小时。而我也要联系冯爱玲女士和其他人，所以也要用电话。有一次，我在等待转接过程中，他一直催促我快点，我说让他等会，他还催促个不停。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跟他说“你来打电话吧，你打”。这时候护工过来了，把他带走，说让我打电话。我就又等待转接，还是没人，我就挂了。我在病房来回踱步时，发现“胖子”被关在“观察室”了。我立即去护士站，告诉护士希望把他放出来，护士说“和你没关系”。我走了之后感觉很明显有关系，就又回去，说没必要关他，护士还是说不要我管了。一位护工说，他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我就去“观察室”那边，看一个护士正在和“胖子”在“观察室”门口说话，我就过去告诉护士，希望把“胖子”放出来，没必要关禁闭。然后护士批评了“胖子”两句，就把他放了。我还感到很不好意思，“胖子”倒是说“没事”。

     我认为因为这一点小事就关禁闭，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管理过于严厉了。不过和我所了解的大陆的精神病院中动辄捆绑、电击的行为比起来，香港的精神病房还是“相当人道”的。

     而在5号病房，则长期捆绑着一些病情严重、缺乏自控能力的病人。这些人中大部分除了上厕所，就没有离开过床铺。甚至还有少数几个，即便大小便也是在房间里、在轮椅上。所以5号病房才一直臭气熏天。这些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惩罚”，但是同样是对人极大的约束。当一个人四肢都被粗布绳子捆住，完全动弹不得，还不如猪圈里的猪们有自由。至少就我看来，他们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生不如死，不如被安乐死。

    还有一些住院者，从被送进精神病房，就一直被绑在床上，有时一绑就是一两天，然后才解开束缚的绳索，允许在狭小的病房内走动。我被关押的23天内就看见了两次。而据我向护工打听，平常经常有这种进来就绑很久的。而原因好像是这些人是喝酒或者和人发生冲突，但没听说有伤人的。如果仅仅为了预防，就捆绑这么久，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显然是非常不人道的。而且相对于前面那些神志不清的严重病患，这些被捆绑起来“观察”的住院者，神志都相对清醒（甚至有些很清醒，除了情绪低落，言谈与正常人无异。我近距离和其中一个被捆绑者说过话），四肢全被捆住、只能抬头看天花板，想上厕所都得喊护士护工，回来又被捆上。清醒的情况下，被捆着的滋味自然更加不好受。

    相对于罪犯或嫌疑人戴手铐脚镣可以走动，精神病房的护理人员把人像待宰的猪羊一样捆绑四肢、不能动弹，后者更痛苦、更限制自由、更加不人道。医护人员当然美其名曰“为了保护病人安全”，而客观上显然是一种体罚、羞辱。这些拘禁、体罚、羞辱，在正常环境就是重罪。即便在监狱，惩罚也要有度，也要顾忌监规和法律。而在精神病房，这一切都成了“合理合法”的行为，而捆绑多久、如何处理住院者的请求、是否及如何责罚医护认为“有麻烦”、“不老实”的言行，并没有细致和具体的条文，主观随意性很大，更没有什么监督、投诉的渠道。精神病院/精神病房，几乎就是一个法外之地。

    除了这些惩罚，病房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小细节。例如墙上贴的“防性侵犯小贴士”（明显是指同性性侵），提到了身边的人如病友、亲属、陌生人都可能是性侵者，并且教住院者遇到性侵如何防范和保留证据。但唯独没有提及医护人员也可能是实施性侵者。而事实上，对病人最具权力优势、和病人接触最频繁的医护人员，才是可能性最大的潜在性侵者。这样的案例即便爆出来的就很多，Google上一搜一大堆。

    如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纳萨尔性侵超过125名女性，还包括三名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自闭症等精神疾病患者因缺乏反抗和告发能力，也是可能被性侵犯的高危群体。这样的例子和相关研究同样可以在Google上搜到许多。例如台湾立法院一项提案就提及：“立法院议案关系文书 院总第246号 委员提案第20686号……台南一家安置机构，在（民国）105年（2016年） 1 月初发生教保员性侵女院生;一名张姓教保员，对自闭症、极重度智障等多重障碍的17岁女院生伸出狼爪，只不过，事过一年，106年（2017年）2月份台南市社会局才接获检举，院方疑似，隐匿案情，长达一年……”提案还提及“近 10 年来台湾性侵案件频传，民国 97年到105年受暴人数总共累积88,382人，性侵案件中被害身心障碍者人数8,635人，比例高达9.7%。”

    更令人惊悚的，是2018年12月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家护理机构的女植物人被性侵怀孕并产下一子事件。而后来警方调查证明，护理院一个36岁的男护士是性侵者（而且这个男护士还有妻子和4个孩子，在外人看来似乎并非那种“光棍”、市井流氓、无子女的“典型”强奸犯）。植物人被性侵怀孕极罕见，但性侵弱势群体、身心残障而未怀孕也未被发现的，无疑更普遍和更难发现。如果这个女植物人没有怀孕、男护士性侵时做了一些“防范措施”，或许永远都没有人知道这起性侵（而且很可能是长期性侵）了。连聋哑和精神疾病的受害者都难以求助，何况是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和表达能力的植物人了。

    这些由护理人员侵害身心障碍或其他弱势者的案例，都是发生在相对封闭、极不易觉察的环境中，有些如果没有特殊的、偶然的因素（如被性侵者怀孕、受害者死亡或被其他人意外发现），就可能被永久隐瞒。因此，被发现和揭露的，只是千分乃至万分之一了。而电影《熔炉》反映的真实案例的残酷更是众所周知。所以最需要防范的潜在性侵者是谁呢？

    另一个细节是，在餐厅有一个意见箱，病人可以把对医院的意见写在一个意见信（我也忘了意见信从哪拿，好像是在护士站）上，有人会定期收走。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认真看。另外，我还遇到过一次医院人员（是一位50岁左右的女性，应该是代表东区医院的或者整个精神科的）在这个病房的护士陪同下来病房征求意见，我就提出了不能使用手机和缺乏书报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还会考虑（例如护士告诉我每周二还是周四的上午有图书车，我从来没见过，他说我可能在睡觉，所以最后一周我特地注意了一上午，都没有见有图书车），但是如果更严重的呢？涉及到医护人员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呢？我说了后面还会提及我举报（当然不是给这位工作人员，而是向其他护士）后给我带来的严重伤害和危险。所以这些东西基本和大陆机关单位的“意见箱”、信访或投诉科室一样，都是形式和摆设罢了。

     此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在病房活动通知栏纸张上，印着一些日常安排，其中如一些讲座、放电影，是有的；但诸如“天台活动”、“电子游戏”等安排，现实中完全没有。但护理人员还是每周更换着这些纸张，其形式主义同样和大陆政府机关、教育医疗单位等机构如出一辙。

    当然，这一切与大陆的精神病院相比，的确是“文明”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