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维权、再受难、荆棘新前路--我的曲折抗争历程（五）（第二章13-16节）

   （十三）发出最后一波求救信

    回到旅馆后，我因参观纪念馆而激动不已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我翻看短信，看到我父亲问我“出什么事了吗？”，我只好回了一个“没有事，住旅社开支大”。他之所以这么问我，是因为这几天我要的钱明显多于往常，一周要了1500左右。他当然不知道我在香港，还以为我要备战高考。今年的高考我也报了名，6月7日就开考。但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如何能正常学习和考试。

    前几天，我发给许多香港社会活动人士的请愿信，也附上了求助信息，但大多没有回音。只有张超雄议员办公室回了一封信，却是说无法帮助，反而建议我去支联会求助，还附上了支联会地址和联系方式。我当时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冯爱玲女士，然后还说“你们也（和大陆一样）踢皮球”。（不过后来我被关到精神病房，张超雄所在的工党、几位重要成员还是帮了我一些忙的，我此前说他们踢皮球也不太厚道，他们确实难以帮更多的忙，也没有义务）

    因此我才又写了《写给各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求助信》和《关于我个人情况的说明（兼答与我沟通的各位社运人士）》两封信，做最后的求助尝试。《求助信》已经在前面和请愿信一起混贴出来了，我在这里就只把《个人情况说明》贴出来。内容较长，但基本将我的处境和诉求全部简明扼要讲出，还提及了校园暴力受害者的苦难，因此我把全文贴在这里（其中表强调的加黑加粗的，也原样保持）：

        关于我个人情况的说明（兼答与我沟通的各位社运人士）

诸位社运人士：

    为便于你们简单明了的了解情况，我就逐条的讲一下，现在脑子很乱，可能写的不很清楚明白，就这样能看大概意思就行了。

    1.虽然我的事情许多已经过了很久，但是我受到的伤害持续至今。就像在2008年和2012年在滑县和新乡市发生的事情，却在2014年的济源市（离那两个地方数百公里）再次造成恶劣影响。我都已经尽力逃避、躲避了，可是谣言与诽谤、以及当年事情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恐惧感焦虑感、抑郁症、心理创痛……都还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不解决根本问题，不搞清事实和惩办欺凌我的人，问题就永远存在，尤其那些照片的传播和散布，迄今仍旧存于我认识的人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就会让我永远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还有可能被直接暴力伤害，因为歧视等冷暴力，我更易与他人冲突）我就永远无法正常生活。尤其那种被孤立、歧视、威胁的滋味，只有真正经历过的才知道多么痛苦，文字根本无法那么有力的表述出来。且这些伤害下，无人声援并反复发生，我这么多年还能坚持活下去，已经是奇迹了。

     因此并不是我放弃、放下仇恨，就可以重新生活了。不澄清真相、不惩办恶人，我就一直处于被伤害和被伤害威胁之下。我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出租屋不出门、不接触人、不建立社交圈子。但是只要做这些正常生活的事情，立马就会被伤害，因此我自己必须做现在做的这些事，也就是追责、曝光和哪怕没人帮我，我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因为其他路更黑。

    2.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就像举报信中所说：“2018年的我，如果没有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可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看看我在2013-2014年的成绩，尤其2013年底那几个月，老师和部分同学都可以作证），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开学仪式上，或者已经在一些媒体、中国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实习、工作，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一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但是现在呢？我的前途毁灭，精神崩溃，抑郁症日益加重，且永远无法消除以前网络暴力、校园暴力的各种谣言、曲解、诋毁造成的恶劣影响以及引发的伤害，整日逃避现实，浑浑噩噩，在麻木与回忆痛苦中度过，曾经受到的伤害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摧毁了我的人生。”

    此外，我家庭因此也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转学、在外地各种费用，以及我这些日子维权，花费累计至少十几万，对一个县城工薪阶层、家庭又有病人（祖父母长年卧床和一年几个月去大医院看病，祖父已于2016年去世，我父亲2015年脑溢血，现在还没好利索，我自己也有抑郁症）的家庭，已经是耗尽积蓄了。如果没有这些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我早就正常考入名校学习、工作了，有了收入回报家庭、维持自己生活，乃至做更多的事情，就如上面所说。可是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毁掉了这一切。

    这样的仇，怎能不报？这样的冤，怎能不诉？这样的伤害，怎能不反抗？

    3.我以前的忍耐，都是为了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之后，再利用影响力去做现在做的维权的事情，毫无疑问那样做更好，因为我有了身份、地位、人脉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现在难以实现了，只能就现在这样没身份没地位的做。

    其实这也是许多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和各种青少年受害者共同的困境、悲剧：人生刚刚开始，就被摧毁了正常的学习、生活，被摧毁了学习能力、人的精神被击垮、毁掉了人际交往的意愿、无法正常的进行学业和工作，自然也没有充足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反过来，那些校园暴力加害者、旁观者，却因为没有被欺凌，没有受到以上这些损害，甚至从欺凌受害者中得到心理的满足与愉悦，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甚至取得很好的社会地位与收入。他们是青春期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愿意提及曾经的校园暴力，甚至轻描淡写、歪曲事实以打压受害者的控诉。青少年受害者的话语权，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摧毁在萌芽中。

    因此，这本身就是悖论：受害者话语权是不足的，就是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受的伤害，害得他们没有身份地位和各种条件。反过来有话语权、有能力与条件的，是加害者和旁观者，他们没有动机去讲防治校园暴力、甚至替校园暴力辩护。这在我发的《思考》一文中有详细讲述。相对来说，我是受程度较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条件（尤其知识水平）最好的，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么多的原因。

    4.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众多、程度严重，但是都处于孤立无援、被社会严重忽视的状态。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组织，无论是讨薪教师、上访退伍兵、女权活动者、基督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组织、能够互相通气和声援，一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会广泛知悉。但是像我这样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之类的受害者，是没有办法被外面了解和声援的。一旦被抓，就出不来了。

     这也是我在建议书中提到为什么要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让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让公民们都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的原因。他们需要组织起来，更准确说是需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普遍处于孤立无援、眼睁睁看着、等着自己受欺凌却无能为力的状态。

     5.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熔炉》中的残疾孩子类似，是属于必须有外力介入、他人帮助才能维权、正常生活的人（群体），他们与有自主维权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军人并不一样，他们缺乏求助、组织、谋生、对抗的能力，无法自己去维权，必须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为成年人的社会活动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帮助与声援。

     当今中国社会乃至其他国家对于校园暴力（包括各种冷暴力、歧视以及扭曲化的人际关系）的轻视，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社会资源（权力、金钱、传媒舆论等）本身就是掌握在以前在学校属于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严重类校园暴力（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市区户籍人民）的校园环境下成长的人。这个虽然我没办法统计，但是根据直观感受以及通过在现实以及互联网的一些了解，似乎是这样的。一些曾经在学生时代是流氓混子的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也比被欺负的人混的好，有些还是当地地头蛇、小干部（当然也不乏“大干部”）之类，其他地方官员、富豪恐怕也是旁观者或者霸凌者居多吧。至于被欺凌的人，在校园习惯了被欺凌，麻木不仁，到了社会上可能还是被剥削、受他人管理乃至被边缘化的人。对学习成绩的负面影响本身就几乎阻断了他（她）们进入社会上层的可能，甚至社会中层都不见得能给他（她）们多少席位。而掌握国家更高权力的官员、学者以及影响力很大的传媒的校园工作人员更多也是在沿海大城市市区重点中学学习，不了解大多数学校残酷的校园暴力，所谓“何不食肉糜”嘛。而且类比体制内与体制外、老板和民工、城市和乡村完全不对等的资源、地位以及与不对等的资源地位极为“对等”的话语权轻重，这个推论（社会资源包括话语权被校园暴力中的旁观者、霸凌者，以及远离校园暴力的“蜜罐人”控制）恐怕也是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难道确实比中国大陆整体的校园暴力水平严重得多吗？从常识就可以否定。只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弱者有了话语权，强者中也出现了更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者、同情者，加上新闻、电影的开放度，才有那么多反映青春期阴暗面的相关电影和新闻。一个不重视家庭暴力、校园暴力问题的社会，并不是家暴和校园暴力问题确实很轻，而是这些受害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弱势群体已经被排斥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了，没有足额得到应得的教育或经济收入、没有得到平等的社会地位、没有与既得利益者公平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充分的话语权，没有为这些弱势群体支撑的舆论阵地（或者虽然有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但是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他既得利益者冷漠以对）。相反，那些没有经受（或者受害很轻）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的人，或者校园暴力就是施暴者、旁观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经济权力、政治参与权、社会文化制定权、社会舆论主导权，加上自身身体优势的暴力力量，又缺乏公平正义、平等博爱、扶弱抑强、同情心同理心的教育，这样环境中弱势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和不公对待很容易被湮没，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很坦然很不在乎。既然这些人并没有在校园暴力中受害，自然总体上改变它的积极性就不是那么强（当然一些人例外），甚至一些人不觉得它是错的，虽然这些人中大多数恐怕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处于校园欺凌的被欺凌一方。

     因此，必须有拥有较高社会地位、更多话语权、更多权力与权利、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见识与视野、有更多进步价值观的人干预、帮助，才能让校园暴力的严重性充分被社会了解和重视。

    6.在大陆遇到的最大可能危险不是公安和国安，而是来自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他们涉嫌有黑恶势力背景（否则当年就不会那么嚣张），拉帮结派，有N多种方式可以骚扰、威胁、伤害我，政府和公安完全可能袖手旁观，“借刀杀人”，借助这些人变相“维稳”。如果我在网上遇到攻击诋毁，并且发展到线下，直接在我现在孤身一人的住所威胁和攻击，再次发生2008年时候那些事，我怎么办？求助谁？当年在学校作为学生都没有人管，现在我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任何学校了，大陆警察又不愿意管理，那怎么办？

    7.你们提及的如果我在香港滞留、抗议，回陆后会受到巨大压力。这个我明白，但是过去、现在，我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伤害和心理压力，2008年和2011-2012经历的校园暴力的心理阴影、2014年高考那年我的心理折磨把我都要逼疯逼死了，还有什么不能经历的？现在我的情况差的已经不能再差了。

    8.我已经拖了4年，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思维能力也下降和退化，记忆力下降的也是厉害，经常丢三落四，正常学习和生活难以维持。而我家庭也因为变故而很快无法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援我。我没办法再等下去了，等彻底发疯、流落街头、自杀，就都来不及了。最多只能继续在大陆河南的出租房再麻木的呆几个月（还是在（6）不发生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意义？那时我还有机会来香港吗？

     9.我回去之后还是只能去学校或者政府游行抗议，然后就会被抓和限制出境。教育厅接受材料一个多月了（4月20日接收的材料），也没有回复。不闹的话，更得不到关注和回应，闹了就出不了境、人身自由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我回去肯定弊大于利。当然，也恰恰是现在的绝望，才让我抛弃一切幻想，重新维权、呼吁社会关注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此前我曾经犹豫的情况下放弃了南方周末一位资深记者的报道邀请，现在我后悔不迭，我绝不会重犯二次这样的错误，绝不放弃现在的机会。

    以我的个人情况，例如精神状况、身体状况，社会背景（没关系没后台，性格还比较偏激，又缺乏人际交往能力，进了监狱或者精神病院，就很可能死在里边，出不来了。而且死前必然还会遭受欺辱，如果激烈反抗和抗议，还可能遭到残酷虐待。

     10.我现在非常需要媒体的介入。因为只有媒体的报道，才能让社会了解这些黑暗，引发人们对于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的关注。

     我希望有严肃的、擅长做社会新闻与深度报道的、有人文关怀的媒体进行调查报道。例如纽约时报、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端传媒等。校园暴力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黑白对错，想引发社会深入思考，更是要避免片面、激进、口号化。只有完整的展示了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前因后果、内因外情，挖掘各种校园暴力事件各方背后的故事、联系各种专家学者探讨和交流，才能有真正的成效。像打了鸡血一样用煽动性大标题怒骂一场，是没有持久性和深刻性的，对于社会解决校园暴力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我也不愿意用简单的标签与口号，以“热点推动情绪”的手段煽动民粹。

    我现在最缺乏的是影响力，因此才四处发东西。就像美国的“me too”反性骚扰运动，就是需要知名人士的鼓励和宣传，当然还有强大的公民组织和媒体的支持，才能让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讲出自己的经历，为预防性骚扰努力。她们说的事绝大多数也不追责了，但是并不是没意义。通过这些活动让女性更好的了解和预防性骚扰，也让黑暗之处的丑陋见了光，让受害者不再羞耻而是谴责加害者，并且让社会共同努力去防治性骚扰、关爱这些被伤害的女性，让悲剧不再重演。

    让丑陋见光，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受到校园暴力伤害，一方面是那些伤害本身造成，另一方面（甚至我个人认为更重要）是由于这些伤害的隐蔽性，而且我因为反抗被冤屈，因为揭露（但是缺乏证据）被误解，然后我不断辩白和抗争，然后受到更多冤屈和误解……然后就抑郁了，甚至精神不太正常了。如果真相大白，让我受的污名化被洗刷，其实哪怕不追责也可以，只要查明真相，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抑郁症和各种精神问题是外因还是内因，这本身对我就是巨大胜利。

    11.我希望利用香港这样一个社运发达，个人相对自由的环境，推动中国反校园暴力与反网络暴力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现在无论中国大陆还是香港，相对于女权、劳工权利、LGBT权利、残疾人权利的组织，关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弱势青少年（尤其男性弱势青少年）的保护组织、维权组织是处于几乎完全空白状态。而这与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严重程度、男性弱势（包括体格、人际交往、家庭背景弱势）青少年受到的极严重的伤害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尖锐的矛盾。这些弱势青少年，占总的青少年比例，是比同性恋群体占比还多的，受害程度也更严重（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1990年代之后，同性恋受到直接歧视与暴力攻击的有多少？而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又有多么悲惨的遭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因此，成立相关组织、并促使政府专门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制定对策、把防治校园暴力纳入教育机构日常工作，成为教育领域一项常态与重要的任务，都是迫在眉睫的事。

    12.绝大多数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能力求助、甚至没有勇气、更甚至根本不懂得不知道没有意识求助。他们更没有知识、视野、经济条件、人脉关系来香港求助或在大陆维权求助。我可以说99.9%的比我程度严重的校园暴力受害者都没有像我这样的这么多渠道去求助、发声。但是这并不代表那么多校园暴力惨剧没有发生，只是他们无力、也没有勇气求助。因为我现在做的事并不是只为自己，我是代表几百万受非常严重校园暴力伤害的大陆学生（或许香港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我前两天还听冯女士讲香港有因校园暴力自杀的孩子）来请求帮助、希望建立相关组织、以后源源不断的帮助、营救校园暴力受害者，为他们维权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

    13.我个人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特殊，造成我现在这样状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某种程度我遭受的校园暴力也比较“轻”，也就是说（暂时）没有残疾、彻底精神失常而发疯，但是那么多比我情况糟糕、且更为无辜、弱势、受到严重伤害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是急需、也更值得拯救。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没机会求助和发声，因此我一定要为他们争到支持，为他们引起社会的关注，引起陆港两地政府和公民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媒体不报道我，而选择更具代表性的、更悲惨的校园暴力案例也很好，我可以为其处境做些解释、说出这些受害者无力说出的话。

    14.我已经说了：“校园暴力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剥削，它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压迫、强奸与性骚扰、历史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现在LGBT有很大改观但是还存在）、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剥夺与权益排斥等一样，都是一种伤害、压迫、迫害行为，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损伤，包括现实利益的毁损与心灵创伤。”但是相对于阶级压迫、政治迫害、种族歧视与压迫、男性以男权夫权父权对女性的侵凌和压迫及性剥削、对LGBT人士的歧视与迫害、对残疾人权利的剥夺，校园暴力却明显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状态，尤其不被当做一种普遍性、结构性问题对待（只有占总数比例极少的个案会被关注，且只会处理个案，而乏有推动根本对策的反思）。但校园暴力（以及12-20岁的青少年对同龄人的欺凌问题，并不一定都是学生）的酷烈性与普遍性与以上这些伤害与压迫完全在同类程度的水平。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庞大，但是因相对分散与孤立而无法同声共气的抗争与维权，无法让社会听到他/她们与其数量匹配的声音。

     还有摘一段给大陆社运人士许志永的话：“死于政治迫害、因为政治问题、阶级、民族和宗教问题被压迫、伤害、欺凌，甚至毁掉一生，和受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伤害的，除了手段途径不一样，结果难道不是一样吗？难道前者就值得关注和拯救，后者就可以放下来以后再说？对一个人来讲，无论因为以上哪种因素受伤害，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伤害的过程而不是动机。您（许志永）也是河南省的，出身平民，应该知道基层暴力多么猖獗，这些年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在学校被天天羞辱性的殴打、甚至被逼喝尿、在厕所里被打的滚爬的哪个县城中学都有不少，个别（虽然累计起来也是惊人的）被性侵犯（男性对男性），一个人人格、尊严都没有了，人性就在20岁之前18岁之前毁掉了。不是麻木就是逆来顺受、暴力沉沦，然后再循环下去，制造出家庭暴力、给社会增加暴力。还有一些以酗酒、抽烟、赌博还有各种方式麻醉自己，还有的就自杀了。还有的因为校园暴力尤其侮辱性伤害，发疯了，精神病，生不如死。我不觉得这些比死在坦克车下要好。而那些加害者的凶残程度，往往恐怕是要超过那些专政机器下的军警们的”。

     即便从2010年算起，受严重凌虐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也比南京大屠杀死亡的30万人要多。日韩和台湾地区都有校园暴力统计数字，至于大陆，我与许多人也都可以了解平均多少人中有一个被严重欺凌的，数字肯定超过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集中暴行。而且相对于这种有历史纪念的、已经一定程度还了公道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往往到死都没有得到道歉，更没有什么惩罚加害者、让世人了解这些散布在全中国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各种屈辱的冤魂在青春期的经历了。

    15.而校园暴力问题与网络暴力问题恰恰是社运空白，也是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忽视、却又严重的社会顽疾。西方国家虽然重视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但是重点是保护儿童与青少年不受成年人、国家体制的伤害，但是忽略了同龄人对同龄人的欺凌，或者为了保护违法犯罪、伤害他人的未成年人，而相对忽视了被伤害的未成年人。而美国频发的校园枪击案则是校园暴力的极端表现。因此，针对这一世界性难题，尤其13-20岁青春期男性的暴力，必须要加大力度研究和防治，绝对不能放任一部分孩子成为另一部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牺牲品。

    16.我一个人能力有限，没有影响力，甚至连印材料都要自己提着两个大包到处找打印店，用很长时间才能修订好材料。我不懂香港话也是导致出现许多次交流障碍的重要原因。每去一个地方发请愿书和建议信、张贴宣传，都需要很多时间。当然最重要一点还是我没有地位、人脉和影响力，做多少都是茶杯里的风暴，作用很小。如果有相关的组织帮助、媒体介入、社会名人的呼吁，就完全不一样了。

    17.我不仅希望社会关注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也希望做一些其他社会活动，尤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涉及到大陆和香港直接的民权民生的具体事情，例如推动关于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进行；研究和促进中国大陆精神卫生体系的完善与文明化、帮助有精神疾病的公民维权；创建为例如弱势学生、重病患者与家属（相对于医院医生）、被黑恶势力伤害与威胁、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者、遭受家庭、校园及网络多重暴力走投无路的人、各种被歧视、孤立的人等发声的组织，给他们一个维权的平台、提供暂时留置和保障安全不受威胁与伤害的处所，让这些人不再像我这样求助艰难、有那么多的曲折而悲惨的经历，让这些弱势群体不再因没有话语权而被忽视，也能够有尊严的活着。更进一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说出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这些边缘群体的苦难，以促进这样的人群的境遇的改善，至少可以减少歧视和偏见。   

     刚刚大陆还有一个新闻，一家三口因欠债要自杀，后来鼓起勇气放弃自杀，却又因网络上的攻击谩骂而自杀身亡（两死一伤），可查新闻“北京一家三口在湖南自杀”，。这个例子并不是孤例。因网络暴力得了抑郁症、精神病、正常学习和生活被摧毁的大有人在。网络暴力给许多孤单的、弱势的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却没有人承担责任、没有人被惩罚。而自杀或苟活的受害者却承受了多少伤害啊。我之所以受这么多屈辱还不死，就是为了通过与社会公民的呼吁，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至少减少发生，让他们有求生的渠道，对网络暴力，必须有制衡，对网络暴力受害者应该有救助和保护，而且这种救助，就像医院救治病人一样常态化。（大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环境，许多人毫无同情心、冷酷、缺乏人性，暴民很多，这样的环境我维权，不要说政府的打压和我举报的人的打击报复，冷漠、看笑话的民众就会让我丧失勇气）

    18.我还想去位于香港的许多机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平机会，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递交请愿书和建议信，希望他们关心非政治性的难民、弱势群体、弱势青少年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现在离开香港怎么做这些呢？

    19.我现在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抑郁，紧张度高，回到大陆面临那些危险、无力反抗和维权（只能忍耐）会加剧我的病情。我希望延期逗留在港，以便于求医治疗。

    20.我希望在香港或第三国（例如欧洲）做社运，现在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允许有维权活动，尤其无法进行街头运动，只有在国外才有可能。

    当然，我以后肯定会回大陆做反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运动的，第一，那是我的祖国，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公民责任上，我当然要首先为自己祖国的人民争取权益，为保护祖国的青少年而做出贡献和牺牲。第二，大陆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显然比香港特区和许多发达国家严重，在大陆学习和生活的他/她们更急需拯救和保护。但是我现在必须在境外活动，以引起媒体、政府、社会组织、国际机构的关注，并引发他们的参与，然后才能最大限度的推动中国和国际上对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问题的关注和参与解决。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做到就返回，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之所以没有自杀，之所以耗尽力量来港，就是希望在有关于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方面的请愿与呼吁有些突破。我忍耐了这么多年、逃避了这么多年，我就是为了现在，就是为了有发声的这一天，就是为了自由的呼喊、为了通过社会运动伸张正义，为受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发声和求援。这一次机会错过，永远都没有了。

    我将《求助信》和《个人情况说明》再次群发给了香港政界、学界、社运人士等各界人士，并附上联系方式。我指望我最后的呐喊，能让哪怕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把我从没有钱维持生活又高度抑郁、恐惧不安的绝境中拯救出来。

    此前在大陆，我就在《举报信》和致各大媒体的信中发出类似绝笔的求救和宣言：  

   “1.如果我在未来改口，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放弃举报信中对相关校园暴力加害者及失职渎职老师的那些指控，那一定是在他们的暴力或其他方式的逼迫下做的，或者是他们将我非法拘禁和控制、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我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各部委、厅局领导、媒体人士、乃至所有人都不要相信。哪怕我在视频或者录音里甚至当面否认举报信中的内容，也不要相信，因为很可能是在被威胁之下做的，我不是江姐、张志新，面对各种可能的恶毒手段，包括酷刑和恐吓，我有可能一时屈服。尤其有黑势力背景的，什么恶心、恶毒、侮辱他人人格、让你精神上彻底被击垮、让人饱受屈辱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例如最近爆出的山东于欢案吴学占团伙对待访民的行为），具体他们会怎么做我在这就不说了，他们有很多种极恶毒的摧毁他人精神、灵魂和基本尊严的方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张纯如的书中都可以看到一些这类行为的描述（当然也有南京大屠杀记录中没有描述的，描述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很多黑社会的行为比日军还恶毒）。总之，不要相信任何我否认举报信主干内容的表态（至于细节，因为时间太久可能个别地方会有修正，不影响整体指控）。

     2.我所举报的情况牵涉许多人，他们朋友多人脉广，很可能采取各种龌龊阴暗手段来对我的举报活动进行阻挠和破坏，例如查询我的户籍信息、出行和开房住宿记录、盗取我的社交账号、查询我的通话记录、查找我的位置信息，对我进行威胁和伤害。

    我对举报信所有内容负责，如有诬告，我情愿以诬告陷害罪入狱。我愿意在合适场合保障双方安全和平等（而非在“拉偏架”环境中）前提下与所有被指控者当面对质。

    2018年的我，如果没有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的伤害，我可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看看我在2012年10月至2014年3月的成绩变化，尤其2013年底那几个月，老师和部分同学都可以作证），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开学仪式上，或者已经在一些媒体、中国社科院或其他社科研究机构实习、工作，实现远大理想，通过学习和分析研究、实践，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无论做社科研究员、记者或编辑、律师，还是大学教师，都能发挥一技之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优秀公民。但是现在呢？我的前途毁灭，精神崩溃，抑郁症日益加重，且永远无法消除以前网络暴力、校园暴力的各种谣言、曲解、诋毁造成的伤害，整日逃避现实，浑浑噩噩，在麻木与回忆痛苦中度过，曾经受到的伤害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摧毁了我的人生。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会放弃要求查明真相、绝不会放弃追究责任；我也会不断呼吁国家、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关注和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忍辱负重活了这么多年，没有自杀或者去杀死欺凌我的人，就是为了揭露校园的种种黑暗，将青少年社会的丑陋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我的情况相对来说属于受较严重校园暴力受害者中情况较轻的。那些长年被殴打、凌虐（例如被逼吃屎喝尿、喝洗脚水、下跪、被扇耳光、羞辱性的围殴、男生被男生性侵犯如被迫口交等），受到各种身心伤害的校园暴力受害者，他/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条件去反抗，甚至已经丧失了反抗的决心与勇气。如果社会广泛动员起来揭露校园暴力，编纂成册、连载报道，这样揭露校园暴力的材料将会如同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揭露南京大屠杀的详情那样令人震惊，让人们知道每年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都有数以百万计乃至上千万的未成年的校园暴力加害者在对年龄相近的孩子使用各种残忍、恶毒、隐蔽的方式加以欺凌，而这些受害者往往在孤独的忍受着伤害，以痛苦、恐惧、悲伤、麻木、焦虑、绝望等各种心理状态生活在伤痛之中，他（她）们原本应该美好的青春被毁掉，甚至一生都生活在经历过的校园暴力的阴影中。这些都需要被揭露，只有向世人展示了残酷的真相，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动力和条件。

    如果我死去（无论是被杀害、被逼自杀或其他原因去世），还会有人（无论是校园暴力受害者、旁观者，还是曾经的加害者后来幡然醒悟的人，还是媒体人士、老师、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各种愿意为防治校园暴力而努力的人）前赴后继，踏着我的鲜血，为公平正义而抗争，为反抗校园暴力而斗争，就如同历史和现在的世界上为争取民族解放、自由民主的中外先烈那样，在经过长久的、许多代人的英勇斗争后，防治校园暴力事业必定取得成功，终将迎来胜利的明天，开启让每位青少年都能平等、自由、不受欺凌的生活的崭新时代。”

    想到明天是六四，沉闷的心情又起了波澜。我想，能够参加维园的集会，也算来港一大收获。在大陆，不能在任何公共场合纪念六四。自上初中至今的十年，我也仅有一次点蜡烛在房间默默悼念过。明天，终于可以和港人一道，公开向六四英烈致敬、为民主而呼喊。

   （十四）维园六四日，烛光泪莹莹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装，准备赶赴维园。虽然晚会晚上8时才正式开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许白天就会有很多预备性活动，能赶上最好不过。

    不过这时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后一天，干脆去入境处看看，能不能延长逗留期限。于是我先去了位于湾仔的入境处大楼。

    我到了之后，看见入境处门口有两位穿着灰黄色衣服的保安人员，都是南亚或东南亚裔的，连基本的汉语都不懂。我说要去入境处，其中一个个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还是无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场的方向。我发现走错后，非常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冲他喊叫发火也没用。后来到了入境处办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队时，我想，自己也没什么证明材料，恐怕根本没可能得到延期许可，说不定还会惹麻烦，因此我转身就离开了。然后我乘巴士赶往维园。

    到了维园，看到确实已经有支联会等机构人员在，他们正在搭纪念台，但是没有什么活动。在维园正中，好像有几副悼念刘晓波、六四纪念者的花篮，还有一个六四遇难者纪念碑树立在园中。这时天气非常炎热，现在又没有纪念活动，我决定去维园对面的香港中央图书馆看书休息，等到晚上再来。

    中央图书馆内部阔大、很是凉爽。我本想找几本书看一看，但自己情绪起伏不定，完全看不进去，连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只能出了图书馆跑了很远买了两瓶又折回来。回来之后，我还是看不进去书，脑子纷乱。处在无路可走的绝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纪念，校园暴力和眼前的经济困难造成的痛苦依旧缠绕。我就在图书馆来回上下楼、绕楼层转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决定打电话给那些我发去求助邮件的议员和机构，虽知获助希望渺茫，但已无路可走了，试一试总归比不试好。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女士告诉我收到邮件了，已经回复让我去找支联会。我说我和支联会人员见过面了，她们无法帮助。她说那我们这里也无能为力的。我道谢后挂掉，又打给朱凯迪办公室，我对接电话的女士说，朱凯迪先生也曾经被黑恶势力威胁过，又同情基层百姓苦难、为乡民争取土地正义，能不能也帮助一下我呢？她说很抱歉，香港议员没办法管到大陆的事。我道谢后挂掉，而此前打过民协和周保松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几个，我想到还是会被拒绝，或者总是没人接，就绝了望，不再打电话。

    后来我头脑冷静了，才勉强坐下来休息。我抱着书包用手扶着头，就这么打瞌睡了。我愤怒、痛苦之后，就会疲累，想睡。虽然这样肯定睡不安稳，但有一种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一会瞌睡就醒了，一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时。我觉得坐在图书馆又没心情看书，还不如去维园。于是我就通过天桥，回到维园。

    这时的维园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很快，我在主席台看见了李卓人，还有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许多在维园的市民围拢过去，和记者一起听他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动。他们讲话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话，且因话筒增大噪音，我基本听不懂，只能听懂中国、中共、709、威权等个别名词。

    快要讲完时，突然下起了雨，演讲者、记者、市民都纷纷找地方避雨或打伞。我也挤到一个记者棚避雨。过了一会，李卓人过来了，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实是有在这时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边记者关注的念头的。但想了想，六四是个大日子，我个人的事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搅局呢。退一万步，即便没什么负面影响，在六四这个时间点让记者关注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适。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眼睁睁看着雨停后李卓人离开，记者也都逐渐散去。当然，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时，后悔异常。如果我当时举着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请求李卓人帮助甚至呼喊口号，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想，这样做的确不合适，不是搅局也变成搅局了，而且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雨停后，我看见支联会的职员推着募捐小推车，在公园推来推去。这位职员至少50岁了，推车上的募捐箱简陋的似乎像破的一样，他默默的弯着腰推着。我一阵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币，他连声道谢。我也对他道谢，因为支联会成员们为纪念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坚持了29个年头。如果不是我当时心事重重，一定会和他攀谈一下，问问他已经在支联会工作多久了、对六四有哪些思考……

    这时地面已经干了，只有一点坑洼还有水迹。许多市民都坐在广场上休息，还有带着小帐篷来的。我也拿报纸垫着坐下，等待晚会开始。期间，看见有记者在采访市民，不过好像对我没兴趣，我看见她们采访了我不远处的老奶奶，估计她们认为老奶奶参加过许多年六四晚会，故事更多吧。还有中大的学生在发中大刊物，也给了我一本。我顺便问她中大民主墙外人究竟能不能贴，她说不可以，而且贴的话还要实名的。这时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拿出雨伞把自己团在雨伞下，翻着中大刊物，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日落西山到夜晚来临，也不知过了几小时。我从迷迷瞪瞪中清醒过来时，维园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坐在离纪念大讲台二三十米处，不远也不近。有人在发节目单和蜡烛，我没领到，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发的人领了一份。

（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以下描写可能会出现时间顺序的颠倒）

    大约8点钟，晚会开始。台下一片静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绍出席纪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过又是香港话，我只听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后面女主持开始讲话,虽然香港话我难以听懂，但我还是努力试图听清一些话。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对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维权律师的打压，重点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国际上，这位已失踪三年多（这次六四晚会时他已失踪2年11个月）的维权律师，已成为中国维权律师受难和不屈的象征。

    讲话完毕，支联会代表向六四纪念碑敬献花篮。我距离太远，并没直接看到。我和维园全体市民转身面对纪念碑，三鞠躬。我的身边，有穿着像白领的青年男士，有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岁老奶奶……他/她们都安静的举着蜡烛，向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民主而牺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后默哀一分钟，全场寂静无声。我在想，29年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已淡忘了六四，新一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会纪念。烈士们在感慨世事悲凉时，也会略感欣慰吧。

    悼念结束后，在大讲台上开始播放视频。视频是天安门母亲的控诉，她们已经控诉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过采访丁子霖的一段报道，报道中说，丁子霖她们以为，六四会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那样，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9年了，她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公道，但却在渐渐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结合在一起，意味着黑白颠倒，意味着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牺牲了，她们的母亲、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一天、等不到正义得以伸张的那一刻了。她们比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更为悲惨，后者看到了残暴的军政府覆灭的结局、也等到了刽子手陆续被清算的新时代，而六四英烈的母亲却看到中共政权的日益壮大、统治集团越发反动和凶恶，以及刽子手和他们子女的权势熏天、尽享富贵荣华。世间何其不公！不去改变，又待何时呢？

    之后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谈话。我个人认为，709大抓捕，与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之举，是习近平时代专制高度强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征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为暴力、野蛮，且是三件事中，被压迫一方最弱势却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师的妻子们，为了她们的丈夫，为了正义，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奋勇抗争。抗争中遭遇的各种屈辱不胜枚举，如果是我早就发疯或自杀身亡了，而她们却坚持了下来。她们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对她们来说，外界尤其国际社会的声援至关重要。之所以她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像其他上访者、维权者和社会运动人士被抓捕，还能有一定自由用以抗争，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愿六四晚会上她的视频谈话，能够让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关注709律师及其家属的遭遇，为他们争取一些主动。

    此后，是一些组织的讲话。还是因为语言问题，我听不清楚。后来查阅新闻，应该是“左翼21”等青年组织的代表讲话。新闻中还提到，香港几大高校的学生会，已经连续多年拒绝出席六四晚会。这一点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湾的青年人，非要把“独立”置于普世价值之上？为何非要急于与中国大陆切割，并因此不惜对六四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应该对其他族群的苦难给予关怀、为其呼喊，何况两岸三地同文同种，都是大中华的组成部分。大陆人民是有各种劣根性，品德败坏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体会，本文就会讲很多。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改变，是要惩恶扬善，是通过团结与奋斗让十多亿国人变好，而不是自扫门前雪，不顾他处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有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作为大中华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我还是不能赞同港独、台独及与此相近的各种分离主义、国族主义主张。至于梁颂恒、游蕙祯以“支那”蔑称中国，及其他极右势力的仇陆仇华行为，我就很是厌恶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我也认为被压迫的人民，不应有国界和族群之分，更不应故意新创民族和国家以区隔同胞，而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斗争，开辟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一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释放刘霞”，也是晚会主题之一。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牺牲在牢里，她也因协助丈夫抗争而身陷囹圄。但他们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大陆人，连知道刘晓波的都是少数，听说过刘霞的恐怕更是连千分之一都没有。众多港人和欧美人士，却普遍知道她被中国政府软禁的遭遇，并为争取她早日获得自由而呐喊。两相对比，既有安慰，又是讽刺，更是悲哀。另外，刘霞因长期遭受迫害，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我也有抑郁症，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软禁等各种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绝望时的挣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是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受到迫害时那种更刻骨的痛苦的。刘霞热爱自由，却连家门都不能迈出，被监视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对脆弱的她痛苦的难以承受，灵魂深陷在抑郁的苦海中绝望挣扎。看到网上许多人批评她不够坚强，甚至指责她“张着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愤怒。抑郁症患者当然不需要被供着让着，但是也请体谅她们远超常人的无力感、痛感、绝望感，多一些理解与关爱，少一些刻薄和苛责。

    此后，是演唱几首纪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自由花》、《民主必战胜归来》……或悲壮、或激昂，我虽不会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话唱的歌词，但依旧受到歌声的感染，热泪盈眶。身边也有市民流起眼泪，十几万支白色的蜡烛也似流着泪，在黑暗的夜色中为人们带来光明。我相信，正义早晚会战胜邪恶，光明会驱散黑暗，民主必战胜归来。

    在歌声中，晚会走向尾声。台上台下齐喊口号：“悼六四、抗威权”、“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喊声响彻维园。在喊正式的口号间隙，还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虽然人数很少，但声音也不小。我是赞同支联会用“结束一党专政”而非“打倒共产党”为六四晚会口号的。有时候做政治运动，既需坚定，也要讲求技巧。港人在高声喊口号时，并不仅是纪念六四和呼唤中国民主，也在表达对回归以来中共对香港政治社会渗透的不满、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愤怒。激昂的口号，也证明港人并非如自决和港独派所说纪念六四是“行礼如仪”。相反，至少一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时是自觉自愿并深情投入、将“建设民主中国”作为深入骨髓的价值信条。我也认为，民主的中国，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与民主免受侵蚀、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会结束了。市民们有序的退场，我也随人流离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因语言不通，我无法完整倾听晚会的所有演讲、活动。但我还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愿，与港人一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号。29年前我未出生无法与英烈们在一起，29年后我与他/她们的灵魂在一起。

    这次集会，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港人对六四、对大陆人权、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义感与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够坚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坚持到中国大陆也迎来民主的那一天，与大陆人民携手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当然，当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许多港人表现出的诸多言行和态度，让我对香港及港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心系大陆的、关心大陆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数。甚至，参加六四晚会的，也并不都是支持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和陆人疾苦的，而是出于其他想法。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关注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们是为数很少的）

    坐上返回旺角的地铁，激动的心情迅速转换为对自己前途的绝望。6月4日是我合法在港逗留的最后一天。当时，我真有直接坐地铁到罗湖以返回大陆的打算。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回去，又有什么出路呢？精神几乎崩溃下参加高考？那是在自取其辱。在港滞留当然也没希望，但能拖一天算一天吧，说不定有转机。如果没有转机呢？那就自杀吧。

   （十五）赴联合国难民署和明报编辑部，以及回忆造访端传媒的过程

    第二天我很晚才起来。我决定去联合国难民署看看。虽然此前就已听冯女士说过，香港的联合国难民署并不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我以前也看过大陆政治难民在香港的难民署被拒的事（例如民国派人士张向忠在港难民署求助被拒的遭遇），但还是想试试看。

    我步行来到位于上海街250号的难民署所在大楼，许多香港政府机构或机构的九龙分部都在此办公。我直接坐电梯到了难民署所在楼层，但却有玻璃门隔开了办公区和电梯口。我只好看提示打了办公楼保安人员电话，对方要我稍等，很快就上来了。她上来之后，我告诉她想进难民署申请政治避难，她说这里是不会接受来自大陆的避难申请的。如果非要联系，就先发邮件吧。在楼下，她写给我难民署的邮箱（和前面许多人写给我的联系方式一样，都是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查到的），我道谢离开。

    然后我决定去找媒体。香港的媒体，我曾经联系过凤凰卫视，当时找了《冷暖人生》节目组，是一位叫“郑大牛（不知道是真名实姓还是昵称）”的编辑接收和回复的邮件，对方还是很温和礼貌的。当时我因为还担心上电视影响我日常生活，还没放弃高考，对方也建议我可以匿名发表文章到微信号投稿。但后来我又忙于向其他人维权和求助，就耽搁了。当然后来我很后悔没有把握，那时对方没说我的案例能否上节目，我也还没到绝境，所以我也没紧追要求，就过去了。我后来还曾经去过位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楼的凤凰卫视上海新闻中心，想当面递交材料，也希望最好能面见一些主持人或记者，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不收新闻材料，也不能进到里边找主持人和记者。

    赴港后，我去的第一个媒体是端传媒（我记不准是哪一天去的，应该就是6月2日至6日那几天）。2016-2017年初，我看了有半年多的端传媒文章，还以“冰山内的烈火”为昵称，经常在文章评论区发表一些个人看法。但后来我维权呼吁，以及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就很少看、直到现在基本没看了。我感觉端的文章很有深度，价值取向也与我多有重合，所以很期待他们关注我的事情。而且那时我还收到过端传媒的一封邀请邮件，大概是说因为我在评论区很活跃、评论质量佳，所以邀请我参与端的一个新功能（“圆桌”？记不清了）测试，说我是被选中参与测试的一百人还是一千人之一。我当时很高兴，因此我把自己校园暴力的经历发给了端传媒。但只得到一个简短回应，说以后报道校园暴力问题时，会参考我的材料，此后再无回应。我当时还根据端发给我的邀请邮件中的联系方式，打过他们一个驻上海的大陆联络人员的电话，言谈间他很热情和气，我说如果以后我去香港能不能去端传媒办公地点看看，他说如果采访需要先约定，如果只是想说说话聊聊天当然可以。

    于是我现在就去了。到了端传媒所在的弘富产业千禧广场，上了楼，看到了端传媒的标志。我也忘了是叫开的门还是直接就推开了。办公室右侧是接待来访的服务台，一位二三十岁的女性在值班。我简单道明来意，说想见一下编辑或记者。她说现在都出去采访了，有什么事发到邮箱吧。然后写给我一个邮箱，和我在网上查到的是同一个。我说我以前发过，但是没有回应。然后我指着左边一排格子间和人说，这不是有记者在吗？我能不能谈一谈。她表情语言都表现的有点不耐烦了，还是说让我发邮件，她说会给编辑说一下留意一下我的邮件。然后我就走了。看来说话聊天什么的实际上并不可以（当然我也不是为了聊天）。如果我是什么很有身份的人，掏出个高校或者企业名片，她就态度不一样了吧。人与人的不平等、影响力的差异无处不在啊。我也再一次明白，传媒人员现实中的行为，和传媒文字营造的形象，是有很大落差的。看文章感觉到的媒体是高大的，现实却是一地鸡毛。南周如此，端传媒也一样；大陆如是，香港亦如是。不过严格说来，这位工作人员做错了吗？无论从规则制度，还是从道德价值，她都没错。反过来，似乎还是很尽职的把门、保护媒体工作地点的安宁、安全呢。至于我的死活，他/她们并没义务管。（当一年后我流亡出境、再次在端传媒评论区评论时，我提到了此事，而且此时我恰在评论区遭遇网络暴力，而端传媒的回应和处置再一次让我领教了什么是“文明的冷漠”。再后来，我还对其前总编张洁平及其许多同事、朋友一干人等有了更多的认识）

    6月5日，我去的是明报。明报距我出发地油麻地很远，我坐大巴车去的。一路颠簸不已，我当时人都是晕的，眼神飘忽不定，懒得看任何街景，整个人又晕又蔫，如同柔软的僵尸。坐了至少20站，才到了明报所在地明报工业中心大楼。到了明报编辑部所在楼层，前台有一位女士，还有一个保安。我告诉她希望见一见记者，她说他们都在工作，只能打电话或发邮件。我拿出签过字和按了手印的材料，给了她，希望她转交相关编辑记者。她收下了。我问如何联系，她给了我明报中国组的联系邮箱。我想对前台拍个照，她说不可以，我于是只能对墙自拍一张。然后我就道谢离开了。

    我就再没去别的地方，直接回到旅馆把自己塞到被子里捂着头逃避现实，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醒了之后又死马当活马医般的给联合国难民署写了封求助信，然后继续蒙头大睡。

    （十六）向中联办递交请愿书；参加纪念李旺阳先生的晚会

    6月6日，我感觉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天就去中联办请愿。我先坐车去了港大，看民主墙上我贴的东西还在，又去了太古楼吃了饭。吃完饭就步行去中联办。

    没想到的是，离中联办就一二百米了，突然下起大雨来。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这老天阻挡我干什么？而且雨越来越大，一时半会很难停息。虽然我带着雨伞，但雨实在太大，如果冒雨在中联办门口请愿的话，文件和标语都会湿了。我看到对面是西区警署，不知怎么想的就走了进去。进去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确认一下在中联办请愿警察会不会干预，有什么规定。我进去之后发现和大陆派出所的场景差不多，几个警察有的在操作电脑、互相谈笑，还有的可能是外勤，站在屋里避雨。我问坐在服务台最左侧的年龄大约四五十岁的老警员，我是大陆学生，想在中联办请愿可不可以。他边和同事聊天，边随口问我请什么愿、几个人？我说是关于校园暴力的，就我一个人，他说可以。说话之间，他很不正式严肃，和同事一直在谈笑，完全没把我当回事（和后来我割腕后，西区警署如临大敌比起来，对比鲜明）。 （另外，关于香港警察的称呼，好像普通警察都称为警员，我也弄不太清。因此为方便起见，在本文中，除特殊情况外，我会把不特定或群体警察都称为“警察”，具体的不超过两人、个体的警察都称为“警员”）

    过了一会，雨停了，我就去中联办准备请愿。此前，我买了一面五星红旗，大小正好够我披在上身或举起来挥舞（后来查了下，大小应该是60×40cm这个规格的），准备把请愿信和旗帜一起举起来。

    到了中联办门口，我看到有两位香港警员正在整理栅栏，除此之外没什么人。我就站在正对中联办的花坛旁边，拿出国旗和材料准备请愿。然后那两位香港警员马上就过来了，他们把我劝到中联办东侧一个很破旧的大楼的楼道里。其中一位年龄较大（约50岁？）的警员很和气的问我要做什么，我说我要请愿、递交请愿书。他说，如果你这么做（以举牌请愿的方式），中联办反而不会收，是没用的。他建议我把想递交的材料整理出来，然后他会叫出中联办工作人员，让他们收下。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而且他一番热情好意，我也不方便反驳和拒绝。于是我就翻找需要递交的材料，他劝我不要急，慢慢找。我把请愿信、建议书、防治校园暴力的分析文章，举报欺凌我的学生及失职渎职老师的举报信，以及请愿用的标语“请求中央政府防治校园暴力（大致意思）”一份份整理好，然后跟着两位警员回到中联办门口。

    那位老警员进到中联办，叫出了一位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员，40多岁，似乎级别不低，有点像督察员之类。他出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就非常庄重严肃的说，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要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建议书和请愿信。然后，我后退、鞠躬，双手拿着请愿信等材料，恭恭敬敬的像递交国书一样，对他说，“大陆学生向中联办递交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信（大致是这么说的）”，把整理的整整齐齐的、签了字按了手印的请愿信、建议书、分析文章、举报信、标语一并呈交给了这位中联办工作人员（但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他是中联办/大陆方面的人员，也可能是香港的警务督察之类）。他收下后，我对他道谢，他点头，拿着我的材料返回中联办办公楼。这时是大约下午两点。

    我随即也对两位警员表达了感谢。我想记下他们的警号，他们欣然同意，把肩上的警号对着我让我记录，他们的警号分别是：49004、52945。

    我正要离开，走了没几步，正好迎上香港泛民人士纪念李旺阳的队伍，以及随行报道的记者。他们正在喊着口号朝中联办走过来，其中包括梁国雄先生。于是我就下意识的跟着他们往回走。

    走到中联办门口，他们一字排开，记者也都正对着他们拍照。我还没想好站在哪，就被警察劝说让开地方。于是我走到中联办西侧那边观察情况。我看到梁国雄他们在大喊纪念李旺阳、要求追究李旺阳死亡责任的口号，而中联办的人在门旁很冷静的观察情况，看来他们久经战阵，早已对这种抗议见怪不怪了。其中一男一女两个穿白衣的中联办人员在门旁，女的看见我在看他们，她也看着我，然后给男的使眼色让他注意我，二人还低声交谈。

    这时我在考虑是否应趁着许多记者在，展开标语和拿出材料，吸引媒体注意。但和在六四晚会时考虑的一样，我不愿意搅局，影响他们纪念李旺阳的活动。而且，如果我这么做，也有可能被泛民人士误以为中共方面派来搅局的，尤其在我包里放着国旗的情况下。在香港，挥舞五星红旗的基本都是极端亲共分子，如陈净心之流。我带着国旗，主要是想以妥协和表达爱国的方式，促请中国政府解决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问题。但这很容易被误解。而且刚才递交了一套完整的材料后，现在剩余的材料凑不完整，记者来了我材料不全很尴尬（虽然手机里有）。所以我陷入犹豫。

    这时，集会散了。记者一时半会还没有走。我终于决定趁机行动。我赶快走过去，准备拿出标语和材料，以引起媒体注意。然而这时几个警察围拢过来，其中一位年轻女警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想呼吁中国政府关注校园暴力，想请求媒体关注。我一开始还把她错认为媒体记者（因为香港警服和大陆的不一样，而且好像她还穿着雨衣），后来才看出她是警察。这时刚才劝说我的那位老警员也过来跟我说“你看，他们这样（抗议），（中联办）就不会理会”。我表示同意。这些警察并没阻止我什么，但就这么一耽搁，记者就都走了。后来只剩下还有几个摄影师，我问一个身高体壮的扛摄影器材的人，他说他是东方日报的。但大多数记者都走了，他好像又只是摄像的，东方日报好像还比较亲中共，我就没再举牌、请求采访什么的。

    就这样，我丧失了最后一次用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并引起媒体注意的机会。我如果当时大呼口号、高举标语，就可能让媒体报道我的事情，并得到同情和帮助。或者，我追赶上离去的梁国雄先生，不管怎么请求，如果他帮助我，或者至少建立联系，为我在大陆搞反校园暴力活动争取声援和有限但宝贵的保护，都比后来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遭受一系列屈辱性的的对待，回到大陆后又遭遇各种挫折和伤害要好。就算这样做求助失败，我又能失去什么呢？优柔寡断让我丧失了最后的机会。

    稍后，我也看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回复的邮件。不出所料，难民署说只能接受在原国籍以外地区的人的庇护申请，我在中国，所以无能为力（大致意思）。虽然早有预料，我还是愤怒不已，回信说“你们怎么这么冷血呢？我都要死了”。他们此后也再没回复我任何消息。

   我从中联办离开时想到，职工盟的林先生说，6月6日有纪念李旺阳的活动。我作为左翼，对中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李旺阳是湖南工运领袖，因支持八九学运和呼吁平反六四而入狱，受尽折磨。我对他很敬佩，因此决定参加他的纪念活动。虽然我疲惫不堪，但多参加一场纪念，也比什么都不做更好。或许，参与对李旺阳先生的纪念，可以给我更多抗争的勇气。于是我就在网上搜索，在Facebook上看到尖沙咀文化中心有纪念李旺阳的晚会，于是赶了过去。下午又在下大雨，我进了文化中心大楼内，又累又难受，浑身瘫软，想在供休息的沙发上躺一会，刚躺一分钟，就被工作人员提醒不能躺，我只好在地上半睡半坐窝了几小时，跟流浪汉一样。

    等到晚上，纪念李旺阳的晚会在文化中心外的露天平台开幕。相对于六四，当然规模就很小了，只有大约百位观众坐在台阶上参会。我那时已无参加六四晚会时的精气神，脑子乱七八糟。我大致只记得纪念者致辞、播放李旺阳妹妹李旺玲的谈话视频，以及一系列纪念李旺阳的音乐节目。看到“砍头也不回头”的标语，我在想，自己没有李旺阳这种硬汉的骨气，但总能有赴死的勇气。晚会虽也有激昂的口号、感人的音乐，但我怎么也无法像前天六四晚会时那样投入和激动了。自己的麻木与无助感越来越深。

    深夜，我回到了旅馆。回去之后，我还向老板的丈夫要了香港法律援助署的联系方式。但我想到一系列的拒绝，连联合国难民署都不提供庇护，香港的法律援助机构又能帮我什么呢？

    那就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