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宁做我

I read about the good, the beautiful, the self and love. *The better part of my heart is open.

假如人生中所有的目标都已实现:一个青年的崩溃


1

多年前的课堂上谈及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密尔,教授并没有提《论自由》或《功利主义》,而是聊起了密尔的童年。密尔两岁那年,其父詹姆斯与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结识为友,并深深折服于后者提出的功利主义原则: 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的最大化。为了践行新知,詹姆斯把儿子的教育事业当做自己的功利主义社会实验。

在他的严格监督下,密尔三岁学古希腊语,七岁时就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八岁学拉丁语,十一岁时通读牛顿的著作;随后他开始研读逻辑,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学;十五岁开始读边沁的著作,进而成为功利主义忠实的拥趸。说到这里,老师故作停顿,扫了一眼台下的学生,收获的是惊叹和欣羡的目光。然后,他接着说,

“显然,此时的詹姆斯显然认为他的教育实验已经成功,密尔的全面发展无疑是功利主义的合理性的一个有力证明。然而,教育实验还有一个结果是詹姆斯始料未及的,那就是二十岁的密尔遭遇了人生第一次精神崩溃。”

话音未落,学生们哄堂大笑。教授的嘴角满意地上扬。


2

嘲笑,大概是对某种荒谬反差的回应:比如道德哲学家却遭遇人生危机,又比如宣称幸福最大化的理论却酿成悲剧。这种情况,用“self-defeating”一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理论本身存在自我削弱的缺陷。这,也是教授的点评。

我以为这种解释有所欠缺。或许自我削弱揭示了功利主义内在的问题,但它却不能解释人们的嘲笑态度本身:为什么嘲笑?嘲笑又是否合理?

也许,嘲笑反映了人们对道德理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姑且称之为“指导观”。根据这种观点,道德理论的首要目的是对人们在具体情境中的道德抉择进行指导。在它的帮助下,人们或者脱离道德困境,或者拒斥道德上的恶而收获道德上的善。如此一来,道德理论俨然被当作“生存手册”,“人生指南”或是“幸福秘诀”,每当人们在道德层面扪心自问“我该怎么办?”的时候,就会投靠特定的道德理论,寻求救援。

之所以说这种“指导观”是偏见,是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对某种道德理论的评判。 如果道德理论的唯一目标是指导人们具体的行为趋向善好, 那么密尔的精神崩溃则说明了功利主义的失败:它没有引导密尔获得最大化的幸福。这至少说明了功利主义原则在密尔身上并不适用,从而成为人们质疑其理论价值的反例。

但在某些人看来,指导具体的行为并不是道德理论的唯一目标:它还从宏观的角度树立道德标准。这一观点可以叫做“标准观”。这种观点认为,道德理论并不针对人们在具体境遇的抉择给出各有差异的指导;它设定的是统一的标准。依据标准的不同,我们给予标准之下的人不同的道德评价:“不够理性”,“缺乏自控”,或是“道德麻木”等等。因此,密尔的失败并不一定反映功利主义的失败,问题反而可能出在密尔身上。


3

既然人们对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认识有失偏颇,那么他们嘲笑的合理性就自然值得怀疑。但在此之前,我们先看密尔本人对自己“精神崩溃”原因的分析。 在晚年的《自传》中,密尔回忆到,

“我曾经精神涣散,正如每个人有时会变成的那样;对享受,快乐和兴奋毫无兴 趣…… 在这种状态下,我直接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 假如你人生中 所有的目标 都已经实 现……这对于你来说是巨大的喜悦和幸福吗 ?’一种无可抑制的自我意识回答道,‘不是!’。”

这一段话或许可以打消一部分人的揣测:密尔之所以崩溃并不完全因为无法承受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他的崩溃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二十岁的他,饱读诗书,通晓天文地理,对社会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炽烈的憧憬:他已经为未来做好了一切可能的准备,就等着步入社会后一展宏图。然而,就在这个重要的人生档口,密尔却出人意料地崩溃了。一切都始于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将要展开的这一切计划,将要建立的这一切事业,将要实现的这一切目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幸福。这一答案或许让密尔稍感安慰。但是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我所要做的这一切和幸福有什么关系呢?密尔的回答看似斩钉截铁,实则无可奈何: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想象,此刻的密尔一定被一种难以名状的荒谬感包围: 如果幸福是最终的目标,而我将要做的这一切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那我做这一切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不幸的是,对这个问题,二十岁的密尔没有答案,他就像一只初出茅庐的雏鹰,刚要展翅,却被一支利箭击中,不可遏制地坠入了崩溃的深渊。


4

不同的人对密尔的遭遇必然有截然不同的回应。

最普遍回应或许是嘲笑。嘲笑的人中,一部分人彻底否认密尔思考的问题本身的价值:它们都是无所谓的问题,甚至是伪命题,花时间思考这些问题的是可笑的。而另一部分人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的价值,他们否认的是密尔本身的资格:诚然,这些都是关乎人生意义的终极命题,可是密尔还是太年轻,他的生活环境还是太优渥,根本不配思考这些问题。他对未来人生的悲观态度只会让人觉得他吹毛求疵,装腔作势,欠缺感激。

另一种回应是同情但不赞许。这一群人同情密尔,因为他们相信密尔的遭遇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人类境遇:对幸福和意义求而不得的挫败。这种挫败感是任何年龄、任何阶层的人在任何情境下都有可能遭逢的挑战。或许密尔敏感了些,但是这种敏感本身无可指摘,它甚至是一种真诚的品质,就好比赤子之心在庸常生活中的灵光乍现。但是他们并不赞许密尔对自己人生的评估。在他们看来,密尔之所以陷入了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幸福观是扭曲的。在密尔看来,只有幸福具有终极价值,其他一切由于和幸福没有关系所以都没有价值。然而,他显然忽视了另一种可能:他的计划,他的事业,他的目标恰恰是构成幸福的要素。正因为它们是构成幸福的要素,它们都和幸福息息相关。如此看来,虽然遭遇终极命题的拷问令人同情,但是密尔的崩溃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意味。

而我更倾向于一种更为彻底的赞许。把自己青年时的一次精神奔溃放到晚年的自传里本身就是勇气和真诚的体现。密尔大可在自传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全心全意地践行功利主义原则而从不动摇的道德楷模。但他却分明有意识地避免这种自我神化的倾向。他笔下的自己是一个“勉力维持”的形象,甚至比普罗大众还要敏感和脆弱。更重要的是,我并不认为此刻的密尔已经有有清晰的幸福观;人们针对他的所谓的幸福观的批评还是过于苛刻。在成长为道德哲学家之前,二十岁的密尔还是道德学徒。联系到前文对“指南观”和“标准观”的区分,与其说密尔用自己的崩溃在提出或者暗示一种关于幸福的“标准”,倒不如说他是在如实反馈他的困惑,寻求“指南”:如果,你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仍然感觉不到幸福,你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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