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件和歐洲難民有關的事

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裡，有一群人，被炸死的親人屍首找不齊也無處可掩埋，攜家帶眷逃到千里之外，在地中海化成一具一具沒有生氣的軀殼，沒有任何熟識的人能在事隔多年後說出他們的故事，因為他們終將四散，無家可歸，他們只有一個名字流傳在螢光幕上，可有可無，叫做「難民」。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was ramping up in the summer of 2015 when I decided to leave Berlin after studying there for eight years. One of my last memories of Europe was the tired and worried faces of migrants awaiting an uncertain destiny in the Budapest train station. Later that year I would land in Toronto as a newcomer, and one of the first news stories I saw on TV was Justin Trudeau welcoming new Syrian refugees at the airport. The difference in attitudes toward migrants was stark, and it made me wonder: What’s stopping Europe from being more like Canada when it comes to immigration?

這是我為申請多大碩士班時在SOP上寫的開場白。我在2015年正式告別歐洲，那個夏天從布達佩斯、行經布拉提拉瓦和布拉格，一路驅車回柏林，每個車站都暗潮洶湧，預示秋天的European Refugee Crisis。

從2015年到2017年申請學校，兩年間我和敘利亞難民坐在同一間教室上英文課，一起書寫各自的移民故事，相互介紹彼此的原生國和對新世界共同的想望，並動輒為加拿大政府應不應該接受以及補助敘利亞難民和台灣人社團裡的許多老一代移民吵架，而進了學校後，第一個開口問的問題是為什麼叫做「Refugee Crisis」？

為什麼人們說難民潮是危機？這到底是一個敘利亞國家分裂危機、一場普世價值下的人道危機、還是一種基於伊斯蘭恐懼症而生出的對歐洲基督教文明終將伊斯蘭化的危機感？

沙灘上的男孩

圖片太令人心碎，這裡就不放了。

如果要為2015年選一張難忘的照片，對很多歐洲人來說，沒什麼比得上看到三歲的Alan Kurdi像被遺棄的玩偶趴在沙攤上還要驚駭。

我還記得那天早上，打開FB，所有在歐洲的朋友都義憤填膺的分享這張照片，我瞄了一眼，淡然地和老公說：「這四年來在敘利亞，已經有不知道多少兒童因為戰亂還是飢餓死掉，這只是其中一個啊，你不早知道了嗎？」他經營一個國際時事評論網站，關注敘利亞內戰已數年，他說「然而人們對死亡數字沒有概念，一張真實的具象影像才能讓人感覺震撼，更何況那發生在歐洲」。

讀歷史的我常說，只有在死幾個人時才稱得上悲劇，死幾萬個人就是數據，倒沒想過，若把這話反過來講，也可以。敘利亞內戰了幾年，歐洲人還是歌舞昇平，偶爾還要批評自己國家對外國移民太好，如今一台卡車的屍體，一個被浪沖上岸的男孩，如夢初醒，原來遠方的戰火如此逼近這人間仙境。

在幾個被披露的訪談中，剛來德國的難民說自己到了天堂，然，作為一個留學生在德國生活七八年後，我忍不住悲觀的想，這世界哪有天堂？歐洲人此刻多半愧疚，竟然有如此慘絕人寰的故事發生在人權歐洲，但一時的愧疚能不能強掩近年來高漲的排斥移民情緒？

當時斯洛伐克相當誠實，他們馬上說只接受難民中的天主教徒，因為「斯洛伐克境內沒有清真寺，就算收留穆斯林難民，他們要如何融入社會？對他們來說，斯洛伐克只是他們轉進歐洲其他國家的中繼站。」一語道破難民和歐洲各國之間的矛盾。

Wo ist mein Heim?

關注歐洲難民的事，最早是從認識漢斯開始的。

最後一次見到漢斯，是應他之邀，在Freiburg的科索夫週上。地點在一個小型的社區活動中心，現場播放著輕柔低迴的科索夫傳統民謠，彷彿在訴說科索夫人追求獨立逃避戰禍輾轉流亡的心情。

學戲劇的漢斯和他的家人自掏腰包，花了半年時間追蹤並且拍攝一個科索夫年輕男子在德國處境的紀錄片。電影開始之前，漢斯感性的用德語說：『我來自科索夫，但在德國生活了十幾年，我的家鄉理應在德國，可是我不能這樣說。』

影片一開始，就是大大的黑底白字：Wo ist mein Heim?（何處是我家？）

這個問句理所當然輕而易舉的撞進我心底。身分認同，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我是在柏林認識漢斯的，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個遇上的政治和戰爭難民，在柏林的幾年，時常被他抓去幫忙拍攝巴爾幹半島難民在德國生活的紀錄片（舉麥克風什麼的）。

有次我問他「那麼你拿的是哪裡的護照？」「我沒有身分證。」漢斯靜靜的回答我。「什麼意思？」以為自己誤會了der Ausweis這個字的意思。

漢斯解釋：「我和家人是在戰爭之前逃亡過來的，戰爭發生之後，塞爾維亞的身分證就失效了，戰後的科索夫還是無權發護照。」他彷彿看到我眼裡的疑問，他說：「小李歐是德國籍，（漢斯和德國籍女友莉莉的兒子，）但我不是，我不是德國人，父母也不是德國人，妳也知道要加入德國籍有多難？更何況我連自己的國家都沒有。」

我一時之間語塞，儘管我所來自的台灣，時常得在國際場合上，就「台灣／中華民國／台北」這幾個字之間做文字組合，但我手上拿著的是貨真價實的護照。更何況，生活在他方，像是浮萍一樣在水漂流，而護照，無論是出生地或已經換成所在地，幾乎就是唯一可以抓得住，最實在的根。即使是偷渡客，拿著原來國的身分證明，總還可以回去坐牢吧？

漢斯說這就是他拍攝的紀錄片裡，男主角的處境，他們這一代人，十歲以前來到德國，從有記憶開始聽的說的看的全是德語，他們甚至看起來和一般德國人無異，（科索夫人的穆斯林信仰在年輕的一代幾乎已不復見，）但是因為沒有身分證，他們必須戰戰兢兢的每半年去一次簽證官辦公室，等待命運發落。

那是極為痛苦的等待，漢斯說在他兒子出生前的那段時間，剛剛辭去在Freiburg劇團的工作，搬家到柏林，原以為會有更多表演機會，然柏林太大人太多，有太多人等著進入劇團，於是拿半年簽證他理所當然被拒於門外。

「那時候我總是想，萬一我沒有得到簽證怎麼辦？」漢斯如此說。還好漢斯的女友莉莉亞是德國人，現在又得到一個德國兒子，所以處在失業狀態的漢斯，終究還是每次都得到延長簽證的許可。「為什麼不和莉莉亞結婚呢？」漢斯笑著說：「哪有這麼容易，我二十歲時曾結過一次婚，但現下可笑得國際現勢卻讓他無法證明自己已經離婚。」

我從側面看著漢斯。漢斯有一張猜不出年紀的臉，似乎什麼年紀都有可能，而且還真的很難說得上來是因為他是個演員，又或者是因為他的經歷。但漢斯的經歷始終沒有結束，就像所有逃往歐洲的難民一樣，找尋新家園是一個永遠劃不了句點的故事。

如今，科索沃已經不在歐盟接納難民的名單內，事實上2010年德國政府就有計劃逐步把境內的科索沃人送回國，上萬科索沃人必須離開自己生長的土地，數十年生活的國度，只因為德國從來沒有真的接納他們。

每一次當我看到畫面上的敘利亞難民在進入德國後歡天喜地，我總是想起漢斯。有沒有人告訴這些難民三年後的命運呢？當2013-2014年間伊斯蘭國（ISIS）崛起時，許多生長在歐洲卻始終無法擺脫他者身份的穆斯林年輕人，熱血沸騰的跑去加入ISIS，幾年後這些難民發現了天堂再也不是天堂，他們何去何從？

2017年暑假，和一個在奧地利讀博班、來加拿大做參訪的德國女孩討論了德奧的難民狀況。

德國女孩本身也在奧地利的難民組織當義工，她證實了在大批難民湧入德國時，奧地利政府很迅速修改法律：每一個城鎮無論大小都需要按照1.5％的比例收容難民，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村落有1000個居民，就要收15位難民，至於如何對待難民，政府兩手一攤，放牛吃草。

想當然爾，多數奧地利人很驚慌，這其中未必是種族歧視或恐懼恐怖份子，還沒有到這地步，問題是一個鄉村的奧地利人或者一輩子也未曾親眼見過一個「難民」，如今一群文化不同的人要來，我們該如何是好？德國女孩說，即使如此，多數的城鎮都找到了應對方式，在政府毫無建設性補助的情況下，人們自動自發的幫忙難民募集物資、安頓住處、還發展出各種活動幫助難民走出創傷。

坦白說奧地利政府此舉真的蠻厲害的，一來避開了「花納稅人錢」的疑慮，二來也是強逼奧地利人站上第一線直接和難民接觸，見面三分情，而難民也得以更快適應環境。

德國女孩強調，無論在德國和奧地利，事實是難民並沒有提高當地犯罪率，可惜只要有一個難民犯罪，往往會被拿來誇大並用以反對難民。

不過德國女孩也承認，在德國，生活五代以上的土耳其裔德國人並不會因為這波難民潮，就從此被德國人接納，她說：「我知道這是不對的，但德國人反而對敘利亞難民更期待，因為他們多半是高知識份子，更願意學習德文融入德國社會。」

我對她直言不諱：「如果今天德國人願意將土裔德國人視為德國人，他們應該會更願意努力融入，可事實是他們始終不被接納，那有什麼好融入的？」

德國女孩說德國要在對待外來移民上走到加拿大這程度，大概還要花上幾個世代。

後來，我在無意間看到一則新聞很感動，台灣的年輕人在奧地利成為難民和村民之間的橋樑，也間接印證了《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的報導和德國女孩的說詞：奧地利的人民終究找到方式接納了一個和自己從內到外不同的族群。

本來2020年春天要去希臘一趟，當時選了所上的一堂當代希臘政治和社會——正如過往提過好幾次：這個研究所真的是有錢到提供學生來回歐洲一趟7日遊甚至半月遊只為了一個學分。修這堂課的學生需要在選課前弄出一份提案，大抵是到了希臘後你要探訪哪個議題？拜訪那個單位？面訪那些相關人士？儘管當時學分已足，可還是企圖抓住這個免費的機會，去拜訪雅典市區所為「開放式」的難民營Elaionas（一般來說進了難民營是不能隨便外出的）。

以下是擷取當初提案裡介紹Elaionas的部分：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Greece, as a major recipient country for migrants attempting to reach Europe through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oute, has been called on to manage what is described as an “extremely volatile migratory situation”. More than a million refugees, many fleeing economic hardship or wars, have arrived Greece since 2015. In the midst of the crisis, Athens established a model accommodation facility: “Elaionas”. The camp is co-managed by several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Migr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police; along with other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NGOs.

Elaionas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Athens; there are about 2,300 people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currently staying in the camp, the majority of which are refugees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q. It has a so-called “open structure”, allowing residents to come in and out all day, and walk around and communicate with Athenians.

The Elaionas refugee camp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 camps in the country. In the words of one camp worker, the camp strives to “make the endless time residents spend at the camp more pleasant, positive and productive”. For example, the book called Recipes Welcome: The Refugee Recipes That Borders Couldn’t Stop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18, allowing 35 refugees from 14 countries to share their food with others. The book provides new insight into the refugee experience, and it piqued my interest in these “more pleasant, positive and productive” projects in the camp.

這堂課後來自然因疫情無疾而終，我猜自己大概也從此遠離歐洲難民這個議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