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在布达佩斯的寄语│WORDS FROM BUDAPEST

﹝匈牙利﹞G.M.塔马什（G. M. TAMÁS）

2013年

任杰　译、当值志愿者　校

个人成长背景（小标题为校者所加，下同）

您的生命轨迹并不平常：您曾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异见自由主义哲学家，如今成为对东欧资本主义秩序最著名的左派批评家之一，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该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动态的引人注目的文章。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您在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和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时期您早期个人思想的形成经历吗？

回答这个问题近乎不可能，因为它需要解释的整个背景或者已经不存在了。我出生于1948年，出生地被匈牙利称之为科洛兹堡（Kolozsvár），罗马尼亚人称之为克卢日（Cluj）。它作为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主要城市，在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The Teaty of Trianon）从匈牙利转交到罗马尼亚，1940年被希特勒交还给霍尔蒂（Miklós Horthy）统治下的匈牙利，1944年初开始直接被纳粹占领，直到苏联军队的到来，再次被纳入罗马尼亚。我的父母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带着受到战争创伤的身体和心灵回来。我的父亲是一位匈牙利作家，在被囚禁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结果被他视为同志的红军严重打伤了——他曾使用拐杖行走，后来用了一根结实的手杖，我至今还保留着。讽刺的是，我的母亲因为被判为煽动叛乱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而入狱，结果逃过了被递解到奥斯维辛的命运。但她的母亲和最喜欢的哥哥都被杀害了。我的父亲的家族属于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小贵族，或者说是小地主；他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裁缝。我的母亲比他大七岁，来自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也是犹太《塔木德经》的学者世家。他们不可能在其它地方邂逅，只有在运动之中。运动——他们从不谈及党——主要意味着遭受痛苦和迫害：逮捕、监禁、殴打。这种痛苦是不言自明的：被邪恶的社会处罚证明了目标的正义性。这是一种准诺斯底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是剥削、压迫、希特勒和死亡；另一方面是运动。

后来，当我父亲对体制完全失望时，我问他为什么仍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他给我看了一个小塑料。我想，它应该是酚醛树脂做的立方体，六张小照片贴在立方体的不同面上，这些是他年轻时最好的几个朋友的肖像，他们在那可怕的1944年，被匈牙利王室、罗马尼亚秘密警察或纳粹盖世太保严刑拷打致死。"因为我无法向他们交代"，他说。这是完美的基督教理念：见证，殉道作为具神学保证的真理。他们的英勇牺牲，因此，证明了这个目标也是正当的。他无法逃脱这个逻辑。在政治逆境中和运动的逐渐腐朽，保持信仰是唯一的出路。其它任何选择都将是背叛。另外，他又从未否认"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了。他的身份和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的一些同志从集中营回来后，被共产党当局重新逮捕，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让他崩溃了。

在革命未起的情况下，他突然发现有了自己的时间，于是他有闲暇可以成为一位好父亲。他带我游览了历史悠久的特兰西瓦尼亚，蹒跚在山路上，拄着拐杖，参观着一座座堡垒、城堡或古老的中世纪教堂。如今，没有多少知识分子拥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我们有。我们的家族中有些成员是农民，生活在欧洲最贫困的地区。我被教导在田间和园圃里干活，尽管我做的并不出色。但我还学到了其它的东西：一切都和父母有关。我通过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部的匈牙利语节目，并为我的父母概括新闻报导来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当时才七岁。我仍然记得那个时代的英国内阁阁员名字：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拉布·巴特勒（Rab Butler）、马克斯韦尔·费菲（Maxwell Fyfe）等等（不过我还是很崇拜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和芭芭拉·卡斯尔（Barbara Castle））。薇拉．琳恩（Vera Lynn）的歌曲《后会有期》（We’ll Meet Again）和《多佛尔白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感觉有点像社会主义的进行曲。自从战争以来，英国广播公司（对比自由欧洲电台）一直被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我不知道自己和其它男孩有什么不同，我认为不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关心尼赫鲁、苏加诺、胡志明和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等人——在街上，强壮而皮肤黝黑的小伙子总是被称为来自新闻中所知道的冲伯（Moise Tshombe）。

国际主义对我父母及其朋友圈（其中大多数人在1945年前都处于“非法的”状态）是重要的信条，即使到了六十年代，当罗马尼亚共产党越来越民族主义化并开始清除匈牙利、犹太尤其是匈牙利犹太的领袖和活动分子时（这些人都记得战前铁卫团的“罗马尼亚化”手段），他们仍然坚守着这个信念。随之失去的，还有战后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族群的重要让步，包括在克卢日/科洛兹堡设立自治区和独立的匈牙利语大学。

您成长的克卢日/科洛兹堡（Cluj/Kolozsvár）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那是一个中世纪的大教堂城镇，如今还能看到厚实的城墙，有两座重要的哥特式教堂——我最喜欢的是法尔卡什街（Farkas utca）的改革宗教堂；我是一个离教的加尔文派——还有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和当地权贵的巴洛克式城市房屋：在1870年代建造的大学附近的班菲宫（Bánffy palace）、雷德伊之家（Rhédey house）、肯德菲之家（Kendeffy house）、沃尔法德-卡卡斯之家（Wolphard-Kakas house）和教堂。对我而言，它美丽得令我痛苦。它被称为“珍宝之城”，不是因为它的财富，而曾是炼金术的地区首府；它在宗教改革期间经历了宗教冲突和突然的信仰转变。它是一个坐落在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乡村之间的匈牙利城镇，也是左翼的桥头堡。1946年，来自罗马尼亚大学的铁卫团学生杀害了两名匈牙利共产党员的工人。共产党人——主要是匈牙利人——冲击了罗马尼亚人大学宿舍。两名匈牙利受害者被安放在主广场的一个巨大灵柩上，成千上万的哀悼人群聚集在那里，那个晚上，共产党领导人在烛光下发表了充满煽动性、嗜血的演讲，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性景象，我的长辈们一再复述这个场景（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匈牙利大学是属于共产党的势力的，罗马尼亚大学是右翼的。同样，城里的两个足球俱乐部也是政治上对立的：匈牙利人和社会民主派的KMSC（今天的克鲁日足球俱乐部（CFR）），它最初是一个属于工会的体育协会；罗马尼亚人和铁卫团的卡拉奥华大学体育队（CS Universitatea Craivoa）。他们至今仍然互相仇视，但他们的过去已被遗忘了，他们现在的球员和支持者都是罗马尼亚人了。

在东欧，少数族群普遍倾向于左翼，被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与共产国际反对《凡尔赛和约》和《特里亚农条约》的立场所吸引。在罗马尼亚全境，克卢日/科洛兹堡的匈牙利语大学是马列主义最可靠的桥头堡，这当然不会使罗马尼亚人，无论是否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官方教义产生好感。斯大林主义仍然被人们铭记为（有点不应得的）使匈牙利人在特兰西瓦尼亚重新获得政治主导地位，齐奥塞斯库后来对此的镇压在一段时间内使他相当受罗马尼亚人欢迎。

以及您的成长经历呢？

我的成长有一个奇怪得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当时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一套严格的理性、清教徒、勤奋、无性、纪律的生活规则，伴随高尚情操、高雅文化、自我提升、严谨学习，一切都被以“革命”的名义受到压抑而沉静和彬彬有礼。我读了拉斐尔·塞缪尔（Rapheal Samuel）的《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世界》（Lo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后（尽管主导的文化和隔离的亚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才认识到了我们青少年时期那种自我牺牲、利他主义、平等主义、不动感情、不作浪漫、实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灰色调，隐藏的理念就是被抑制、不公开的英雄精神。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孩子，穿着扎人的羊毛膝袜和短裤，大人虽然看到我们但不会听我们所说的，我们只能听着大人谈论重要的事情。在我久病期间，我的父亲无休止的给我读了19世纪的史诗，并教我尽可能地阅读，如果可能，阅读原著。每个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我们都会去听交响乐演奏会。我拉奏小提琴。我们十多年岁时，都应该读懂乐谱，理解拉丁文，读但丁、弥尔顿、拜伦、歌德和普希金的作品。我在14岁时开始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当然我并不理解，但我还是看完了那本用可怕、难以理解的古匈牙利语翻译的版本。

在不多的假期：我记得在庭院的草地上度过的夏日，提着一篮子的苹果——我讨厌苹果——阅读、阅读、再阅读。晚上，母亲在黑暗中站着，透过百叶窗的板条子看着外面，等待那辆黑色汽车的到来。15年后，1974年2月，凌晨4点半，秘密警察终于敲响了我家的门，我并不感到惊讶。我们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这是我们的政权，是我父母所系的党，但也是我们的明显敌人。在1960年代初，当我父亲被解除了镇上的匈牙利国家剧院的领导职务，但只是被流放在国内时，我们松了一口气。我的父母曾异常详细的告诉我如何在被拷打的情况下应对（我从未被拷打过），如何呼吸——“有规律的呼吸是最重要的，想象一些形式化的事物，在脑海中背诵诗歌，想想数学公式，任何有韵律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实用的建议，但已把我吓得魂不附体。

您当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我们知道在1918年之前，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政府和贵族是如何对待当地罗马尼亚农民以及罗马尼亚少数族群的民族运动，他们的权利如何被剥夺。但我们是无辜的（校按：指塔马什所属的匈牙利左翼），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反对歧视。但是，我们作为国际主义的匈牙利人对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反感，是否完全没有受到潜在的民族自豪感影响从而觉得我们比那些罗马尼亚沙文主义的新贵更“好”呢？我对此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者是镇子对乡村的古老蔑视的回响。我的父母不会讲罗马尼亚语（而我讲得流利）。他们作为优秀的国际主义者，阅读了自己国家大多数的翻译文学作品。我曾经问我母亲：“您为什么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不会罗马尼亚语？”那时，她已经在罗马尼亚待了四十年。她只是笑了笑。

我最初的反对思想相当自我的：政权怎敢令我敬爱和英勇的父母失望？我对党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是叛徒——现在想来，我仍然相信这一点。理想与现实的古老对比塑造了我们所谓的政治思想。这是非常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夸张、僵化的道德主义取代了历史思考。这给了我一种深刻、持久的对政权的憎恶，这种憎恶如此强烈和恼怒，难以描述。

那么，由于政权关闭了匈牙利语大学，您的大学教育应该是用罗马尼亚语进行的吧？

不是的，我的大学教育是用匈牙利语进行的；实际上，这两所大学被合并成了一所双语大学，维持至今。但我也在布加勒斯特度过了两年时间，学习希腊语，因为在科洛兹堡当时并没有教授这门语言。

什么吸引您研究笛卡尔，也就是您的第一本书的主题？

我的兴趣是历史性的和批判性的：我关注的是“理性”的诞生。这篇文章（校按：塔马什首本着作是论文集）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政治笛卡尔》（Political Descartes）非常相似，唉，可惜我当时不知道他的书，然而他的书是更好的。我非常喜欢第一个“语言转向”，即浪漫主义版本，就像约翰·乔治·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对康德的批判中所表现的那样。我还写过关于诺瓦利斯的文章。

被迫离开罗马尼亚到匈牙利

您提到了1974年2月秘密警察的到来：您参与了什么样的活动？

那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实际上政权对于真正的抵抗来说过于强硬和可怕），而是因为我拒绝为齐奥塞斯库新的“道德准则”写表忠、歌颂文章。两天后，我就被举报并带到了秘密警察总部。这实在是一种骚扰行为：他们几次在街上拘捕我，将我扔进黑色轿车，带走几个小时，然后在夜间释放我。他们有时就只让我在阴暗的走廊里久等。

您是什么原因决定于1978年去匈牙利，而不是去西方寻求庇护？

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不想被关进监狱，在罗马尼亚这只是时间问题。其次，我受够了在自己家乡成为一个被仇恨和官方迫害的少数族群的一员，我渴望成为在匈牙利环境中的匈牙利作家，而不会因为在公交车上说匈牙利语而遭人白眼——尽管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当我们这次对谈时，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再次升温，这场冲突像往常一样由不负责任的右翼政客煽动。天啊，这太无聊了。第三，匈牙利的反对派正在形成；我认为这将会是我的智识家园。而且，我可能对待在边陲外省有些厌倦了。

我没有去西方国家，尽管我有一个在巴黎的叔叔，他曾在雷诺汽车厂工作，是几个小团体的成员，后来加入了“合众社会党”（La parti socialiste unifié，PSU）（校按：法国1960-1990的一个左派政党）。我作为一个旧式知识分子，觉得在这里有一些义务：建立反对政权的力量，在我的母语环境中进行认真的哲学探讨（我写的关于笛卡尔的书在1977年出版）。然后，对我来说，还有希望过上更正常的生活。我曾在布达佩斯大学（即罗兰大学（ELTE））任教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以自己名字出版了一本地下小册子支持波兰的反对派（在1981年12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变后）后而被开除了。这就是所谓的正常生活。我被列入了黑名单，禁止出版，我的名字从新闻和专业出版物中消失了，我的护照被没收，电话被切断——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直到1989年当选国会议员前，一直失业。

匈牙利确实是一个与罗马尼亚截然不同的国家。匈牙利和东德是唯一没有向民族主义倾斜、认真对待反法西斯传统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二战期间极右翼的重要知识分子们都得到了平反，并在所谓的共产党期刊上疯狂写作。他们的反西方态度和“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起了作用：他们基于一般的反自由主义的理由，真诚地更喜欢苏联而不是美国。但是，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不同，反对邻国的宣传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与苏联集团其它地区不同，反犹主义受到压制的（与东德和南斯拉夫共同具有的政策）。虽然反犹主义很少在公共生活中感受到，但它的怨恨正无声地酝酿着。而民族主义沾上了一点反对派色彩。

您会如何描述当时的文化？

苏联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都存在着一种高度现代主义与——从今天或西方的角度来看——难以置信的对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崇拜的奇怪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除了消除文盲、流行病和赤贫，通过引入卫生设施和室内管道、供暖、养老金、带薪假期、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廉价的公共交通、计算能力等等，还在每个区和所有大型企业开设了借阅图书馆。它首次引入了学术和批判性出版物，以及大量高质量包括社会科学、严肃的文学和艺术批评的出版物，数十家新剧院和博物馆开放，数百家新电影院营业使到艺术电影得以繁荣发展，所有这些文化事业都具有推崇高尚情操的特质。数百万人学会了阅读乐谱并参加合唱团。在1945年之前，哲学从未被视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民族经典著作首次得到适当的编辑和出版。数百名学者从事翻译工作。这里有非常爱读书的国民。

同时，由于这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通过计划的生产和重分配来调节和限制且由复杂的数学计算来控制，政治是过分地强调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理性主义。作为一个仍然基于商品生产、雇佣劳动、货币以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体制，阶级差异和不平等仍然存在。在这个体制中，党代表了一种集体性质的古罗马保民官的角色，总是将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和文化参与朝向平等和维持——主要（不完全是）以象征方式——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社会流动迅速，工人阶级的孩子在获得高等教育和干部晋升方面享有优势。统计数据表明，即使在1980年代，绝大多数领导官员和管理人员都来自无产阶级家庭。

最讽刺的是，今天极右翼的要求——在科洛兹堡设立一所独立的匈牙利语国立大学，在特兰西瓦尼亚建立一个匈牙利自治区——都是斯大林时代的成就（后来被禁止）。不仅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有特权，少数族群的干部也有。列宁主义纲领包含了所有族群文化的发展：前苏联集团现在正在交战的地区或族群的精英均是由党创造的。他们已经有了剧本，呼唤虚构的中世纪民族文化，其由具浪漫主义倾向、有文化的委员官员所赋予的（然后是新闻、出版、高等教育、剧院去推动），他们相信在乌拉尔地区有未受俗世污染的民俗文化，远离堕落的圣彼得堡。诗人们将《浮士德》翻译成几十种他们各自的语言，但他们自己距离普遍文盲的上一代人只是一个世代而已。现在这些国民正在观看YouTube上的流行视频。

您认为工人阶级“在象征意义上的首要地位”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应忘记，所有的等级和阶级制度，无论其差异如何，都根植于一种价值体系，赞扬精神优于体力劳动，闲暇阶级优于那些必须自食其力的人，冥想优于活动，事物是为了本身而做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生存。神职人员和贵族不仅被认为是治理者，还应该在道德、智力甚至体力上都比别人优越——还记得寇松侯爵（Lord Curz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士兵洗澡时的惊讶吗：“我从不知道工人阶级有这么白的皮肤！”然而，共产党颠倒了这一切。尽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但它宣称体力劳动的优越性且将工人置于道德层级的顶部，独特地进行了一场了不起的道德转向。很少人能够理解这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分水岭。它为政权赢得了比任何事情都更多的仇恨；后1989年东欧的新闻媒体仍在谈论它，真心地瞧不起（美好的旧阶级仇恨）那些戴着布帽（这里称为列宁帽）、沾满油脂的粗汉，否认工人阶级阅读布莱希特作品和听巴托克音乐的事实。

对于“知识分子”（装扮成新中产阶级）的逆向崇拜，通过“无私奉献”的思想，实现了一个将精神与物质、工作与休闲融合，对体力劳动者有利的世界，从而掩盖了阶级差异。由于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仅此而已，所以出现了一个部对共产主义幻灭的伟大文学作品，但现在已被遗忘（校按：塔马什这里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位作者和作品）。总的来说，令到这个政权最担忧的反对派是来自左翼。匈牙利秘密警察的反托洛茨基派小组直到1991年才解散。在匈牙利几乎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该部门处理任何种类的马克思主义异端，但它表明了领导层的担忧方向。

与前南斯拉夫的交集

有种说法认为南斯拉夫在1970、80年代由于与中东欧地区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得以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这种想法正确吗？

当然，南斯拉夫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在出境签证方面，它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它对苏联尽管有敌意，但远不及充满反共和反俄情绪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爱上一切看来反苏的外国政要，包括戴高乐、贝京和尼克松，以及伊朗国王和《一号兄弟》（Brother Number One）（校按：美国历史学者David Chandler 所写的波尔布特传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同志。

齐奥塞斯库在英国白金汉宫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巴斯勋章。

的确。我在1968年出席了戴高乐在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奉承齐奥塞斯库，口若悬河地大谈这个被斯拉夫人和马札尔人（他没有说匈牙利人）包围的小拉丁国家。这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恐怕不会有我的份。但我确实与南斯拉夫有过交集。当我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被列入黑名单时，我在南斯拉夫的匈牙利语期刊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它们很棒。南斯拉夫与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出版和新闻业相比，它的审查要少得多，对新左派异端尤其宽容，后者在苏联集团中引起了歇斯底里的恐惧和憎恨。到了1970年代，东中欧的政权已经不再假装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对他们已是不利的遗产而被无声无息地抛弃了。在我的学生时代，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莱维-斯特劳斯是主要的思想家，分析哲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是巨大的。在德语影响下的国家，严格区分“科学”——当然包括人文学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和哲学——与“政治”，成为了东欧公共生活的祸患，这一点源于韦伯，他是在1970年代（也是东欧知识分子仍在读书思考的最后一个十年）的东欧是无可争议的圣人和英雄。马克思主义者像在匈牙利的卢卡奇学派（我和他们友好，但我从未加入），是新左派或欧洲共产主义变种的异见者，既反对苏联又本质上质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因为党既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又不希望联到想由于在新的市场体制所加剧的不平等和个人主义。匈牙利中央委员会对卢卡奇门徒——海勒（Ágnes Heller）、马库斯（György Márkus）、瓦伊达（Mihály Vajda）、基思（János Kis）等人——作出的著名决定（校按：将他们开除出党），实际上是在该体系余下寿命期内宣布马克思主义是非法了。到1989年该学派有可能被平反时，它已经死了，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变成了自由派。

在南斯拉夫，情况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像其它官僚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样的国家，但其领导人仍在梦想着某种未异化和未物化的秩序，尽管涉险的“自我管理”显然已经破产，在一个多族群和联邦国中，他们想象自己是国际主义者，仅仅几年后他们相互之间就发动了血腥战争。他们成为了自由主义者或渴望血腥战争的中世纪宗教迷和沙文主义者。但此前，他们欢迎欧内斯特·布洛赫和赫伯特·马尔库塞来到科尔丘拉（Korčula）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1979年，我第一次在贝尔格莱德看到有《新左派评论》。相反，以当时匈牙利来说，通常情况下，走私书籍比期刊来得容易，因为匈牙利当局不知道这些书名，但英文的“新左派”这个词，在海关和边境警察中就知道的（校按：即若被发现便会没收），但从维也纳进口左派欧洲共产主义弗兰茨·马雷克（Frank Marek）（校按：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维也纳日记》（Winenr Tagebuch）（校按：奥地利共产党刊物）便没有问题，除非封面上有锤子和镰刀标志。相比之下，南斯拉夫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天堂，有从德国的客工寄来的汇款，似乎让它更接近一个真正的世界，有公开的争吵、辩论和政治斗争，尽管那里有镇压、军国主义和铁托的军事独裁统治。但到了1980年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而且越来越多地寻求的灵感来自于二战期间的反动社团主义政权。同样有启发性的是，今天，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和希腊，有一个年轻而有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而在中欧——所谓的维谢格拉德（Visegrád）四国（校按：指匈牙利，捷克，波兰和斯洛代克）——却没有类似的东西，尽管他们受到一支恶毒而暴力的准法西斯主义右派的威胁。（在伏伊伏丁那省（校按：塞尔维亚自治省），每天都发生针对匈牙利少数族群的仇恨犯罪——而在保加利亚和希腊，新纳粹党派极为强大，对那里的社会抗议，同时利用和反制。）

1989年后的东欧与苏联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民主力量的推进起了多大的作用？

其重要性从消极方面而言，因为已经明确红军不会干涉。在1986年6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未经许可的示威中，我作为主要发言人，我被防暴警察殴打并拖走，但我们在两小时内获释。一年后，作为国事举行为伊姆雷·纳吉进行庄严的重新安葬，是在由伪装成革命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军队和警察所严密把守下进行的。我很反感，没有参加。戈尔巴乔夫本人被视为一个谐剧人物：永不被原谅的软弱。无论如何，苏联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它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存在。直到1989年巴黎的一个异见者会议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活生生的俄国人。截至目前为止，我从未踏足苏联或前苏联领土：我以前拿不到签证，现在没有钱。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的破灭是一场悲剧。即使当时我极度反对左派，我也这么认为。想想看，一个反对工作、权力、生育，反对在乎明天或死亡——想想《野百合》（Lilies of the Field）（校按：美国小说家威廉．巴雷特（Wiliam Barrett）的作品，后被改编成电影）——的福音，竟然是由令人憎恶的酷刑和暗杀的罗马象征的十字架作为标志，最终被一个穿着凯撒袍子的君主代表全罗马之地；一个以禁止诸神雕像而著称的先知社群，却以米开朗其罗雕刻的摩西雕像作为代表。话说回来，一个坚定追求全面解放和与任何形式的权威和等级制度彻底决裂的信条，它结合了超批判的高度现代主义，寄居在沙皇的象征住所——克里姆林宫（马克思不在那里，但有伊凡四世和《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校按：普希金创作的话剧）），而像是洁白墓碣的政治局则向步履蹒跚的红军队伍致敬，维持着一个由监狱、集中营和精神病院的体系，在那里，理性批判被药物和电击治愈。这足以让你对人类感到绝望。也许很难想象，一个完整的文明如此受到破灭和绝望的困扰，但这是事实。我们这些异见者也许庆祝了一场胜利，但不知何故，即使那时，它总有一种像宿醉酒气的失败滋味。

您能否区分在该地区1989年所经历的差异？

首先，正如斯大林喜欢说的，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最终波兰工人运动撃败了原来的政权也非偶然。团结工会被称为一个工会，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它是由工厂里的小组组成的网络，不是按行业而是按地区来组织的，由中央机构领导，它得到结盟的知识分子提供建议——完全让人想起早期的共产党。像它的敌人或以前的共产党，它分成工人委员会和革命政党，与俄罗斯、匈牙利和德国在1917年至1923年之间的情况一样，难以区分。当然，在团结工会的时期，党代表的是市场改革，而工人们的要求是恢复计划经济和平等的福利国家。在1980年代，波兰的工人反对派希望有更大的自由情况下，跟随它们的对手一样，走向了重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两者最终都在新的自由民主政治环境中被挤出政治舞台。在匈牙利，亲市场的前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保守派相互争夺权力。这些全新的意识形态都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思想，创造中产阶级，据称中产阶级是自由的保证，现在，那些大人物正在思考为什么新的中产阶级如此的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

该地区只有一个真正的革命，那就是罗马尼亚的革命——罗马尼亚知识分子花了十年时间证明它是一场克格勃式的政变。然而，在1990年1月初的日子，当我终于回到克卢日/科洛兹堡时，看到雪地上的鲜血，是那些无人愿意记起的士兵和工人所溅下的血。但我记得，我感激他们，让我在十年后得以回来，享受到一个狂喜的时刻，那时齐奥塞斯库已不存在了。现在每当我谈起这事，我仍会感动落泪。至于其它方面，那是一场辅之以阴谋诡计的分崩离析的过程，我们这些异见者是使发生这场“混乱”成为正当化的受骗者。然而，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那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时刻，当人民变成为天才群民。你无法想象1988/89年这个时期无数的小团体、社团和协会的精妙和智慧。不过，大多数情况都是妥协的。经济危机的来临——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自由化加速了它但非主因——最初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恐慌。像瓦文萨、哈维尔、库龙（Jacek Kuroń ）（校按：被称为波兰反对力量的教父）和其它人一样（包括我自己），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呈现为西方的——成功的——代名词，甚至为海湾战争欢呼。当衡量一个文明的崩溃的标准最终被认定便为时已晚了（我们这些老的异见者还在庆祝着自由，就已被新权力集团指控为无根的国际主义68一代人、通奸者、同性恋者、罗姆人的支持者，以及最糟糕的是女权主义者）。

我绝不后悔曾反对“社会主义”政权（虚伪、愚蠢、残暴、压迫和背信弃义），我仍然情感上认同那些年的异见精神。但我非常不喜欢那些斗争的结果，尽管我在这些事件中的影响不大（我更多地是大规模集会上的演说者而非领导人，然后是自由民主主义联盟（SZDSZ）的议员（1989年至1994年）），我仍感到有责任。尤其令人感到惭愧的是，连最基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比著名和杰出的理论家更清晰地看到：无论苏联集团和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如何理所当然，无论东欧突然对自由和权利的着迷如何可以理解和不无益处，无论市场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垮台如何带来光明前途；但同时也是一场历史灾难，预示着工人阶级权力的消退、对抗文化的结束，以及两个世纪以来起了正面作用的令统治阶级有所恐惧的终结。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从开始作为一个整体体系、唯一的主体的一种哲学建构和理念，到成为一个有形、日常的现实。

从自由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

您的政治轨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过渡”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回应，又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我的政治轨迹非常特殊，它呈现了回力镖般的飞行轨迹，从左到右再返回左，但我直到2000年代才第一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前半段足够寻常，是对独裁统治的反叛，但又加上在罗马尼亚受到种族歧视的经历。但奇怪的是，我涉足的保守思想竟然帮助了我。在我转向左派之前，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我见过他一次并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唤醒了我对自由主义酝酿已久的疑虑（实际上，或许有一天我会写一篇名为〈对于革命者的列奥·施特劳斯〉的文章）。就像在我年少时尼采引起了我对基督教的兴趣一样，施特劳斯将我引向了斯宾诺莎和卢梭。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分隔和缓和冲突的体系，无法建立起一种政治秩序，其基础是来自于恆久地需要对义务的自由接受作为动机，也就是所谓的利他主义。否则，它将不得不竭尽全力将强制合理化和由博学精英提供高尚的谎言。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是唯一一本书处理了韦伯的悲剧性犬儒主义和具欺骗性的所谓的事实/价值二分法，它让我看到需要程序确定性的政治世界观的弱点，在英语世界是以抽象和空洞的规范主义，除了曲解和简化的康德之外，完全不了解现代哲学，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政治哲学”。

因此，当我看到诸如哈贝马斯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名人转向自由主义，成为体制的中流砥柱时，我决定扔掉我全部所谓的作品，与我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决裂，重新上学。当然，这释放了我对现状（我们自己造成的）的强烈否定，释放了我对由于过渡到市场经济而重新变得贫穷和文盲的人们的同情和怜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天真的自由主义将一个新生的民主交到了不负责任和充满仇恨的右翼政客手中，并促成重建一个狭隘、顺从和怨恨的社会世界，回到了1945年之前。这个决裂自然地相当痛苦的，因为它令我和几十年来一直在一起的人——异见者——断绝了联系，所以我现在的朋友大多是比我年轻几代的人，都是很棒的人，但没有真正友谊所必需的共同回忆。同时，年轻的罗马尼亚左翼人士让我能够在特兰西瓦尼亚拥有一种令人欣慰的较为隐蔽的存在，并最终摆脱了毒害我青春期的感觉——族群冲突是无法补救的。离开30年后，我第一次在生活中用罗马尼亚语演讲和写文章，感到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了欢迎：这是一种巨大的喜悦，或许是不应得的理由。

东欧与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

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族群冲突以及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对整个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

从官方层面，这些事情在统治阶级看来是严格和僵化的，如两个没有俄罗斯占领军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今天是最反俄的，对古老的领土和族群争端均有纪念仪式。在南斯拉夫的情况：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站在北约和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一边，反对希腊东正教和所谓的“共产主义”塞尔维亚；另一边的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俄罗斯人转而反对他们看作是天主教和“德国”的“同盟国” （校按：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这加剧了天主教和东正教、“欧洲”和东方野蛮人之间存在界限的旧偏见，这是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族群主义者喜用的陈词滥调。当时（以及现在）的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称塞尔维亚伏尔伏丁那的匈牙利人为“北约少数族群”；可以想象一下当北约的炸弹落在诺维萨德（Újvidék/Novi Sad）（校按：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时，这是非常有用的。通过将米洛舍维奇描绘为“共产主义者”和俄罗斯的盟友，就有可能将中欧左派描绘成东方、野蛮、落后和注定失败的形象。（另一方面，左派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同时被看作是犹太美国的总督，1930年代的犹太英国。）1989年的大多数异见者——哈维尔、库龙、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校按：前波兰异见者，当时有“反对派运动设计者”的称号）等人——全力支持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那时候，我正在抗议，为此感到痛心，我被称为米洛舍维奇的“有用的傻瓜”。我记得在布达佩斯的法兰西学院与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进行辩论：他是克罗地亚领导人也是反犹主义者、族群主义者图季曼（Franjo Tuđman）的支持者。他嘲笑我那些愚蠢的情感：“好吧，人们死在自由和美国的事业中，不是吗？”

族群主义（ethnic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在您当时所写的引人注目的〈两百年战争〉（The Two-Hundred-Years War）一文中，您描述了奥匈帝国、南斯拉夫和苏联普遍存在的模式：政治被限制在中央，而地区精英则代表族群而非政治；当中央消失时，族群主义（ethnic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截然不同——是唯一剩下的力量。您还预言，西方国家要么容忍南斯拉夫的极端种族清洗，要么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帝国——结果，两种情况都出现了……

我特别关注的是少数族群的命运——我是一个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过去、现在都是），我看到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都没有从他们的经历汲取任何教训。他们似乎想要的只是权力。他们为了尽可能远离民主民族主义（democratic nationalism）——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一种变体：政治平等和自决权——而从事了我所说的族群主义：这是一种非政治的、破坏性的做法，反对公民身份的观念。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是站在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的前列，但在几个月内，因为发生了“反匈牙利人骚乱”（校按：指在特尔古穆列什（Târgu Mureș）发生的罗马尼亚人与匈牙利人的血腥族群冲突）而成为受害者，他们就拒绝再参与革命而视它为“外来”的。共同的公民身份似乎成了一个幻想。这不足为奇：公民身份和公民-民主民族主义（civic-democratic nationalism）都依赖于国家，但已被新自由主义政治所摧毁。由民族主义将小公国——如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或者甚至是苏联——重新联合起来成了大国，族群主义又摧毁了它们，创造了一些可悲的小国，这些小国是狭隘和野蛮的，依赖于国际金融和当地的黑手党谋生。在这方面，东欧不是一个丰富多采的、反而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区域，安慰人心和温馨的是来自部落主义蹩脚的复制品。

有人认为，1989年后西方的重要地缘政治策略是坚持与每个中欧国家建立单独的“轴辐式”关系，打破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以整个集团来协商。其中的一个结果是，任何与华盛顿-布鲁塞尔共识不同的声音自动被框定为孤立主义或“民族主义”。您对这个观点有何看法？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自由派精英不需受到西方的鼓励也不需变成新保守主义者，就已经断绝了与被视为代表恐怖、落后和贫穷的俄罗斯的联系。这不仅是西方的压力，还包括东欧的一些重要团体将自由等同于西方，所以他们自愿跟从。我在1990年代初徒劳地写道，“自由不是地理概念”。成为“西方”或后来的“欧洲”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口号。因此，去工业化和以低價向跨国集团出卖几乎所有东西成了正题，也得到了那些热爱“自我殖民”（1930年代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的杰出作家拉斯洛·涅梅特（László Németh）提出的）的人的热烈响应。

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除了地区的赤贫、东欧转变为经济黑洞、失业率飙升和第三世界式的不平等外，这使得族群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变成了唯一的系统性反对力量，但它缺乏公民层面。因此，唉，族群主义吸引了那些具反叛精神的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憎恨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从北约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帝国主义，这些人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只是外国奴役和剥削的掩饰。

后89的东欧与新自由主义

您如何评估欧盟在该地区的作用？

整个事情都失败了。在这里，欧盟只被视为一群不讨人喜欢的外国人，以浮夸的宪政修辞掩盖了顽固的西方利己主义。日益萎缩的自由派少数派视欧盟为抵抗杀戮人群（预示着一种不祥的“恐惧自由主义”的典型）的可能保障。欧盟在新闻自由或性别平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干预，但似乎没有人相信其无私的动机。它从来都不受欢迎。人们不愿相信自由总是伴随着一切都要削减、再削减的事实。

您如何对自1989年以来的东欧进行时期划分？

第一阶段，独立和自由的时刻：自由派的兴高采烈。第二阶段，私有化和拆除“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剩余，以及前“共产党”国家党的重组，它们热情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议程，符合它们的实证主义、进步主义和现代化的传统。第三阶段，右翼社团主义的反制，大部分失败，导致失望和愤怒。第四阶段，宪法制度、公民权利、多元主义和宽容的瓦解，导致匈牙利出现了僵硬的民族主义秩序，而在苏联集团其它国家则造成了混乱。

混乱可能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这是您的看法吗？

我所说的混乱指的是传统忠诚、同情和信仰的瓦解，它们支持着一种共同福祉的假设，但已被新的反叛信条所取代，不如说是被偏见、迷信和对神秘力量的窃窃私语所取代；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猜疑的统治；感觉我们已经完了，但同时整个事情也是一个笑话；情绪不佳；对任何超个体事物的强烈拒绝；讨厌所有政治；蔑视法律；憎恨所有人和自己——这是一个封闭的视野。

在某些情况下，中欧右翼的复兴，其基础是建立在中左政府正常的选举惨败之上（例如在波兰的米勒（Leszek Miller）政府（2001-2005）或匈牙利的费伦茨（Ferenc Gyurcsány）政府（2004-2009），都是前共产党人的翻生）。在经历了休克疗法之后，他们承诺以恢复社会稳定和团结而当选。但是，上台后他们却表现得非常腐败和犬儒，继续执行无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中左政党和更普遍执行“趋同标准”的措施（校按：即申请加入欧元区的措施），对恶性右翼的崛起负有什么责任？

请不要忘记，这些人从来都不是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现代化的拥护者，觉得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束缚，而且总是比异见者更少批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他们反对“团结工会”，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混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它是天主教的和天真的爱国者。德国社会党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向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发誓，表示自己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施密特当然不会是唯一一人，而这些人也从来不是“开放社会”的敌人，以资本的流通和个人自由为代表，只要这些并不等同于民众权力。自圣西门以来，理性和进步是工人运动中最强大的思想部份，《资本论》被视为难懂的，而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更倾向于晚期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现在，理性和进步指向了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在东欧，所谓的左翼政党并不比所谓的右翼对手承诺更多的社会正义，他们自1981年以来一直与削减和平衡预算相关。因此，这并不奇怪。除了匈牙利社会主义者是个有趣的例外，他们公然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看看今天到像罗伯特·菲科（Robert Fico）、伊维察·达奇奇（Ivica Dačić）、维克托·庞塔（Victor Ponta）、谢尔盖·斯坦尼舍夫（Sergei Stanishev）、米洛什·泽曼（Miloš Zeman）等人。

中间偏左政党派从一开始就支持休克疗法。他们有时会攻击右翼竞争对手，认为后者没有按华盛顿共识的规定守正。这就是为什么像米奇尼克这样的前异见者能够支持一个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可挑剔的新自由主义“左翼”，也是我昔日的战友们对自由和多元主义承诺的同义词。东欧官方的中间偏左而非中间偏右，在精神上更接近于西方政治主流。他们有时会抗议波兰或匈牙利的威权主义发展，但会在其它地方却引入或实施它们。如果这是背叛，那么这已经发生了三十多年了。我们从欧内斯特·曼德尔的《从斯大林主义到欧共主义》一书中得知，最先赞扬紧缩政策无与伦比优越的并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而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并且这是在1973年！对于这些党派和有时与他们相关联的顺从的工会，没有什么值得期望的——而“团结工会”已经衰落成一个小的复兴宗派，准备支持成吉思汗（校按：意指统治者）。

在2000年的一篇重要文章〈关于后法西斯主义〉（On Post-Fascism），您分析了一系列的力量，它限制了在自由资本主义下有效的公民身份，尽管正式民主程序得到扩大。过去十年的经验是否改变了这种情况呢？

改变不大。在去管制化、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仅有不断增长的移民人口，还有许多其它类别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而疏离传统的民族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不能再提供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或因为爱国主义。如果公民身份不是在成为一种普世条件的过程之中，就像1789年开始的那样不断扩大，那么它就会失去意义。如果它仅适用于西方民族国家中正式登记、定居的白人人口，那么它将导致基于种族和道德恐慌的威权政权。如果平等的获得，只能在越来越少但仍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相对有特权的“公民民族”之中，那么公民身份就变成了一种识别，而不是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普世条件。如果反移民的仇外心理、反伊斯兰主义的仇恨煽动、反罗姆人的歇斯底里等占主导地位，那么它的象征和警察秩序只能由看似得到“人民”支持的暴政来维持，这意味者是富裕的白人和那些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欧洲随时可能变成更大的罗得西亚。

我们如何建立普世的公民身份？代价是拆解当代伪自由资本主义的版本；没有任何多元文化主义可以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占多数的白人越来越绝望了。在1989年之前，我只害怕秘密警察。但是今天，我可能会面对自己人民的愤怒，因为我被认为站在罗姆人、移民、同性恋者等一方——所以，与历史上任何其它时期不同的是，平等被视为有损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只要我们捍卫黑人权利，人们便对我们反对华尔街政权不感兴趣。两者都是外来的。左派再次被看作是一个代表他者的犹太阴谋集团。在平等的借口下，左派被认为是在攻击本地的、传统的、亲密的、本土的。就像全球资本主义一样，共产主义被认为对家园不敏感。是的，它是，因为它关心无家可归者。

文化差异与国际主义

您认为过去哪些智识资源在今天特别有价值？

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二国际，而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以及围绕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荷兰-德国左翼共产主义反对派，他们是最早真诚地成为国际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人。正是他们为被压迫的边陲地区和半边陲地区的人民、“有色人种”的事业服务，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而这在马克思看来会仍然认为是在印度或其它类似的落后地区负有文明使命的一部分。国际团结、人民之间的友谊、自决权、站在穷人一边或“最薄弱环节”的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在该地区、即在东欧各国家的年轻左派中有一种值得欣慰的趋势，各种抵抗力量之间发展反民族的合作形式，以对抗主要集中在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战略的施压。在我参加的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聚会中，曾经是相互屠杀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下一代现正苏醒而具备任何反体制反对派的首要条件，在好的德国“根本反对派”（Fundamentalopposition）中称为：不相信敌人的分类原则。而且他们正在一起从事这工作。当十八世纪的造反者开始不再相信诺曼人血统的内在优越性或主教们无法言喻的祝福时，他们开始克服由上而下所强加的差异，这是导致他们顺从于精英统治、屈服于任何等级或阶级社会中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优势。当代统治者的技俩是“文化”。

主导的体制厚颜无耻地认同西方的卓越特质——勤奋、节俭、节制、耐心、自律、刻苦、自强、优雅，所有这些都披着华而不实的美学外衣。它将“东方”和“南方”看作是难以驾驭、懒惰、放纵和欲望的奴隶、种族主义、排外的等等。这是一个重大的古老主题的变体，关于下等生物只是心灵和肉体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其为代表历代强者的至高权力。女性被认为是情感和不可抗拒的性欲的生物，犹太人和现在的穆斯林一直都被认为是由嫉妒、怨恨和激情所驱动，并且缺乏一个健全的“现实感”，这总是意味着对旧制度的保守依恋。下等人——无产者、女性、有色人种或闪米特人——总是以某种方式等同于身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总是源于需要。上等人要么等同于火热的灵魂：战士，或是桑巴特（Werner Sombart）（校按：德国20世纪初期与韦伯齐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但后来因为曾支持纳粹政权而遭受非议）笔下的英勇企业家；要么等同于冷漠的精神：神职人员、学者、银行家、行政官员。穷人，包括贫穷的地区和贫穷的国家，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更多、更好的事实，就被描绘为成长在一种依赖文化——富人的施舍——和盗窃文化之中：挪用，试图通过将理应属于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来实现社会正义。这种文化归类的重要性是巨大的：重分配被视为只有专制国家才能实现的慈善行为和没收财产；因此，所有平等主义运动都意味着自由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文化”归类越来越具有生物学和道德化的趋势。东欧的当权派想要证明我们的贫穷是活该的——请看维克托·奥尔班的“以工作为本的社会”计划，它将最终击败被诅咒的福利国家，这是一个卑鄙而狡猾的共产主义策略（如果有的话）。如果我们或许被允许有点喘息的时间，我们得努力工作得像其它人一样，并为此而自豪（在奥尔班的情况下，非常自豪，全部是为了圣史蒂芬的圣王冠精神）（校按：又名匈牙利圣冠，历代匈牙利帝王加冕时都要戴上的王冠，以此表明合法地位）。所以，我们应该停止成为抱怨太多的懒汉；低工资是我们道德缺陷的适当惩罚。如果某些“文化”始终无法发挥作用，那么肯定也存在某些遗传缺陷，不是吗？这种关于”文化”差异的经典殖民主义观点并不新鲜。在欧洲的情况，它可以不必借助军事力量（与1914年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东欧人民所建立的制衡力量——布尔什维克主义——失败了，或者被打败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你会听到，一个新的东欧左翼的重建将在一种仇恨文化中诞生，这是由于缺乏根深柢固的民主文化造成的，就像人们钦佩议会之母（校按：指英国）不止息的雄伟那样。嗯，这里很多令人愤愤不平之处。但是，由于资本没有国籍，反资本主义运动也不可能有国籍。真正的平等主义倾向——更不用说真正的共产主义流派了——不会以差异和多样性为目标，尽管它们的起点正是在此。阶级、种族和文化差异是他们必须想要消除的。Vive la différence？不是，Vive la Commune！（差异万岁，不是，公社万岁！）

原载英国《新左派评论》2013年4-5月号。原文链接：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80/articles/g-m-tamas-words-from-budap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