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居國外的烏克蘭社會主義者：來自冷戰時代團結運動的教訓│Ukrainian socialists in the diaspora:lessons on Cold War solidarity from another era

﹝英國﹞馬爾科‧博伊庫恩（Marko Bojcun）

易天放　譯、cjq　校

本論文發表於2018年5月23日至24日在巴黎舉行的「1968-2018：東西方的激進實踐運動」（1968-2018: Militant practices East and West）會議上。

在整個20世紀70 年代，烏克蘭裔加拿大人的年輕一代致力於為蘇聯的政治犯聲援運動。挑戰國家在東西方對話中的壟斷地位在今天仍然很重要。

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場由烏克蘭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組成的激進運動在加拿大和美國東北部興起。他們聲稱，我們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戰後移民的子女，也是在自由民主國家長大並上大學的第一代人，我們把自己視為烏克蘭裔加拿大公民而非烏克蘭移民，但在我們的激進化過程中，我們也對烏克蘭的局勢產生了強烈的擔憂。

我們這一代人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學生運動、反越戰的抗議、非裔美國人和第一民族運動、女權運動、爭取多元文化權利的鬥爭和魁北克民族運動裹挾，也被諸如反抗傳統權威、反從眾和反保守社會習俗的反主流文化裹挾。

我們關注東西方歐洲國家的情況，包括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烏克蘭20世紀60年代的shistdesiatnyky（字面意思是「60 年代的人」，20世紀60年代的爭取自主文化和政治運動）對我們產生了尤其強烈的影響。我們閱讀他們的作品，諸如莉娜‧科斯堅科（Lina Kostenko）、伊萬‧德久巴（Ivan Dziuba）、維亞切斯拉夫‧喬諾維爾（Vyacheslav Chornovil）、列夫‧盧基延科（Lev Lukianenko）和伊萬‧坎迪巴（Ivan Kandyba）。我們知道，他們抗議1968年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軍隊入侵捷克，而對布拉格之春的鎮壓也是對他們進一步鎮壓的開始。他們是我們瞭解烏克蘭的核心，因為他們告訴我們的與我們從父母那裡聽到的截然不同。他們是促使我們激進化的關鍵因素。從這種廣泛的國際經驗中，出現了一個更加政治化和自我組織的團體，其議程是為我們這些海外僑民的權利和我們對烏克蘭的願望而鬥爭。關於後者，我們的統一口號是“在獨立的烏克蘭實現民主和社會主義”（For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an Independent Ukraine）。

我們的戰略目標是挑戰美國和蘇聯統治階級對東西方對話的壟斷，打破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對民主、民族、工人階級和民權運動的孤立，保護它們免受壓迫。

我們的目標是讓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這些運動在西方更加廣為人知，促進西方和東方新解放運動之間的獨立對話，同時與東方的同行們一起組織國際團結和實際援助。

我們的方法是這樣的，通過「保衛蘇聯政治犯委員會」（Committees in Defense of Soviet Political Prisoners）來組織抗議活動，出版和發行關於烏克蘭事務的英文期刊META和烏克蘭語期刊Diyaloh，這些期刊中包含了關於東方的國際政治和各個反對運動中的重大事態發展的資訊、以及分析和評論。我們為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反對派組織秘密運輸和分發文字作品、打字機和一些基本印刷設備。同時，還與這些國家的流亡反對派團體和西方的社會主義組織合作，將他們的和我們的文字作品一起輸送到東歐。

為了開展這項工作，我們的一些成員從加拿大移居西歐上學或永久居住在那裡。我們仍然是一個大約25 名成員組成的小組。直到1985年，我們的公開和秘密工作一直持續了大約13個年頭。同時，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化浪潮在那會兒也已經平息了。而我們的組織也沒有統一且活躍至蘇聯的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時代。

1968-2018

過去的經驗對我們今天有什麼意義？我們的工作延續和放棄的部分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指定新的工作方向和目標？

我們確實實現了一些目標，例如：説明釋放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 Plyushch）和皮奧特‧格里戈連科（Piotr Grigorenko）等政治犯。他們和其他囚犯事後告訴我們，他們的監禁條件有所改善而不那麼令人難以忍受，因為，這些被囚禁的政治犯和當局都知道國外的人正在為爭取釋放他們而活動。這意味著國際團結是有效且值得的，儘管監禁我們所捍衛的人民的那個政府從未承認這一點。

在今天的俄羅斯和烏克蘭，被邊緣化和受到壓迫的活動人士如果能得到國際社會更好的支持，他們就能得到更好的保護和傾聽。那麼，首先，針對那些被監禁和被迫流放的人，需要一場永久性的國際聲援運動。

自20世紀70年代來我們的組織團體，一直採取的廣泛目標：民主、社會主義和獨立，還有哪些仍然有效？蘇聯解體了，社會經濟和國家政治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歐和北美出現了新一輪移民潮，烏克蘭成為一個正式獨立主權國家。烏克蘭又產生了一個新的腐敗統治階級，它剝削社會勞動，侵犯民主權利，沒能保護國家主權，無法對抗復興的俄羅斯國家。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十年後的尊嚴革命沒能夠推翻這個新的腐敗階級。烏克蘭曾經是蘇聯的一員，也是冷戰時期的一員。如今，烏克蘭處在俄羅斯帝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前線。其統治階級在兩個對立陣營（北約、歐盟、歐亞經濟聯盟、俄羅斯安全圈）的區域擴張和霸權活動中被不斷的拉扯。

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競爭主導著國際話語。與冷戰時期一樣，仍然需要一個獨立的國際觀察站，以烏克蘭社會的利益而不是以其統治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觀察烏克蘭國內的現狀及其在國際體系和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這個觀察站可以由海外活動人士聯盟組織成立，以產生和傳播獨立的批評、分析和政策建議，以及傳播獨立工人運動、人權團體、LGBT社區和烏克蘭其他團體的批評、分析和政策建議。

我們仍然需要恢復根植於普遍解放哲學的激進烏克蘭傳統，以對抗極右翼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傳統。在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浩劫和向西方式民主和市場模式轉型失敗後，這就更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20世紀70年代，我們的小團體將社會主義作為我們的目標之一，這既是我們所處的西方環境對我們的影響，也是我們自己對烏克蘭本土社會主義傳統的重新發現。烏克蘭本土社會主義傳統與斯大林主義相抗衡，前者幾乎被徹底消滅。後者來自我們對 1917 年革命、20世紀20年代蘇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運動的研究。我們正視由斯大林主義和民族主義學派創造的歷史空白點和對歷史的篡改。這些空白點和造假，至今仍然在東西方當代年輕一代的意識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烏克蘭統治者改寫歷史的做法仍然繼續著，但它是在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訴求下進行的，這種新意識形態要求在非共產化法律和為官定歷史服務的國家記憶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中給出闡述。那麼，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歷史學術是被用來為新的烏克蘭統治階級提供合法性論證的工具，並用來取締對他們提出批評的批評者。

最後，我們需要捫心自問，為什麼如此多的西方左派沒有像宗教狂熱式的反對美帝國主義那樣，抗議普京政權的罪行。誰在為今天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以至於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其他東部地區的被鎮壓者和政治犯們辯護？

除了缺乏意識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每一次反對既定秩序的歷史性反抗浪潮都會瓦解，並再次融入現狀。這一過程留下了一些政治角色的殘餘，他們說的是還是以前的激進主義的語言，但卻是為了現在的一部分或另一個部分的利益而服務。在國際政治中，這就是所謂陣營論（campism）現象。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我們烏克蘭社會主義者在試圖捍衛蘇聯政治犯時面臨的主要障礙之一來自我們的一些左翼同志。對於我們對斯大林主義鎮壓的譴責，他們的回應是，像CIA（美國中央情報局）這樣的西方國家機構在拉丁美洲實施的鎮壓更為嚴重。這種道德相對主義實際上是對斯大林主義的辯護，是對其罪行的開脫，實際上他們認為蘇聯是一個比西方先進資本主義更優越、更進步、更人道的文明。這是一種含蓄的陣營論，一種支持保護蘇聯統治階級免受其國內批評者——安德列‧薩哈羅夫（Andrey Sakharov）、彼得‧格裏戈連科（Pyotr Grigorenko）、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 Plyushch）和穆斯塔法‧哲米廖夫（Mustafa Dzhemilev）等持不同政見者——所謂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的政治傾向。事實證明，恢復資本主義的是蘇聯執政的共產黨，而不是共產黨的批評者。

今天的西方左派的影響力與上世紀70年代的相比，顯得黯然失色。甚至有人質疑它是否還應該被稱為“左翼”。然而，我們仍然要面對其殘餘勢力中的陣營論傾向，這一次的形式是捍衛普京在俄羅斯的政權及其在烏克蘭、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的行動。因此，如果我們要在今天的防禦和團結工作中取得成效，我們就必須對抗左翼普京主義，即當代的陣營論。它的範圍很廣，從蒙昧主義者對蘇聯的懷舊，到由俄羅斯政府自己培養和資助的西方遊說團體的行動。

2018年5月31日

馬爾科‧博伊庫恩（Marko Bojcun）是一名自由記者和烏克蘭團結運動（Ukraine Solidarity Campaign）的成員，也是《1897-1918年烏克蘭的工人運動和民族問題》（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Ukraine 1897-1918）的作者。

原文鏈結：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dr/ukrainian-socialists-in-diaspora-lessons-on-cold-war-solida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