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临近堕胎合法化：访谈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安德里亚·达特里(Argentina Is on the Brink of Legalizing Abortion: An Interview with Socialist Feminist Andrea D’Atri)

﹝阿根廷﹞安德里亚·达特里（Andrea D’Atri）

树林　译、继轲　校

2020年12月28日

本周二，阿根廷参议院将对堕胎合法化的法案进行投票。左翼之声就此法案的涵义、运动的进展以及将来需要面临的任务等，采访了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y of Socialist Workers，PTS）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女权组织“面包与玫瑰”（Pan y Rosas）创始人的安德里亚·达特里（Andrea D’Atri）。

本周二，阿根廷议会将可能通过一项关于堕胎合法化的议案。月初，在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总统政府的支持下，众议院批准了此项投票举措。[1]这对阿根廷女权运动和左派是一种胜利，同时也是全世界女权运动的一个典范。[2]如果该法案通过，堕胎权利将不是来自中左翼政府的礼物，它是在女权运动和为这场斗争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左派的顽强动员下赢得的。

然而，这项法案仍有局限性，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权利而继续斗争。左翼之声采访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社会主义女权组织“面包与玫瑰”的创始人安德里亚·达特里。采访中，安德里亚对此项权利如何获取胜利、法案的局限性以及阿根廷革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需要做的任务进行了说明。

堕胎在阿根廷似乎将被合法化。这对阿根廷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全世界女权运动的意义是什么？

12月29日，星期二，参议院将对这项已经在众议院得到通过的堕胎法案进行投票。此法案是否能写入法律仍不明晰。不像之前的法案那样直接出自运动，这项法案由行政部门起草并递送国会。

阿根廷对堕胎权利的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但随之被美国支持下的1976-1983年间的军事独裁统治残酷打断。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这场斗争又开始了，且规模很大。2018年，马克里政府被迫将堕胎法案拿到国会议事厅进行讨论。就像新法案一样，当时的法案通过了众议院，但却遭受参议院的反对。我们希望此状况在当下的投票中不会发生。

当时和现在的情况还存在其他不同。在2018年进入议程的法案是由妇女运动组织“全国堕胎权利运动”（Campañ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起草的。这是一个为堕胎权利而斗争的各类组织和活动分子们组成的联盟。在另一方面，现在的法案则是由阿根廷的统治集团提出的。

一些评估表明，阿根廷是私下和不安全堕胎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估计，每年有75万人出生和50万人堕胎。在50万堕胎者中，每年有300-500人因此而丧生。其中死因主要来自于非医护人员私下堕胎的环境不卫生。阻止妇女和那些年轻贫困的孕妇们的死亡极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所有公立医院提供免费的合法堕胎。

因为天主教的广泛影响，在阿根廷赢得堕胎权利尤为困难。这里，国家在宪法规定下维护天主教会。也就是说，教会受到国家资助，几百年来教会一直是国家以财产和土地形式捐赠的受益者，并且享有纳税豁免权。在军事独裁时期，甚至实施了一些确保天主教每个主教与法官的工资等额，并且给予牧师额外收入的法令。天主教会同样拥有去梵蒂冈的旅行资助以及私人宗教教育补贴。

因此，若要更好地为堕胎权利而战，我们必须对强大的教会权力开展斗争。

为什么这项法律是现在被投票表决，它的局限性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政府提出了他们的堕胎法，却不是生育正义倡导者多年来一直要求的堕胎法。与全国堕胎运动的提议相反，政府的提议包括了一项道德异议条款，以此保证不愿进行堕胎的医生的权利。我们认为这限制了我们的权利，因为这项道德异议条款的增加意味着整个机构、整个医院、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都能声明他们是道德异议者。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堕胎权利将被严重限制。

例如在乌拉圭，道德异议条款同样存在，尽管法律明文规定了堕胎的合法化，但在一些省份堕胎仍被完全禁止。我们应指控其对我们基本权利的限制。限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与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压力有关，也与庇隆主义政府争取国会中反对该项法案的议员投支持票的谈判有关。毕竟，庇隆主义虽然是一场涵盖众多领域的广泛运动，但其团结的基点却是以最小限度的改革来试图收买工人阶级和大众。

除了左翼和工人阵线（Left and Worker Front）团结的全部是支持堕胎的人，在所有的政党当中同时有着支持或反对堕胎的国会议员。因此，政府将此法案送去投票，同时政府自身内部有非常激烈的批评者。他们必须竭尽全力使法律获得通过，同时又不能破坏执政阵线内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的国会议员之间的共识。

这样做的主要工具是有意识的反对者条款。参议院可能会发生其他变化，或者行政部门决定如何执行法律时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认为我们仍需谴责任何影响到这项能让所有人根据自身选择在医院进行安全合法堕胎的权利的变化。

在此项法律在参议院讨论的同时，在众议院将有一场针对退休金和福利改革的投票。另外一项旨在减少退休人员工资和贫困母亲子女津贴的紧缩法案也已提出。60%的退休人员是女性，并且她们构成了退休群体中最贫困的部分，因此她们将会针对此紧缩计划进行两次罢工。

这样看来，当参议院合法化堕胎的同时，在众议院，他们将会通过一些影响到女性的削减措施，特别是那些为工作而奉献了一生的老年女性以及母亲，尤其是单身母亲。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阿根廷的女权运动是如何发展的？

35年来一直有一个全国妇女会议，每年会在不同的地方聚集起将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妇女，其中有来自各地、年龄各异的工人阶级和学生。

在2003年的会议中，我们开始组织争取堕胎权利的全国运动。2015年，因为发生了多起谋杀女性的案件，“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运动出现了。在2015年7月3日开始的大规模动员引领全国百万民众走上街头。此运动在国际层面同样被作为典范，不仅被在拉丁美洲国家所重复，也同样发生在了意大利、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一个都不能少”运动经历过数次大规模游行，用来回应那些震惊全国的格外残忍的女性虐杀。

“一个都不能少”也是2018年为争取堕胎权利而进行的“绿色浪潮”（the Green Waves）[3]运动的先驱。一些从未参加过女权运动的年轻人通过“一个都不能少”而加入此运动——其中一些年仅13、14、或15岁。此后，在2018年，ta们成为了为堕胎权利而战的公认主角——尽管在总体上是大规模的（动员了除此运动之外的其他人）。如果我们赢得了堕胎权利，绝不是因为那些国会中的尸位素餐的议员——他们常被认为是这样的——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阿根廷女权运动和那些为我们的权利而动员起来了的年轻人。

您领导了“面包和玫瑰”组织，它是什么？你们如何看待为堕胎权利而战？

“面包与玫瑰”是一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组织，是广大阿根廷女权运动的一部分，此运动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悠久组织和斗争传统。“面包与玫瑰”参加了此次运动，它也是左翼和工人阵线的一部分，同时在街头和国会为堕胎权利而斗争的选举团体。每个成员均为支持堕胎权利而投票。

“面包与玫瑰”是由30多位大学在读女性创建的组织。如今，它是一个远超过3000人的运动——其成员中大部分为工人阶级，此外还有一些学生参加。其中有家庭帮佣工人、工厂中的女性工人、教师、医护人员、以及在一些应用软件（如优步（Uber））和呼叫中心从事非稳定工作的年轻工人。我们的队伍中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年轻人和不太年轻的。此外，“面包和玫瑰”在大学、工会和工作场所组织妇女委员会——很多次不得不面对工会官僚机构。我们也在大部分是男性工人的工厂里组织妇女委员会，因为我们想将这些工人的妻子和伴侣、他们的女儿或母亲等围绕在工作场所周围的斗争力量组织起来。这些妇女委员会将成为他们的伴侣斗争的支持者，同样也将妇女组织起来免于在斗争中被孤立。

对于“面包和玫瑰”来说，决定我们自身身体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却在21世纪的诸如阿根廷和其他堕落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得不到保证。公共健康问题明显是受到阶级因素影响的：因为不安全和私下的堕胎而死亡的人是那些最贫穷的人们，是阿根廷工人阶级的女儿们，是没有稳定工作和失业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们。

我们为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与资本主义斗争，但我们也需要加入到每一次能使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中夺取某些权利的斗争中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能够生活得条件更好和更平等，同时为实现真正平等的更好的社会而斗争。

注：

[1] 详见https://www.leftvoice.org/in-a-victory-for-the-feminist-movement-lower-house-approves-right-to-abortion-in-argentina

[2] 详见https://www.leftvoice.org/in-a-victory-for-the-feminist-movement-lower-house-approves-right-to-abortion-in-argentina

[3] 英译者注：绿色浪潮与象征着为堕胎权利而战的绿色头巾有关。被称为“绿色浪潮”是因为如果你看向国会外面的大街，就像看到了绿色的海洋。

原文链接：https://www.leftvoice.org/argentina-is-on-the-brink-of-legalizing-abortion-an-interview-with-socialist-feminist-andrea-da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