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之2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69年10月

韩达　译、Peng Yu　校

II.资产阶级国家：面对日常现实

通过工人运动的斗争，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制度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普遍选举权仅取代财产所有者的选举权；服兵役已成为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纳税。然后，国家的阶级特征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古典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行使国家职能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封建时代一样清楚，与那时相比，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便不那么明显。 因此，对现代国家的分析也将更加复杂。

首先，让我们在国家的不同职能之间建立一种等级制度。

在这个时代，只有最天真的人才相信国会是实际的执政者，才会相信国会是基于普选权的真正国家主人。（这种幻想在那些议会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中更为普遍。）

国家的权力是一种永久的权力。一定数量的机构行使这种权力。这些机构独立于那些像普遍选举权一样既多变又不稳定的影响因素。如果我们要了解真正的权力所在，则必须对这些机构进行分析：“政府上台下台，但是警察和行政官员保持不变”。

 国家首先是这些永久性机构：军队（军队的永久部分–总参谋部，特种部队）、警察、特种警察、秘密警察、政府部门的高级行政官员（“最重要的”公务员）、国家安全机构以及法官等等，一切不受“普选权”影响的事物。

这种行政权正在不断得到加强。就普选制度出现和某些代表机构的某种民主化（尽管是完全正式的）发展而言，可以表明，真正的权力从这些机构转移到越来越不受议会影响的其他机构。

如果国王和他的官员在议会制强化的阶段失去了一系列的议会权利，相反地，随着议会制的衰落（从普选的胜利开始），议会开始逐渐失去各种权利，并使它们回到国家的永久和不可撤销的行政机构手中。这种现象在整个西欧是普遍存在的。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是这一现象的最显著和最完整的例子。

这种转变或者倒退是否可以视为邪恶的资本家反普选的恶性阴谋？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客观现实：真正的权力从立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由于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变化的结果，行政人员的权力以永久性和持续性的方式得到了加强。

这一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大多数交战国开始，此后一直没有中断。但这种现象往往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在德意志帝国，这种行政优先于立法的优先权与普选是同时出现的。俾斯麦和容克地主准予普选，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工人阶级作为对抗自由资产阶级的手段，从而保证（在这个已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普鲁士贵族所行使的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

这一过程充分表明，政治平等是表面的而非实际的，公民投票者的权利只不过是每四年在投票箱里放一小张纸片的权利。普选权很难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它也不会到达真正的决策和权力中心。

垄断组织从议会手中接管了政权

议会制的古典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当时的个体资本家、工业家和银行家都是非常强大的个体。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独立，在资产阶级自由的限度内非常自由，可以在任何他想要的市场上进行风险投资。在这个原子化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议会在日常事务的顺利运作中发挥着非常有效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客观作用。

实际上，只有在议会中才能确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同点。几十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集团，由于众多的部门、区域和社团利益而相互对立。而这些集团只有在议会中才能有秩序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确也在市场上见过面，但那是用刀，而不是用言语！）只有在议会中，才能确定一条中间线，这条线可以诉求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为那是议会的职能，一个可以构想资产阶级集体利益的共同会议场所。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英雄主义的议会制时代，这种集体利益不仅是用言语和投票来实现的，而且还使用了拳头和手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古典资产阶级议会难道不是利用微弱的多数票将人们送上断头台吗？

但资本主义社会不会一直保持原子化。渐渐地，人们看到它以一种越来越集中的方式组织和构造自身。自由竞争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垄断、托拉斯和其他资本主义集团。

资本主义权力集中在议会之外

现在，金融资本、大银行和金融集团真正集中起来了。如果说议会的议事录[3]在一个世纪前表达了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意愿，那么今天首先要研究的是Société Générale[4]或 Brufina[5]为股东大会准备的年度报告，这样才能了解资本家的真实意见。这些报告包含了真正举足轻重的资本家的意见，他们是主宰国家生活的大型金融集团。

因此，资本家的权力集中在议会和普选产生的机构之外。在权力如此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记住，在比利时，十几个金融集团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议会与政府官员、警察署长和那些千万富翁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不受缚于理论。这是一种非常直接和实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报偿。

资产阶级的可见金链子——国债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甚至是政府，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民主，都被金链子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些金链子有个名字——公共债务。

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坚持超过一个月而不去敲银行的门来支付其当前的费用。如果银行拒绝，政府就会破产。这种现象的起源有两个方面。税不是每天都进国库的；收入集中在一年的某一时期，而支出则是连续的。这就是短期公共债务产生的原因。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支出都大于收入。这是一种长期公共债务，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最容易以高昂的利息预支资金。在国家和大企业之间，有一种直接而即时的联系，这是一种日常的联系。

国家机器中的等级制度……

其他无形的金链，使国家机器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公务员的招聘方法，我们就会发现，要想成为一个部门的初级职员，就必须通过考试。这条规则看起来确实很民主。另一方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任何级别的考试。针对部委秘书长、陆军总参谋长职位和小机关的初级文员职位的考试是不一样的。乍一看，这似乎也很正常。

但是！这些考试发展了，使它们有一种选择性特征。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学位，必须完成某些课程，才能申请某些职位，尤其是重要职位。 这样的制度将大量无法受高等教育的人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平等的教育机会。即使公务员考试制度表面上是民主的，它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工具。        

…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度的镜像

这些无形的金链也可以在国家机构的成员所获得的报酬中找到。

所有政府机构，包括军队在内，都发展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一种等级结构。我们深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异常，因为一个部门秘书长的薪水比同一个部门的初级文员或者办公室的清洁女工的薪水高十倍。这个女清洁工的体力耗费当然更大。但是，部门秘书长他自己却觉得，他的工作更累人！而且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同样的，总参谋长的薪水远远高于二等兵。同样，有些人会认为理应如此!

国家机器的这种等级结构使我们不得不强调：在这个机构里，有秘书长、将军、主教等，他们同大资产阶级有同样的薪酬水平，因此也同大资产阶级有同样的生活水准，所以他们是同一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的一部分。然后是中层工作人员，中层官员，他们与小资产阶级和中层资产阶级处于相同的社会阶层，并且收入相同。最后，大量没有职称的雇员，清洁女工，社区工作者，他们的收入通常比工厂工人低。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与无产阶级相当。

国家机器不是均质的工具。它自己的结构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非常接近，具有阶级间的金字塔结构以及这些阶级间的身份差别。

这种金字塔结构符合资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他们希望有一种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并且非常努力地试图剥夺公共服务人员罢工的权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只是一个仲裁者吗?

这一点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中很重要，无论它在形式上或多或少都是“民主的”。而且，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它与国家的起源有关。国家对集体的需求仍然是敌对的，或者说是不适应的。根据定义，国家随着是少数一些人行使集体职能而诞生的。这些人不提供任何生产性劳动，但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支持。

在常规时期，不太需要监管机构。例如，即使在莫斯科，公交车上也没有人负责收费：乘客们在上车时把他们的戈比投入，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他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同其他每个人不断地斗争，以便从少得难以分配的国民收入中获得足够的生活费，一个庞大的监督机构就变得必要了。

因此，在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一些专门的监督机构激增（火车站的特别警察、印刷厂的监督、配给制等）。在这样的时期，发生冲突的领域证明一个强大的监督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行使国家职能的人，所有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监视者。特警和正规警察都是监督人员，但收税员、法官、政府办公室的文书人员、公共汽车上的收费员等也是。总而言之，国家机器的所有功能都被简化成这样：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监视和控制社会生活。

人们常说，当代国家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这与我们刚才所说的相当接近。“监视”和“仲裁”，其实不都是一回事吗?

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仲裁者不是中立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国家机器的高级人员是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仲裁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发生在维持现有阶级社会的框架内。当然，仲裁员可以为被剥削者做出让步；这基本上取决于力量关系。但仲裁的基本目标是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现状，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次要问题上做出一点让步。

监视型国家，社会贫困的见证

第二点，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一种实体，用来监督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它为统治阶级服务，目的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这种监督组织存在一种客观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与贫困的程度和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冲突数量密切相关。

从更普遍的历史角度来看，国家职能的行使与社会冲突的发生密切相关。反过来，这些社会冲突又与物质、财富、资源和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的稀缺程度密切相关。应该强调这一事实：只要国家存在，它就会证明社会冲突（因此商品和服务也相对稀缺）仍然存在。随着社会冲突的消失，一无是处的、寄生性的监督者将会消失——但不先于冲突的消失而消失！实际上，只要符合社会的部分利益，社会便会为这些人支付费用，让他们行使监督职能。但很明显的是，当没有社会团体资助这些正在运作的监视职能之时，这一职能将随着其效用而消失。与此同时，国家将消失。

国家存在的事实本身证明了社会冲突仍然存在，介于绝对贫困（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状况）和富裕（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之间的商品相对稀缺的状况仍然要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只要我们仍在这个万年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过渡时期里，也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国家将继续存在，社会矛盾将继续，必须有人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对这些冲突进行仲裁。

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仍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是否意味着工人们应该对这个国家采取的议会民主、军事、独裁、法西斯独裁的特殊形式无动于衷？一点也不！工人们越能有组织地起来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种子就越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社会主义的到来也就越有可能在历史上得到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必须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以防止一切旨在削弱其民主（反罢工法，建立“强国”）或镇压民主（法西斯主义）的手段。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