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與科學：曼德爾逝世25周年(Emancipation and science: Ernest Mandel 25 years later)

紀念曼德爾逝世25周年（1995-2020）

﹝荷蘭﹞亞曆克斯·德·榮（Alex de Jong）

紫陽　譯、楊吉姆　校

今年是歐尼斯特·曼德爾逝世25周年。曼德爾（1923.4.5-1995.7.20）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1982年，他是創立我們研究所“國際研究和教育學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簡稱IIRE）的核心人物。曼德爾生前是一位著作頗豐的學者和活動家，撰寫了數十本書籍和數百篇文章。

曼德爾在他的學術和政治作品中體現的馬克思主義既“正統”又“開放”。正如他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定義的那樣，他是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按照馬克思精神‘行動’的人”，並且“有義務反抗所有不人道的社會條件”。[1]他的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正如曼德爾在與德國激進分子約翰內斯·阿格諾里（Johannes Agnoli）的談話中所描述的那樣，它是“一項持續發展的任務，納入新的事實和新的科學考慮”;“檢驗重大的經驗變化是馬克思主義本質的一部分”。[2]

曼德爾的正統觀念和他的開放性是一個整體的一部分。在他看來，反對不公正和爭取解放的環境是歷史的原動力。由於歷史在一定程度上是持續鬥爭的產物，其發展是極端不確定的。在曼德爾看來，這些鬥爭的歷史要比資本主義的歷史要早，而且紮根於人類人類學的基本方面——“勞動的社會特性，交流的社會起源以及輕易擺脫它們的不可能性。”[3]曼德爾寫道：“人類的財富包括人際關係的財富，換句話說，包括社會關係的財富。”[4]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和非人道條件的鬥爭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但僅此而已。

曼德爾認為，歷史只能被理解為一個在內部矛盾驅動下不斷變化的整體。因此，曼德爾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採用“歷史遺傳”（historical genetic）的方法來理解社會現象。

曼德爾以資產階級國家為例闡述了這種思維方式。直接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或從“一般資本”，或從資產階級社會表面的交換和貿易關係，或從資本穩定的條件——推導出資產階級國家的特徵和本質的嘗試忽略了以下事實，即資產階級本身並沒有通過使國家從脫離社會從而升格為一個自主的國家機器的方式建立國家。資產階級僅僅原樣接管了它掌權前的國家。[5]

以這種方式思考（前資本主義）歷史，使曼德爾有別於那些試圖將社會現象解釋為支配資本主義的永恆法則的“結構性”馬克思主義者。曼德爾“理論與歷史的調和”使他成為一個自由的學者;他“在主流馬克思主義之外，在教條的阿爾都塞主義之外，在佩里·安德森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外”，它們都背棄了經濟研究。[6]

曼德爾寫道，與階級鬥爭史並列的是科學和社會理論史。科學有自己的規律，不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自由”或“歷史的進步”服務。當科學提供有助於做出正確政治決定的知識時，它對爭取解放的鬥爭是有用的。但是，只有科學遵循自己的法則，而不是屈從於政治標準時，它才能發揮作用。曼德爾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兩種歷史的結合，一種是與非人道的條件作鬥爭的歷史，另一種是科學研究的歷史。

曼德爾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主要著作《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Marxist Economic Theory ,1962)、《歐洲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矛盾》(Europe versus America?: 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1970);《晚近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1972)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80)，以及數十篇相關文章，都意在為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者提供瞭解當前發展和決策的工具。《晚近資本主義》可以說是曼德爾的扛鼎之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曼德爾拯救了資本主義長波理論，這一理論曾被包括康得拉季耶夫和熊彼特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用來預測始於70年代中期的長期衰退。

曼德爾通過運用長波理論，再次將理論概念與歷史研究和實證事實相結合。曼德爾認為，有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的概念工具”，就有可能解釋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但前提是要考慮到這個概念“系統”的幾個關鍵變數是“部分自主變數”。之所以是部分自主變數而非因變數，是因為它們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設定的範圍內運作。曼德爾寫道，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資本主義企業家和企業也一樣。但它們不能廢除貨幣資本和利潤作為制度運行的起點和終點，也不能廢除市場力量的運行，或消滅價值規律。[7]

20世紀80年代，曼德爾提出了理解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10個關鍵“命題”:

(1)價值規律;

(2)資本積累規律;

(3)剩餘價值定律;

(4)利潤率均衡化規律;

(5)集中化和集中化資本的規律;

(6)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趨勢規律;

(7)階級鬥爭法決定工資;

(8)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

(9)資本主義生產的週期性規律和生產過剩危機的必然性規律;

(10)系統不可避免的崩潰定律（Zusammenbruche-theorie）。

曼德爾將自己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貢獻描述為“命題(9)的附加時間框架:“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在其中，基礎技術革命得以實現，非壟斷部門和壟斷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實現均衡。”’

根據曼德爾的說法，這些“命題”將被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第10號命題可能是個例外”。曼德爾認為資本主義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必然到來:“資本主義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1929年至1933年的兩次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當前這場危機之後，我們幾乎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這種崩潰可能導致兩種完全相反的結果:向前走向社會主義，或倒退走向野蠻。

從經濟角度看，這十個命題本質上“內生”於資本主義。換句話說，它們是由系統的結構產生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貨幣資本的原始積累，工薪階層的產生，擴大商品生產——即市場經濟。但是除了這些“內生”因素之外，還有“外生”因素，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歷史過程總是這個制度和它所發展的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環境從來都不是百分百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環境中的非資本主義因素以及前資本主義歷史的結果對資本主義的關鍵變數有重大影響。儘管前資本主義的“反奴隸制起義、舊亞洲生產方式下的農民起義、中世紀晚期的農民起義以及早期資本主義的“不斷反抗、破壞機器的工人”註定要失敗，但這種鬥爭也提供了“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深厚傳統，以及無產階級爭取解放鬥爭從中汲取營養的革命思想、理想、夢想和希望的傳統”;沒有這些前輩，無產階級鬥爭的發展就會困難得多。[8]

資本主義積累的長期規律可能會在“主體的背後”發揮作用，但其效果會受到它們的影響，共同構成整體的一部分。曼德爾寫道，從長期來看，階級鬥爭的發展“服從於生產力的發展水準，服從于現有的生產關係和主要社會階級的結構”。但是這樣一個長期的願景對決定做什麼沒有什麼幫助。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產生一系列的生產關係，形成階級鬥爭的框架。這些階級鬥爭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在這些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社會主義者需要做出選擇並採取行動;“我們站在歷史進程的中間”。[9]

每個人必須選擇如何與這個過程聯繫起來，這個選擇部分是個人的，部分是由社會決定的。

在曼德爾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面臨著社會主義方案的危機。曼德爾在去世五年前寫道，這場危機“首先是一場社會主義思想的信譽危機”。一代又一代的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都被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這一深刻而不可動搖的信念所驅使;“現在這代人不再相信這是可能的。”[10]這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實踐”危機的結果，是以社會主義名義犯下的失敗和罪行的結果。

兩年後，曼德爾在聖保羅左翼政黨論壇（Sao Paulo Forum of left parties）的一次會議上說，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做法必須與他們的原則完全一致。我們絕不能為任何疏遠或壓迫行為辯護。在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卡爾·馬克思所說的絕對命令:與人類被異化和羞辱的一切條件作鬥爭。一旦實踐與這一要求相符，社會主義必將再次成為不可戰勝的政治力量。[11]

歷史並沒有像一些資產階級理論家所期望的那樣，隨著冷戰的終結而終結，新自由主義也沒有“消除繁榮和蕭條”的大起大落。新一代的積極分子正在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曼德爾死後的25年裏，全球正處於衛生、生態、政治和經濟的多重危機之中，而曼德爾的政治和學術著作策劃了一條遠離野蠻、“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更展現出極其重要的意義。

2020年7月19日

注釋：

[1]〈卡爾·馬克思的解放，科學與政治〉（Emancipa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Karl Marx，1983）連結：http://iire.org/node/920

[2]《開放馬克思主義：關於教條，正統和現實的異端的對話》（E. Mandel, J. Agnoli, Offener Marxismus.Ein Gespräch über Dogmen, Orthodoxie und die Häresie der Realität，法蘭克福，1980年），第7頁。

[3]〈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的辯證法，超越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的潛伏性和參數決定論的範疇〉（Die Dialektik von Produktivkräften, Produktionverhaltnissen und Klassenkampf neber Kategorien der Latenz und dus parametrischen Determinismus i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載于Die Versteinerten Verhältnisse zum Tanzen bringen（柏林，1991年），第100-113頁，特別是101頁

[4] 關於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見歐尼斯特·曼德爾《增長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growth，1973年）連結：http://iire.org/node/924。

[5] 〈關於資本主義國家階級性質〉（Ernest Mandel on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1980年）連結：http://iire.org/node/928

[6]簡·威廉·斯圖特吉（Jan Willem Stutje），《歐尼斯特•曼德爾：一個反叛者遲來的夢想》（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倫敦，2009年），第139頁

[7] 歐尼斯特·曼德爾〈古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中的部分引數和內部邏輯〉（Partially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ternal logic in classical Marxist economic analysi），載於《社會科學資訊》（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SAGE，倫敦，比佛利山莊和新德里），24，3（1985），第485-505頁。

[8]〈卡爾·馬克思的解放，科學與政治〉（Emancipa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Karl Marx，1983）連結：http://iire.org/node/920

[9] 〈生產力、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的辯證法〉（Die Dialektik von Produktivkräften, Produktionverhaltnissen und Klassenkampf），第104頁

[10]〈論社會主義的狀況和未來〉（Zur Lage und Zukunft des Sozialismus），載於：吉伯特·阿奇卡爾編輯（Gilbert Achcar(ed.)），《正義與團結：歐尼斯特·曼德爾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Gerechtigkeit und Solidarität. Ernest Mandels Beitrag zum Marxismus，科隆，2003年）。第233-271頁，特別是235頁

[11]〈社會主義與未來〉，（1992年7月）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連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9207.htm

原文連結：https://www.iire.org/node/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