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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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防疫之名的強權時代

Photo by Martin Sanchez on Unsplash

為防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各地醫護人員都苦勸人們stay home,可惜有些人不但堅持外出,甚至不戴口罩。或會有人認為這些都是個人自由,但為了一時自由及方便,而增加自己和別人的染病風險又說得過去嗎?對於stay home,我本人是身體力行支持的(現時平均每周只出門一次),但假若這一切自願行為都要受到政府全面監控,你又是否樂意?

監控變得普及化

近月各地政府都頒佈緊急法例,把監控普及化和正當化,例子包括:

  • 中國200多個城市,民眾出入公共場所或上班復工,必須出示代表健康的「綠碼」才能通行,而計算方法並不透明。根據《紐約時報》對這款「健康碼」的分析,系統可判斷用戶是否具傳染風險,並有可能與警方共享訊息。
  • 香港限制多於四人的聚會。此例似乎只針對黃店,藍店、鄉黑和馬場均不在此限。
  • 以色列總理Benjamin Netanyahu授權安全局採用監視技術追踪患者,此技術以往只用於反恐(他還關閉法院,推遲他本人的出庭受審時間)。 
  • 智利出動軍隊前往曾被示威者佔領的公共廣場。
  • 泰國總理Prayuth Chan-ocha有權實行宵禁和審查新聞媒體,記者可因批評政府對疫情的反應而受到起訴。

為控疫情,不少人都願意在非常時期接受或忍受非常措施,但這類監控之後會否變成恆常?《人類大歷史》作者Yuval Noah Harari於《Financial Times》撰文指,各國政府很多措施均未經深思熟慮,人們若習慣成自然,此後便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影響範圍並不限於公共衛生,還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

健康和私隱哪樣重要?

Yuval Noah Harari的答案是why not both,因為監控或可有助控制疫情,但不見得是唯一選項,並以南韓、台灣和新加坡作例子,這些地方雖有使用跟踪應用程式,不過更多地依賴廣泛測試、如實報告和公眾自願合作。

他認為當人們被告知科學事實,而人們又信任當局告訴他們的是事實時,即使沒有Big Brother在監督,公民也能做正確的事情。獲得資訊而自動自覺的人群,往往比受到監管的無知人群更為強大和有效率。然而這個模式要成功,其中一大重點是人們要信任科學、信任政府和信任傳媒。(弔詭的是,香港疫情未算最壞,正是因為港人對港府的不信任。)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homas Friedman指2020年是B.C.(Before Corona)和A.C.(After Corona)的分水嶺。權力易放難收,多少措拖會成為A.C.恆常,甚至成為打壓異見的手段?我們只能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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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0個城市推行「健康碼」,人權團體:防疫軟體之後可能成為「監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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