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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情信息的整理(三):接触追踪,隐私,和权利

在疫情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多个国家提出了采取数字“接触追踪”(Contact Tracing)的方式获取数据应对疫情。“接触追踪”是指通过调查病毒潜伏期内病人所去过的地方,接触的人来了解病毒传播的路径。最早的疫情追踪通常都是根据医生或工作人员对病人的提问,病人根据记忆回答。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卫生部门能够通过手机上更准确的地理信息位置等数据判断你是否和新冠感染者接触过,或是去过高风险地区。中国,新加坡,韩国,等等国家都先后采取了不同严格程度的“接触追踪”应用。

“接触追踪”能够给政府和研究人员提供关于疑似或高风险人群的第一手数据,能够让民众尽量远离感染病毒高风险地区,并在第一时间控制病毒的传播。但也会带来对公民隐私,权利等忧虑。

根据以上报道,新加坡政府卫生部不仅利用数字应用追踪感染病患者,还通过和警方的协作,通过街头巡逻甚至闭路电视摄像定位高风险或是感染病毒的人员。而且卫生部已经通过接触追踪定位了几处大规模感染来源聚集的场所。

当然,这样强度的追踪只有在新加坡这样的资源和范围,和强势的政府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很多其他地区未必能够借鉴。

亚特兰大报的报道,“接触追踪可能帮助美国逃出隔离的噩梦”: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4/contact-tracing-could-free-america-from-its-quarantine-nightmare/609577/

作者提出:美国应该也采取类似的在东亚国家证明有效的“接触追踪”,及时定位及切断病毒的传染路径。德国也在采取措施制作本地版的应用,为欧洲接触追踪技术领头。

作者也提出了:在亚洲国家的接触追踪技术采取了非常侵入式的监控措施,代价是民众自由和隐私。比如在韩国:

When somebody tests positive, local governments can send out an alert, a bit like a flood warning, that reportedly includes the individual’s last name, sex, age, district of residence, and credit-card history, with a minute-to-minute record of their comings and goings from various local businesses.

另外还有一些报道对新加坡式的追踪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更多的报道围绕的都是接触追踪带来的隐私,自由,和权力的问题。

比如在以上报道提出了,尽管中国强制实行的健康码可能对控制疫情有效,但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而且由于其工作机制不公开,也导致了不少抱怨,和紧张,恐慌的情绪蔓延。

美国也在考虑采取“接触追踪”对疫情进行控制。根据目前的报道来看,苹果和谷歌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搜集数据面更少,保证数据的匿名性,并且自愿加入。

接触追踪技术需要一定比例的人使用才对整个疫情控制有真正的价值。采用这一技术需要公民对政府和技术公司抱有足够的信任。但在应用公开之前,很难确定在美国会有多少人会真正信任并采用这一技术。

电子前哨基金会(EFF)发表了评论,对“接触追踪”技术采取了较为中立的观点,但也提出了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必须在保证公民的隐私和权利下进行: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20/03/protecting-civil-liberties-during-public-health-crisis

比如,必须保证:

  • 对隐私的入侵必须是合理且必要的;
  • 对数据的采集必须保证基于科学,而不是偏见;
  • 采取的数据必须过期删除;
  • 政府对数据的措施必须保证公开透明;
  • 正当程序:如果政府需要对病人进行隔离,必须通过正当程序;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相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能够有特殊的措施,但在完全的监控和没有任何应对之间,我们有一个中间地带,能够使我们付出最小的隐私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著名的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前段时间也发表评论提到了疫情对监控带来的变化:

Yet if we are not careful, the epidemic might nevertheless mark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of surveillance. Not only because it might normalise the deployment of mass surveillance tools in countries that have so far rejected them, but even more so because it signifies a dramatic transition from “over the skin” to “under the skin” surveillance.

疫情将对整个世界带来比我们想象更加深远的改变。其中之一就是“侵入皮肤之下的监控”。政府可能会因为疫情扩张其审查的权力,搜集每个人的生物信息并保存。这是在以前无法想象的。而且,在危机时刻引入的监控制度往往并不会因为危机的过去而结束。政府在获得权力之后往往并不乐意放弃权力。因此,如果我们不谨慎,这次疫情很可能不可逆转地进一步推进全民监控并扩张政府权力。

赫拉利评论说:政府应对疫情的最佳措施是重建和人民之间的信任,而不是无节制的监控和控制下的警察国家。比如:用肥皂洗手这一改变人类的发明,是通过人相信肥皂洗手背后的科学自觉遵守后养成的习惯,而不是通过政府强制,也无法通过政府强制执行。政府和人民之间相互信任,人民通过科学自觉做出的行为,比一个权力不受限制政府和一群愚民,通过强制手段带来的效果好得多。

应对这次危机也是一样,政府需要公开透明获得公民信任,公民需要有意识对政府进行问责和限制。所有人都应该自觉抵制阴谋论,通过信任科学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这次危机将是对全世界政府和公民提出的一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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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疫情信息的整理(一)

对疫情信息的整理(二):互联网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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