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婆躺在icu里抢救时，我在突破重重关卡回国见她

自从跟男朋友在一起，我丢掉了失眠的毛病，可以一夜不醒睡到中午，所以当11月12日凌晨，我三番五次地在梦里惊醒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直到早上八点，我被妈妈的视频呼叫声吵醒，听到她努力抑制住哭声说：“要不你考虑回来一趟吧，外婆早上出车祸了，一直在icu里昏迷不醒”，一切都有了答案。

后来的几天我反复想象那辆车撞到瘦小的外婆身上的瞬间，想象她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在想什么。因为疫情防控，回中国需要大量的时间隔离，我已经三年没回家看她了，外婆总是担心我，所以我想在那个瞬间，她会不会在挂念我。

我还一遍遍回想曾经和外婆相处的、生动的画面。她不会用手机，每次视频都是我外公举着电话，她站在他身后，每一次都会笑得特别开心地说：“看到你真开心！”这句话一次都没落下。上个月我跟我妈聊天，妈妈说外婆现在记忆力有点差，好多事情跟她说了好几遍还是记不住，有一天她来我家，拎着一袋自己的私房钱，让我妈汇给我，那天她盯着我放在家里的照片看了很久。外婆瘦瘦小小的，但很健康，我那天很怕等我回家了她就不记得我了，但是那已经是当时的我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我跟我妈说可以多带外婆出去转转，多刺激刺激大脑，这样就能让她多记住我一会儿。

所以刚得知车祸的那几天，我始终想不明白也没法接受：外婆一辈子都是个只为别人考虑的人，没多大文化但特别善良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要承受这种巨大的痛苦。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幼稚，意外的发生从不公平，命运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善良而格外宽待她，但是我很想质问什么，很想从这个世界上揪出什么东西去斥责、去发泄我强烈的恨意，然后发现我脑子里的这个敌人不过是一片虚空。我在大哭和出神的状态里来回切换，趁理智短暂地回归时花两万多买回国机票、研究回国政策、做核酸申绿码，再也找不到第四种生活的状态，直到登上回国的飞机。而即使登上飞机，我与外婆见面的距离也不只这十二个小时的路途，我们还隔着下飞机之后的层层核酸和漫长的隔离。

一上飞机我就被吓到了，机组人员全都戴着N95，防护面罩，穿着白色医用防护服，而就在十分钟之前在候机厅等候的时候，世界还是正常的模样，连戴普通口罩的人都不多，我一时感到一种对我来说新鲜的荒诞。飞机上不再提供正常餐食，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个装着各种零食的塑料袋，里面有苏打饼干、肉松饼、趣多多、坚果包和几种饮料，饿的时候啃两口倒也不嫌少。机组人员全程不能脱防护服，每隔一段时间给洗手间消一次毒，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排队等厕所的大爷跟等待消毒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怎么都穿成这样啊？这个病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在法国一家人都得过一遍了，基本都是三五天就能好”，工作人员回答：“不这样穿是不让飞的”。

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落地广州，一下飞机就感到一种异常的湿热。机场很冷清，所有的店面都关门了，只有刚下飞机的这一批人聚集在大厅里等待着接受层层检验。由于是国际航班，在等候的人数不少，但是全副武装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却只有几个，下飞机之后需要做什么的流程也没有文字标牌指示，只能通过口口相传、零星的只言片语和一些猜测来判断自己该做些什么。首先是填写回国人员申报单，除了姓名身份证号这些基本信息，还会详细地询问你是否曾经阳过、过去十四天去过哪里、有没有症状等等，有了黑码之后就去排队检查放行至下一关卡。那架飞机上有很多年纪稍大的大爷大妈，处理起这些事来没有这么快，有的人弄不清楚流程，还没有黑码就去排队，被一个尖着嗓子的工作人员一一呵斥：“没到你们不要排队！拿到黑码再来排队！不要挤在中间！你挤在中间大家都过不去耽误的是你们自己的时间！”我当时瞬间似乎回到了小学课堂上被老师训斥：“你一个人耽误一分钟，四十个人就耽误了大家四十分钟！”从下飞机之后就再也没听见防疫工作人员说“你好”，也很少有乘客说“谢谢”，我说出口的“谢谢”更是听不到回应，我察觉到对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好像不是作为“人”的存在，是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对待任务嘛，自然不需要态度和缓，不需要礼貌，可以随意驱遣呵斥。我这才有种真实感：哦，我是真的回国了。

因为乘客都是被一个个放行的，所以后面的路上人更加少，有时候一条长长的走廊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地面大约是被喷了大量的消毒液，湿到我不得不一步一步小心走才能不致滑倒，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了做核酸的地方，是一排单独的隔间，每一个隔间里都是同样的布置，一张放满了试管、棉签和其他医疗器械的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穿防护服的医生。我进了其中一个隔间，接收到毫无感情的指令：“坐下”、“口罩往下扯”、“嘴张大”、“说‘啊’”、“好了走吧”，我便起身走掉。这是疫情三年以来我第一次做咽拭子，别说咽拭子了，在国外的时候被捅鼻子做核酸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所以特别不习惯，那根棉签第一次伸进我喉咙的时候，我就开始干呕。躲了三年还是没有躲掉，也许只要我生在这个地方，就一辈子也躲不掉。

再往前就到了拿行李和过边检的流程，躺在传送带上的每一个行李箱都被消杀过，朝上的那一面湿漉漉的，就像我那一刻的心情。过边检都很顺利，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即使有表情也藏在防护服里），我也面无表情，像是科幻片里的机器人，没有感情，没有期待，所有的举动都是在执行程序设定，人在面临世界末日的时候，除了认命之后的麻木，也不必有别的情绪。

下飞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机场最后的出口，等待把我们拉到未知隔离点的大巴，这是整个路程中让我觉得最荒诞的一段，一条长长的白色走廊被玻璃罩分成了两边，乘客走在右边，玻璃罩里面隔一段路就会坐着几个全套防护服的人，等我走到跟前，他们会敲敲玻璃示意我停下，测温、扫码，再往下一组防护服那里走。那个场景似乎让我置身于某些末日丧尸电影里，奇妙又荒唐，又好像是一个动物园，只是不知道玻璃罩哪一侧的才是被观赏的动物，随便拍一张都值得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可惜也有个标识牌在提醒我们：禁止拍照。

最后终于等到了大巴，估计这些被用于运送隔离人员的大巴都是不知道被从哪个年久不用的仓库里摸出来的，连扶手都是整个生锈、没有一块好皮的，座位也明显没有人清理，我的位置下面有一滩不明棕色液体，从机场到酒店的整段路上，我都努力控制着自己头的位置，防止头发碰到座位的靠背。大巴在高速上转了无数个弯之后，我们进到了一个小村子里，被拉到某个国际健康驿站门前，隔壁就是方舱医院。我们坐在车上看着自己的行李箱又一次被消杀，防护服们给我们分发手套，下车必须佩戴。这个隔离点有三种房型，我选了最小的单人房，二十平米，每晚298人民币，早饭20一天，午饭和晚饭都是30，登记之后一人领一桶泡面和一盒牛奶，房门一关就正式开始了“坐牢”生活。

这已经是我隔离的第三天了，房间还算干净，大概相当于两星半的酒店（对比一下价格是真的不值），洗手间很小，淋浴就对着马桶，对于我这样出去住最在意洗手间是否宽敞干净的人来说的确折磨。每天到了饭点，会有广播通知“您的餐饮已送到，请佩戴好口罩取餐，取完餐立即关门，请勿交谈”，打开门就能看到门口的小桌子上放着盒饭。除了拿饭，每天还有两次开门的机会——做核酸和丢垃圾，做核酸有很多规定，比如必须关上阳台门、关上厕所门，再比如必须侧坐在门口，方便监控看到。自从在国外阳过一次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把covid当回事儿了，出门都不戴口罩，法国的核酸检测点也拆除了很多，所以第一天隔离做核酸，当我看到工作人员即便全副武装了，还是尽量把胳膊伸长，身体离我越远越好，就好像我是个特大号病毒的时候，当我听到监控里时不时传来纠正他们操作方法的声音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滑稽，好像在观看一场滑稽闹剧。我们跟囚犯没有很大区别，失去自由，每天有定期的放风时间，这整个防疫流程是权威到不容置喙的，毕竟我们每个人的房间里都贴着一张大大的《隔离人员相关法律法规指引》：“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两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每一条的潜台词都是“服从！服从！服从！”整个流程都让我觉得有人在对我说：“你回国，你有罪”。

从外婆出车祸那天算起，已经过去八天了，而我还有六天才能见到她。其实即便回家了我也触摸不到她，听妈妈说，现在因为防疫，家人是不允许进入icu探视的，最多只能隔着视频看几分钟，昨天icu里的一个老大爷去世了，一家人等在门口，却因为这该死的防疫政策，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只能等人凉了，icu里的工作人员处理好了抬出来才能见。从法国戴高乐机场到广州白云机场，这十二小时的飞行像是把我从一个正常的世界带到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里，covid仍是致命的病毒，有着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完成的防疫表演，疫情是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巨大的魔鬼，民不聊生。而在我承受着不能立刻陪在外婆身边的巨大痛苦时，在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时，朋友圈仍有体制内的同学在歌颂“大白”是超级英雄，守护着自己爱的城市，为民牺牲。世界的一种参差。

外婆是很有韧性的人，她刚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脏停跳了十分钟，第二天夜里又除颤抢救了一次，脑子里都是血，连脏器都几乎停止运作了，医生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治疗，但她依然挺过了这么多天，后来医生说她心跳比之前强劲了，今天的好消息是肾脏也恢复了一点点功能。医生说外婆特别厉害，很多这么危重的老人可能送到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但是她竟然能坚持这么久。我愿意相信外婆哪怕没有意识，也能感应到我们对她的爱、给她的力量，她有这么多牵挂，所以这么想活下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奇迹，不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我真的好想好想再吃一次外婆做的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