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

中国山東人,伯克利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1989年從美國回国参加天安门民主運動。1990-2002年任「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期间推出《中华联邦宪法(草案)》,2002年4月秘密回國支援工運被捕,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五年,2007年釋放後流亡海外,同年末,在美國創立民主運動NPO「公民力量」。2010年代表刘晓波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是多项国际人权奖的获得者。

正視、反思當前美國黨爭的弊端

美國的防疫不利和警察過份警力致黑人嫌犯死亡引发全國暴亂,使人們不得不審視美國民主政治近年來的嚴重弊端,作為民主的信仰者和學生,我們必須正視、反思和總結經驗教訓。

民主政治的良好運作除了硬性的制度和規則外,還有很多其他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個人自由權利基礎之上的政治妥協文化就是其中關鍵一項。

人們往往簡單地把民主等同於多數決。沒錯,多數決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組成部分,但它只有在兩個前提下才有正當性:一是,民主政治必須劃定需要多數決的議題範圍,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應該多數決,必須首先厘清私領域和公領域,只有公領域的議題(公共事務)才需要多數決,你和誰結婚就不能多數決,那是個人的自由權利,他人人數再多也無權置喙。密爾的《論自由》(在我國由嚴覆翻譯為《群己權界論》)因為對此有深刻論述而成為政治學經典。

再則,就是所謂的多數不能是固定多數,如果在所有議題上A、B都投一樣的的票,那麽在A、B、C組成的“民主”政體里就形成了A和B對C 的“多數暴政”,這就是為什麽在民主國家遇到少數民族議題時都實行民族自治的原因,不然多數民族就很容易對少數民族實施“多數暴政”。良好的民主政治的前提是“變動性多數”,比如,在收稅問題上構成多數的是A和B,在墮胎問題上構成多數的是B 和C。多數一旦固化,“多數暴政”就成事實。

在我有限的美國政治歷史知識和三十年在美生活經驗里,我沒有遇到像目前這樣分裂對立的美國兩黨政治。以往無論是什麽議題,“多數”均有兩黨構成。雖然在某個議題上的多數派里,一個黨占的人數多一些,另一黨少一些,但多數總是跨黨派的,這種景象已幾乎不再。目前,多數已經失去了變動性,哪個黨占了多數席位,那個黨在幾乎所有議題上都是多數,而且投票幾乎都是以黨派劃線。

不往遠處追究,這種現象孕育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當時白宮、參議院和眾議院均握在民主黨手里,真正的民主政治家此時應該特別謹慎從而避免“多數暴政”,但是遺憾的是,奧巴馬強行推動爭議極大的全民醫保案,以兩黨劃線強行通過。種下不妥協黨爭的種子。

川普這個非傳統政治人物當選總統加大了兩黨甚至美國社會的裂痕和對立,時至今日大家對川普的性格特點都有一定認識了,每遇矛盾,川普的性格常常不利於化解矛盾而是惡化矛盾,就是那種“有困難上,沒有困難,制造困難也要上”的性格特征。一方面,川普這種非傳統政治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從政風格開辟了新的局面,比如在扭轉美國對華錯誤路線、開啟全面反制中共新冷戰方面,還有重振美國經濟方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但另一方面,也是這種作風在美國國內政治上造成了幾乎任何議題無法跨黨派決策的現狀。

目前的狀況是,民主黨在眾議院實施“多數暴政”,共和黨在參議院實施“多數暴政”,多數失去了變動性。多數一旦失去了變動性,民主政治中的“賭注”迅速升高,選舉能不能贏、能不能成為多數黨,利害差別變的非常大。良好的民主政治使任何政治人物都輸得起--因為變動的多數使誰都走不了極端、誰都做不到贏者通吃,然而以分裂對立為特征的黨派政治讓每個政治人物都覺得輸不起,焦慮感倍增,因此無論出現了什麽問題,問題都會被迅速政治化,政治人物傾向於把問題演變成對方的困境、對方的麻煩,而不是真心設法去面對去解決,更不用說團結一致共赴時艱了。

為了經濟維穩(經濟是決定11月大選的關鍵因素)再加上中國的信息誤導,川普在防疫上猶豫遲緩,造成疫情爆发後每美國人的生命健康遭受慘重損失。但是,民主黨還有許多親民主黨媒體為了用此打敗川普,不惜罔顧中共為疫情全球大爆发負主要責任的事實,而且對世界衛生組織的錯誤不僅視若不見而且進行袒護。

此次美國全國暴亂也是一樣,本來人們對疫情、對分裂的政治和社會心里有氣有火,明尼蘇達當局應該迅速逮捕和起訴肇事白人警察以避免大規模抗議,但是一直等到全國暴亂发生後才實施逮捕和起訴,為什麽是這樣?誰應該為此負責?我不清楚,但是我清楚地看到,各民主黨籍的州長、市長延緩行動對付暴亂,很可能有把這個禍水潑到川普身上的考慮,而川普发表過分強硬激火的言論,也可能為了凸顯民主黨籍的州長、市長們的無能和軟弱。雙方的行為都不利於勢態的发展。可惡可怕的黨爭!

惡性循環已形成:黨派劃線—>“多數暴政”—>賭注升高、利害加大à輸不起à凡事政治化不去解決問題—>更加分裂對立à更加黨派劃線—>更加“多數暴政”—>………

這個惡性循環必須遏止。我個人相信,目前美國民主政治的弊端一定會得到改正,民主會更進一步发展、成熟從而更強大。我的信心基於,雖然黨派嚴重分裂對立,美國的自由、法治的基礎仍然堅實地存在,以個人自由和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堅實存在,因此人們不會失去常識。另外,我們也許不必過多地關注美國的上層政治。其實美國高層政治人物對美國地方事務幾乎沒有什麽權力,影響甚微。美國民主政治的另外一個根基就是聯邦制和地方自治。聯邦政府關門好幾次了,“馬照跑,舞照跳”。隨著疫情的消退,美國的經濟需要覆蘇,美國的民主也需要覆蘇。我相信兩個覆蘇都是強勁的,隨之,許多人對自由、民主的信心也會強勁覆蘇。

我的信心從未動搖,除了眾多其他原因,我還有這樣一個的常識:假如一個警察的過份警力就可引起全國暴亂,那麽中國一天應該有數百上千次的全國暴亂。


2020年5月31日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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