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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wrong to rubbish

浅谈大陆年轻人国家意识、执政党合法性和经济发展关系

刚刚在时间线上翻了翻含“大陆学生”的词条。发现有很多关于HK的争论,比如反送中的论战,还有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臧否。但,在众多骂战中,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便是,大多的大陆作者习惯用大陆经济发展的迅速和城市化生活的优越性来作为辩护的主要论据。而非大陆作者更多的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辩护。暂时搁置话题参与者的背景差异,只看观点性质。不难看出一方是关乎物质的,另一方是关乎意识形态的。

因此,从我的角度,我并不认为这样不同性质的争论会有理想的结果。接下来翻阅评论,所见也证实了我的想法。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陆和非大陆的参与者会有迥乎不同的视角?如此,争论往往在声嘶力竭的观点碰撞之后,产生的只有火花却很难有理解。

我想尝试简单的回答一下。浅浅的说,大陆年轻人的发展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执政党把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来源导致的。大陆在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刚好生活在国家经济腾飞的时代,而这些年轻人所受的以丧权辱国为基调的近代史教育,和现实中改革开放后的欣欣向荣的对比更加深了他们对执政党能力的肯定,耀眼的经济增长成就确实能够让人挺直腰杆。更别提在过去天翻地覆的几十年中大量完成阶级跃迁的人对确保这一切的政党和国家会有怎么样的感激。城市化率从建国初的不足10%到近年来的60%左右不仅仅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更意味着大量农村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能够迅速在城市扎下根,充分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丰富物质供应。即便是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无论政府威权与否,能够长时间维持确保快速增长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最大成功,值得夸赞。

不过,在谈论非大陆的年轻人之前,我还是想说说大陆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改变。事实上,建国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人民政府专政才是合法性来源的主流。诚然,在国共内战(在台湾人看来是戡乱之战)到大陆执政党建国的这段时间,党领导人也有过新民主主义(类似资本主义)的打算。可是在国际局势(美苏冷战)和国内路线(执政党并不希望采用国民党政府曾经采用的资本主义,而在他们看来,农业国的中国并不适合搞实际上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相反应该结合德国的李斯特国家保护主义和苏联的列宁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工业化发展。一切主义和路线问题都应该在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再谈。)的双重压力下,最终大陆还是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诸多事件。中间发生了很多因为官僚主义带来的惨剧,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被经济管理和技术人才的短缺所困扰。直到文革,一路狂飙的阶级斗争最终破坏了政党和国家秩序,社会生态亦然。

更糟糕的是,中国这一现代国家的国家建构是由政党驱动,与英美的社会力量驱动、德日的国家力量驱动均不同。简单的说,政党集中了国家几乎所有领域的精英群体,党的组织架构和国家的政治体制高度同构,确保党的政策能高效无缝转换为国家政策。当政党精英开始对阶级斗争抱怀疑态度,国家的政治制度何去何从也就成了问号。毕竟大多数精英都在浩劫中有所损失,比如邓小平之子等等。再加上中苏交恶。总之,国际局势和国内路线都有重大变化,而新一代的领导人最终选择了同尼克松福特等人握手言和,改革开放,同西方一并进行合作对抗苏联,并确立了以扩大资本市场发展济为纲领的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现在,让我们从非大陆的年轻人的角度谈谈。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HK(For simplicity)的政治制度是如何构建的呢?经济发展是怎么样规划的呢?是英美的社会力量占主导还是大陆的政党力量占主导呢?因为我对HK的理解不如众多土生土长的HK人,所以就不试图强行解答了,还是让HK的朋友解答吧。同样,这一块我也不打算多说,理由同上。

那么,问题又来了,大陆和非大陆的参与者的视角究竟孰对孰错?

从评论区的论战我们能够看到,大陆视角下,攻击的点也是经济发展等物质问题;而非大陆视角下,攻击的点仍然是民主自由等价值观问题。所攻所守均为一点。因此,不难看到这样的叹息“时至今日,才发现辩白自己有多难,渐渐理解那些突入墙内者孤立无援之感。”物质和价值观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啊。(当然,也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针对对方的角度进行驳斥。)

事实上,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提出过,“经济发展是政府职能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经济本质上是资源分配最优化问题,关键在于确保一个有效率的分配机制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秩序。民主和独裁,维权和自由下,分配机制因为腐败而被破坏,社会秩序因为法律落后而抑制创新的场景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经济发展不好,福利分配不好只能说明政府效率低下。

重申,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物质和价值观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并不是想质疑物质,也不是想质疑价值观。

所以,我认为两方讨论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大家都贡献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洞见,我很感谢大家的讨论,我也学到了很多。

最后,纯粹假设性的情况,倘若大陆的GDP增长率在未来的十年之内降到了2%左右,而人口老龄化持续恶化,农村不再有充足的年轻人迁入到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石。那么很多所谓的便利优势,比如道路交通的修缮良好,城市外卖服务质量优越还能够存在吗?倘若每个外卖员要求不被剥削,在减少排单数量的同时,增加他们的工资,外卖还能那么便利吗?倘若每个工人要求丰厚的福利,正如欧美的那样,国内的道路修缮还能保证那么高的速度吗?

在这样的假设下,也许经济发展等视角就有失偏颇了。在我看来(本人有充分的农村调研和城市政治经济研究的经历),大陆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借了人口红利的东风,但倘若十年过去,乘不上技术发展、产业革命的又一个东风的话,也许社会矛盾就会迎来总爆发的时间点。

同时,再纯粹假设性的情况,倘若HK等地的政党政治娱乐化,在不断的攻讦中消耗着公众的信任,在无意义的党争中走上的政治领袖很大可能并非通晓经济发展等技术性问题。无数次关键的发展机会被白白浪费(董特首与数码港),也许矛盾也会激化。参见纽约时报“Election Exit Polls Reveal a Starkly Divided Nation”。

抛砖引玉之言,欢迎臧否,感谢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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