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新 知青的一段困惑

1968年12月1日，在武威一中搞了两年多的“文革”后，我与席守贤、孙兆科、李育元、李宗浩，做为知识青年，到武威张义公社张庄大队赵庄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农村劳动了一年多时间，公社派我到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1970年6月，武威地区师范学校到我们公社招生，学校郑重承诺，学员完成学业后，将按公办老师名额分配工作。公社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去学习，将来可以从事教育工作。然而，学业完成后，学校却不遵守招生时的承诺，不但不分配工作，还让学员们“社来社去”。无可奈何，我只好重返张义公社。回来后，当年与我插队的同学，大部分已招工走了。在公社书记王桐的帮助下，我又到一所小学当民办老师。

1972年5月，兰化公司到张义公社招收临时工，招工的人明确说明，这批临时工到10月份就转为正式工。王桐书记十分同情我的处境，专门指派秘书牛青山与我取得联系，让我跟这批临时工一起走。然而，招工的人却坚决不要插队知青，只招当地农民。

牛秘书交涉无奈，于是，悄悄地给了我张招工表，让我到张庄大队去找文书，要他在招工表中注明“此人为当地社员”，并将大队的公章盖上，他说已经给文书打过电话了。我按照牛秘书的吩咐，到大队将招工表上的事宜办妥。当我把招工表交给牛秘书时，他又让我将表中的姓名、年龄、籍贯、民族、文化程度等填写好。我认真地将招工表中所列的各项内容填好，在“文化程度”一栏中，我填写了“高中毕业”。牛秘书看后对我说：“你不能填‘高中毕业’，我们这里高中毕业生当农民的几乎没有！”他考虑再三，要我把招工表中填写的“高中毕业”改为“小学肄业”。

我感到极为困惑与悲伤。寒窗苦读了十几年书，1966年高中毕业，正胸怀大志迎接高考，不料“文革”爆发，大学考试取消。在学校搞了两年多“文革”，待社会和学校的混乱局面稍趋平静时，又让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武威地区师范学校招生，招生时说按公办教师分配工作，然而，学校又不遵守承诺，学业完成后不分配工作，让我们“社来社去”。如今为了当个工人，不但将我插队知青的身份改变为“当地社员”，又要将我的学历贬低为“小学肄业”！

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当不了工人，就回不了城。然而，文化程度填写为“小学肄业”，我实在接受不了。我向牛秘书提出，能不能填写成“初中毕业”，他认为还是不妥，因为当地的农民，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了，有许多人干脆就是文盲，倘若文化程度填不合适，万一让招工的人看出破绽来，我就走不了。他斟酌再三，最终让我填写为“小学毕业”，我只好照办了。牛秘书将我填好的招工表放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让我仍回学校好好教书，等候消息。

过了十几天，牛秘书通知我转粮食关系去兰州。转粮食关系要到粮管所交200斤小麦，我在学校当民办老师，哪里来的小麦啊！在一筹莫展时，牛秘书给我开了个200斤救济粮的条子，让我拿到粮管所转粮食关系。办好转粮关系的手续后，为了装扮得像个农民的样子，我将近视眼镜取下不戴了，又将一头漂亮的长发剪成小平头。1972年5月30日，我顺利地“混”到农民工的队伍里来到了兰州。

上班后我才知道，原来干的活就是浇筑混凝土、筛石头砂子、搬水泥、运砖头、挖土方、拉车子，怪不得招工的人坚决不要插队知青，原来他们怕城里的学生干不了这种苦力活。工作不但艰苦繁重又非常危险，经常登高作业，有时上夜班，在三、四十米高的脚手架上，推着混凝土车在架板上走，因我的眼睛近视，怕暴露我插队知青的身份影响转正，又不敢戴眼镜，灯光昏暗时，眼前一片模糊，连脚手板也看不清楚，全凭自己的感觉在高空中推车行走。住宿条件也非常差，四、五十个人睡在原先的一个大仓库里，又吵又闹，炎热的夏天，房子里空气流通不畅，又热又闷又臭，我经常失眠，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与我一起来的十几个农民工，他们受不了这种苦，私自跑回家去了。虽然我的内心也十分痛苦，但我还是咬着牙挺了下来，不挺下来，我到哪里去？难道还要“社来社去”？

在极度困境中煎熬了四个月，转正的文件下来，我才成为兰化公司的正式职工。转正以后，1973年初，公司领导调我到兰化三校当老师，后又调我搞工程预结算工作，我在天津大学工程造价管理系进行了专业学习后，1990年，公司领导又调我到兰化公司审计处，筹备和开展全兰化公司的建设工程项目审计工作。

人生之路有痛苦也有甜蜜，有辛酸也有辉煌，有坎坷也有平顺，有失败也有成功。在逆境和困惑中，我们要有一个坦然面对的良好心态，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心情多么失落，生活多么沉重，前途多么渺茫，坚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201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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