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下客

对49年以后历史感兴趣,这个博客只作网络收藏夹用,主要用作收集网络“垃圾”,“拯救”网络零散记忆,可能偶尔会有点原创。另外,凡是文革网、地方文革网、香港中文大学民间资料库及华夏文摘刊登过的文章一般不cross post,当然也会有点例外。

读史老张 上海建筑的文革记忆

【地标记忆】“文革”期间,“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上海的阴谋活动,波谲云诡,行踪隐秘。他们的活动场所大多高深莫测,云山雾罩。如今,这些场所褪去了神秘面纱,有的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宾馆会所,有的成了历史保护建筑。这里,我们不妨梳理几处“文革”初期,“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上海活动的场所,这些场所足以写进“文革”初期的上海史。

丁香花园位于华山路849号,传说是李鸿章藏娇之地,由李鸿章委托盛宣怀置办,为李鸿章第九房姨太太丁香居住(也有称此说不成立,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住所)。丁香花园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权归李经迈,后由李经迈之子出售,几经易手。

解放后,丁香花园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招待所,陈毅、潘汉年和刘亚楼等领导人在此住过,中共中央华东局也曾在此办公。1963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决定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成立专门的写作班子,撰写大批判文章,抽调了各单位的“笔杆子”,组成市委写作班,地点设在丁香花园。

市委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丁学雷”,为“丁香花园学雷锋”之意,由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徐景贤负责。“文革”中,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一位青年教师曾批评写作班住在丁香花园,用“丁学雷”笔名不妥,“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组怎能用卖国贼小妾的姓氏呢?”结果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隔离审查。

写作班另有一个历史组,笔名“罗思鼎”,寓意“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负责。另外,写作班还有其他笔名如“石一歌”“康立”等。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丁学雷”和“罗思鼎”们频频开炮,写出了一篇篇“重量级”批判文章,把全国思想文化战线搅得昏天黑地。

除了用作大批判文章的署名外,“丁学雷”一度还是徐景贤操纵的市委机关代名词。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曾就“康平路武斗事件”出示了一份证据:1966年12月康平路武斗事件发生后,30日12时,张春桥给市委“丁学雷”来电:“把斗争口号提得响一些,观点鲜明一些,曹荻秋是12Ÿ30事件(康平路武斗)的罪魁祸首。”

徐景贤接电后,以“丁学雷”的名义,将情况通报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头头。可见,此时的“丁学雷”已经变得杀气腾腾、不可一世,早已不是文弱的“笔杆子”了。

武康路2号

“文革”前夕,市委写作班搬到了与丁香花园一墙之隔的武康路2号,写作班的另一个笔名“康立”即与此有关。

武康路2号原为“丝绸大王”莫觞清故居,是一幢建于1922年的经典洋房。莫觞清是浙江吴兴人,曾为上海缫丝业最大的资本家之一 。据说莫觞清还是茅盾小说《子夜》里吴荪甫的原型人物。

1965年,武康路2号迎来了一个有着深厚背景的“实力人物”:姚文元。年初,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求撰写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强调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武康路2号市委写作班,徐景贤为他专门辟出二楼作为写作室。

姚文元得势后,这间写作室还被徐景贤保护起来。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文革”战火初起,武康路2号成为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1966年12月27日,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煽动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当天晚上,徐景贤在二楼玻璃棚阳台上主持召开市委机关造反派骨干会议,积极筹划夺权,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

据徐景贤回忆,会议完毕,造反派头头们异常亢奋,不敢高声喊口号,但唱起了歌,“我们唱得很轻、很轻,”因为隔壁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位市委书记和一位部长。“我们不想惊动他们。”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从北京返沪,在武康路2号接见了徐景贤和“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和潘国平等人,密谋策划召开“打倒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夺权大会。1月6日,这场夺权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从此,开始了席卷全国的“一月夺权风暴”。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夺权大会原定由“工总司”二号人物潘国平主持,一号人物王洪文发言,但临到开会时,潘国平不见了,只能再找人代替主持。大会开到一半,潘急匆匆赶到,说:“我一个人睡在武康路2号三楼的小房间里……睡过了头。”

兴国招待所

兴国路72号兴国招待所,位于兴国路、华山路、湖南路三条马路环绕的三角形大花园内。1932年租界当局修筑雷上达路(今兴国路)后,在此陆续建造了数幢欧陆风格的建筑,均为洋行大班和职员居住。

解放后,这里一度成为卫生干部学校所在地。1956年划归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名为“兴国招待所”,主要接待来沪的中央领导。1979年,兴国招待所对外开放,改名为“兴国宾馆”。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的名义,从北京飞抵上海,他们没有告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没有住进康平路市委大院,而是住进了兴国招待所5号楼,一是表明与上海市委领导划清界限,二是便于秘密策划“打倒上海市委”的夺权大会。

1月6日,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夺权大会上,张、姚二人并未露面,而是布置徐景贤进行电视实况转播,他们则躲在5号楼,一边观看电视实况转播,一边遥控指挥。

张春桥在5号楼居住时,一度把妻儿也接来同住。他一般不在这里召开闹哄哄的会议(会议主要在武康路2号和锦江饭店举行),只在此个别召见造反派小兄弟,对策划动乱面授机宜。夺权大会结束后,徐景贤多次到兴国招待所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

张春桥、姚文元还在兴国招待所玩过一次“空城计”。1967年2月5日,上海各造反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宣告成立仿照巴黎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但并没有得到中央的首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均未发布消息,一时谣言四起。

张、姚慌了手脚,赶忙飞赴北京探听虚实。临行前,张春桥告诉徐景贤,不要向外界透露,以防外界对张、姚地位不稳的流言和猜测,更不能给“炮打张春桥”制造口实。于是,徐景贤每天还是像平常一样往兴国招待所跑,造成张、姚仍在上海的假象,同时向在北京的张春桥密报上海动向。

一星期以后,直到“一月夺权”得到肯定(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才志得意满地回来。

上棉十七厂

上棉十七厂位于杨树浦路2866号,原为日本大阪东洋纺织株式会社的上海工场,建于1921年,1936年改称裕丰纺织株式会社。解放后,这里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又称“国棉十七厂”)。厂内建筑由日本设计师平野勇造设计,清水红砖墙面、锯齿型屋顶和弧形券窗构成了厂房的主要结构特色。如今,这里已经改建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上棉十七厂是王洪文造反起家的地方。王洪文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全工,后来当上了保卫科干事。“文革”初起,王洪文瞅准时机,效仿北大造反女干将聂元梓,把自己与一帮造反派反锁在保卫科办公室,彻夜密谋,贴出了十七厂第一张“炮轰厂党委”的大字报,受到厂党委的批评和工人群众的指责。

1966年6月,王洪文在保卫科门口被工人群众围攻,后被工厂技校的红卫兵救驾。

几年后,他策划组织编写了《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鼓吹上棉十七厂是“文革”工人运动的“发源地”。还特别强调,与厂党委的那场冲突“要详细记载”,并提出要把十七厂夺权时间从1967年1月29日改为1966年11月4日,称十七厂是全国夺权最早的单位,把自己标榜为“一月革命先驱”。

“工总司”成立后,王洪文呼风唤雨,发动“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揪斗上海市委领导人。1967年1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再次组织批判大会,揪斗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领导,会后,王洪文采取闪电行动,将陈丕显等人非法关押。

据陈丕显回忆,“车子七拐八绕,把我带到一处地方关起来”,“一夜辗转反侧难眠,听着墙外轧轧作响的机器声,我猜想自己被关押的地方是个棉纺厂。”“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关押我的地方正是棉纺厂,是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从此,陈丕显身陷囹圄长达8年,曹荻秋后被迫害致死。

王洪文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还兼任上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68年9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和徐景贤在王洪文陪同下来到上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亲自把上棉十七厂树立为“文革”中的“红色堡垒”。

报刊上发表了通讯《“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把王洪文塑造成“造反英雄”、“革命火车头”,从此,王洪文在全国名声大噪。党的“十大”时,他从“造反司令”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在接见上棉十七厂代表时夸奖说:“十七棉出了一个王洪文!”

王洪文对这段造反经历一直洋洋得意,在其授意下,他用过的办公桌、木椅、文件柜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连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的一张选民证也被当作“文物”。1973年10月王洪文升迁后,上海余党王秀珍还组织一帮喽罗骨干专程到这里瞻仰,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1975年10月的一天,王洪文来这间办公室“视察”,对周围人说:“这个办公室是有意义的。”然而,一年以后,上棉十七厂内就贴满了揭批“四人帮”的标语和漫画,王洪文要把他的办公室当作“圣地”保留的美梦彻底破灭。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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