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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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裕:浙江省嵊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转贴者曰:这应该是嵊县党史二卷的内容。

嵊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一项特殊事件。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几乎遍及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城乡。它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其正反两方面均在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嵊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有全国类似的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嵊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


  一、“文化大革命”前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增多,不可能全部在城市就业。同时,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的青年。为此,毛泽东于1955年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经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镇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时起把城镇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去开发边疆概括为“下乡上山”或“上山下乡”;去的青年称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简称“知识青年”或“知青”),以后作为习惯用语沿用下来。


  1956年,根据国家计划,嵊县有101名青年到新疆、宁夏支边,其中城镇青年21人。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企事业单位增加新职工,同时精简1958年新招收的职工。城镇中大量闲散劳动力得不到安置,而新成长的劳动力逐年增加,形成失业高峰,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为了减少国家压力,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大批精简职工,精减城镇户粮。1961年至1965年全县共有13502人户粮迁往农村,其中有上千名符合知识青年条件的城镇青年也作为随迁子女或闲散劳动力被动员去农村。


  1964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4月,浙江省成立城镇人口回乡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5月,嵊县成立由县民政局牵头,县公安局、粮食局、各公社(镇)政府共同负责的工作班子,日常工作仍由县委精简办公室办理。


  当时政策规定:城镇户粮年满17岁的初、高中毕业生和17岁至25岁(当时没有注明是周岁还是虚岁)的城镇户粮闲散劳动力作为动员对象。一家(指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子女的不下乡;有2个的,一个支工,一个支农或支边;有3个的(不包括病残),一个支工,一个支农或支边,一个支场(农场、茶场、林场等);参军、升学或有较长期工作的,均不列入动员范围。


  1964年6月23日,城关镇首批90名知识青年去方口公社姚姆山大队、崇仁东风茶场、里东禹山头茶场和明山茶场落户。从此,嵊县人一直将首批城镇知识青年落户姚姆山大队时间作为嵊县城镇知识青年正式上山下乡起始点。因为此前,嵊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单列,只作为精简职工、精简户粮的一部分。


  在城关镇试点的基础上,从1964年7月下旬起,城关、崇仁、长乐、黄泽各镇全面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1964年主要安置去向为白鹤、剡北、蛟镇、浦口、方口、通源及城关镇7个公社27个大队。后来逐步扩大,据1984年普查,全县几乎每个公社都安置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375人;1965年113人;1966年195人。这三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形式是“集体户”,即吃、住、劳动集在一起。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矿企事业单位不招工,致使大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上学,又没法分配工作,全国呈现新的失业高峰。


  1967年、1968年嵊县处在混乱状态,因而没有搞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人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为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1969年1月2日,县革委会决定成立县革委会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领导小组,具体工作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四个面向”办公室负责,即分配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镇安排办公室,后更名为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竺法均。同时决定“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初中、高中毕业生)都动员去上山下乡,随即嵊县掀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1969年有1440名(含1966年、1967年已安排到企事业单位就业后“倒”出来的210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70名支援黑龙江大兴安岭建设。1970年430名、1971年111名、1972年134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03名支援吉林贲县建设。1973年有387名仍按原政策上山下乡。主要形式是分散插队,全县每个公社均有安置任务。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状况作出了错误估计,因此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绝对化,改变了原来探索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涵义和培养新型农民的初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政治运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在林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的驱使下,当时嵊县某些掌权者一方面不顾国家指标限止,要求企业大批增人,搞高指标、高速度,另一方面却置政策于不顾,限止甚至阻扰城镇知识青年在城镇就业。1969年至1973年,全县共有2675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同时有大批1970年9月20日前进单位,“文化大革命”中,表现“较好”的农村户粮临时工转为固定工,仅1971年就转了2328名。这为未来几年安排城镇知识青年城镇就业增加了难度。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由造反派把持,人员变动频繁,政策混乱,随心所欲,甚至把上山下乡作为惩罚措施,以派划线,参加另一派的不管你符合不符合留城条件,都要其上山下乡。被动员上山下乡人员中,有不满16周岁或超过25周岁的,还有小学生和文盲。


  1971年4月起,嵊县开始批陈整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极左路线得到某些遏制,嵊县党政部分机构恢复,领导班子也充实了部分老干部。1973年7月,县革委会撤销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成立县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县革委会副主任、领导小组负责人泮娟芬兼任办公室主任、徐宏杰任办公室副主任。经县革委会同意,县知青办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调整:1、停止执行城镇知识青年以“派”定留城、上山下乡;2、参军、升学青年不作留城青年(即保留城镇户粮青年)对待,支场青年按支农青年对待,他们的弟妹仍可有1人留城,过去放错的允许其“因退”回城,入居民户册,吃商品粮;3、放宽“病留”(因病不上山下乡),“暂缓”(因某些原因,暂时不上山下乡)政策,对已上山下乡的病残知识青年,同意“病退”回城,入居民户册,吃商品粮;4、有招工计划时,划出一定比例的指标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专用;5、上山下乡年龄与招工年龄统一,即均在16周岁至25周岁之间;6、上山下乡时年满16周岁,不足17周岁的青年,承认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份。


  由于调整了政策,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较顺利,再也没有出现“街上敲锣打鼓、家里以泪洗面”的尴尬局面。1974年上山下乡233人;1975年471人;1976年381人;1977年375人。


  此外,1964年至1978年,嵊县接收上海、杭州、西安等地回乡知识青年576人。


  这几年上山下乡的形式:1、到条件相对较好的社队分散插队;2、适当集中,建立知青点,如白鹤叶家知识青年点等;3、单独建立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场队,如剡北知青农场,升高五百岗知青茶木场等;4、“厂社挂钩”办场厂,即有动员任务的厂矿与有安置任务的公社挂钩,举办亦工亦农的场厂,如三合知青轮窑厂、石磺知青丝织厂(后更名为嵊县第二丝织厂)等。知青场厂均有有关单位派出的带队干部参与领导,如李云琴作为县知青办派出的示范性带队干队,张樟裕等作为动员单位的带队干部参与知青场厂的领导工作。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这为纠正极左路线创造了条件,从此“拨乱反正”。1978年起,嵊县除个别城镇知识青年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外,不再大规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1月,县革委会设立嵊县待业人员安置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办公室与县劳动局、县知青办合署办公,三块牌子一套班子,一个党组,泮娟芬任党组书记。劳动局副局长童苗贵兼任知青办副主任,具体负责知识青年工作。县知青办的工作重点转至积极稳妥解决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际问题和回城就业问题。


   三、知青手续补办


  1973年下半年开始,县知青办对全县各公社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状况进行普查,并登记造册。在普查中发现,1961年至1963年知青工作没有单列,而将城镇知识青年纳入精简职工随迁子女或压缩城镇人口范畴;1969年、1970年成户下放时派性作怪,政策混乱,错放、乱放,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年龄扛子更不统一,17岁至25岁,是周岁还是虚岁随心所欲等问题。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研究认为这批人中有一部分符合省知青办近期公布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条件,即城镇户粮(指上代已在城镇居住、吃商品粮的世居居民和1957年前已迁入城镇,吃商品粮的久居居民、不含临时户口人员),年龄在16周岁至25周岁的初、高中毕业生。为此,县知青办请示省知青办,征得同意后,县知青办对符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条件的人,补办了手续,计1506人。


  1980年至1983年,县清理精简遗留户粮办公室落实有关政策,收回(从农村迁回城镇)精简下放,成户下放户中的3926人(含外地转到嵊县的769人,不含嵊县转到外地的276人)。对超过收回年龄(15周岁),若收回又即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对象的人,对基本符合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条件的人或虽不符合条件,但在下放时县级政府发给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效证件的人提出了处理意见。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经审查,直接批准374名这类人员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84年12月至1985年12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84)64号文件,县人民政府成立县解决插队知识青年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并责成县劳动局、公安局、粮食局、劳动服务公司联合组建办公室,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遗留问题,重点解决“文化大革命”时下放得不合理(主要年龄过小),过去政策不允许而现行政策可以承认其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份的人的补办问题和回城男知识青年随迁1名子女问题(回城女知识青年1980年其子女就可随迁)。


  这次补办承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份范围条件:1、1964年后经组织动员,作为知识青年单身下乡,下乡时年龄在16周岁至25周岁的初、高中毕业生(包括社会青年);2、1966年5月16日(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日)后,成户下放中,年龄在16周岁至25周岁的青年和在成户下放时未满16周岁,而户粮回收时年满16周岁的青年,上山下乡时间从16周岁算起;3、国家暂时困难时期精简下放户,仍按省知青办原有规定办理,即世居久居居民,经动员下乡时年龄在16周岁至25周岁的未婚青年,方可申请补办;4、上海等地回乡青年补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身份手续仍按原规定办理,即须持县(上海区一级)以上劳动部门或知青部门的合法手续及本地安置单位证明方可申请补办。时间同样要在1964年以后(支新疆转迁来嵊的,可推至1963年9月,上海第一次动员支疆时)。本县要求补办人员须持动员地派出所的户籍证明,粮管所粮食供应证明和安置大队,公社证明到指定机构申请补办,指定机构有城关镇人民政府(负责城关镇地区)、县劳动服务公司派出机构:长乐劳动服务站(负责长乐区、石磺区、南山区);崇仁劳动服务站(负责崇仁区、北山区);甘霖劳动服务站(负责甘霖区);黄泽劳动服务站(负责黄泽区、上东区);三界劳动服务站(负责三界区、里东区)。这些机构核实情况后报办公室集体讨论,逐个审核,最后由其报领导小组批准。这次补办手续,承认其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315人。全县回城男知识青年随迁子女一并办妥。


  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物资


  一、安置经费


  1964年,平均每人补助130元(建修房费、锅灶费、农具费、生活补助费、车旅费合计,下同);1965年至1972年,平均每人补助230元;1973年至1978年,每人补助480元。


  1974年,“一清两补”,即清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补助1972年底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住房维修。每人100元。


  1979年至1981年,安置费每人580元。


  1973年县知青办成立至1981年停止此项工作,国家财政拨款190余万元,实际支付166万元(报表累计1660023.24元,不包括精简下放、成户下放经费及后来增拨的扶助生产资金)。结余经费:鉴于县知青办已与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商定签约,将原县消防队基地(新村路10号)有偿转让给县知青办,由其改建为就业训练基地,此时已动工,省知青办实地考察后,同意不收回,就地建造就业训练大楼,作为省就业训练试点基地,建楼尚缺资金10万元至15万元,由省按实补助。


  原就业训练大楼,1996年按嵊州市城镇整体规划,被有偿拆除,在剡兴路重建大楼。


  二、物资补助:


  1964年至1967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口粮由国家差额补贴,供应至所在生产队下一个粮食收获季节以前,新粮登场后参加所在生产队粮食分配,国家不再供应。木材,平均每人0.3立方,用于建房。布票、棉絮票入冬时增发。支边知识青年增加棉衣、棉裤、棉大衣、皮帽、皮胶鞋各一件。


  1968年至1972年,口粮按原规定;木材,0.5立方;布票,9市尺、棉絮票、蚊帐布票各一份。


  1973年,下乡头一年,口粮基本上由国家统一供应,每人每月成品粮40斤,食油按照安置地城镇定量标准供应。凡是上半年下乡的,供应到年终分配止。正常出勤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如低于700斤原粮的,由国家补助。其他按先前规定执行。


  1974年至1978年,每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补助钢材20公斤,元钉2公斤。烧砖用煤、水泥由省统一安排,农家具由县统一安排,保证供应。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留地由生产大队统一安排,以不少于当地社员为原则。


  统筹安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安置工作全面展开,嵊县制定了相应政策。


  一、“病退”、“困退”、“特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病,一时难以治好的,准其“病退”回城;全县“病退”31人。个别家庭有特殊困难,其父母迫切要求其回城照顾的,准其“困退”回城;全县“困退”19人。上山下乡的独生子女和虽多子女身边却无人的,在国家有招工计划时(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优先给予照顾,全县“特照”44人。


  二、贯彻“三抽一”政策。一家有3人支农或支边,抽1人支工。1977年、1978年全县有381人抽调支工


  三、考试加分,提高录取比例。


  1972年后上山下乡的未婚知识青年和虽在1972年前(含该年)上山下乡,但年龄较轻(30周岁内)的未婚知识青年可参加全县招工统一考试。考分1972年前的加30分,1972年后的加20分,从而提高他们的录取比例。1979年至1980年共招工录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651人。


  四、对1972年(含该年)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分类安置。


  1、有一定特长,单位和主管局同意接收的,县城镇待业人员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劳动局)均发文批准(全民单位也可接收,但均按集体工处理),全县单位共接收211人。2、农婚的一般就近就地安置去社队(乡镇)企业。为鼓励社队(乡镇)企业接收,国家拨给扶助生产资金每人250元至350元,并给予税收优惠。全县安置去社队(乡镇)企业工作的751人。3、有条件组织起来办厂办场的予以鼓励,每人可得国家拨付的扶助生产资金300元至500元,木材0.5立方。所需的素油、原煤纳入国家计划。全县共兴办1972年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组织起来企业53家,共安置509人(含1972年以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9人)。4、本人愿意个体开业的,工商部门发给营业执照,国家拨付扶助生产资金250元至300元。全县个体开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81人。5、经县城待业人员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劳动局)批准,安置去社队(乡镇)企业、组织起来企业及个体开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均可转为居民户粮。6、自愿扎根农村的,国家增拨安置费400元至500元,木材1立方。其子女待遇与户粮转为城镇居民户粮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子女一视同仁。自愿扎根农村全县9人。7、上山下乡期间病残的2名知识青年,户粮转为居民户粮,并由国家每人每年补助240元(随物价指数提高而提高)。


  五、其他配套措施。


  1、与农村社员结婚的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1980年9月起安置就业以后(包括过去已安置就业的),可随带一名15周岁以下的子女转为居民户口,由国家供应商品粮。2、1984年12月起,与农村社员结婚的上山下乡男知识青年以各种形式安置就业后(包括过去已安置就业的),也可随带1名15周岁以下的子女(在校生不超过18周岁)转为居民户口,由国家供应商品粮。1985年全县共随迁1039名。3、安置去社队(乡镇)企业就业、组织起来就业、个体开业或下乡期间与农村社员结婚的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仍享有在其上山下乡期间由国家资助建造的住房所有权。其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后的空房,国家投资部分,按建房时间长短的不同比例,以公社(乡镇)为单位,折价回收、上缴国库。安置就业任务较重的公社(乡镇),经县知青办、县财政局同意,可留一部分,作为扶持生产资金,以无息贷款形式,支持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业的社队(乡镇)企业和组织起来就业企业。空房拍卖时,原住户(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优先权。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可计算为连续工龄(不含户口下乡人不下乡)。工龄计算从户口迁入农村至迁回城镇这段时间(含在上山下乡期间被安排在乡镇集体单位工作或当民办教师)。5、支边的原嵊藉知识青年、去外省市插队的原嵊藉知识青年,在嵊县有监护人的(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可送1个小学生子女来嵊入户就读。全县有29人。6、为鼓励企业接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决定:凡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企业全部职工总数60%及以上的,可免税至1985年底;安置数达到30%以上,不到60%的,可减半征税或酌情减免。7、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就业或个体开业所需的经营场地、营业摊位、城建部门或当地政府要优先安排,费用减半或全免;工商部门收取的各类费用减半或全免。8、1997年4月,市人民政府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印发了《嵊州市农婚知青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对全市未被全民和市(县)属企事业单位录用过的农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施行个人缴纳、集体补助、国家补贴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02年底,全市已有202名农婚知识青年领取了养老保险金。


  嵊县知识青年工作于1964年6月23日首批90名城镇知识青年到方口公社姚姆山大队落户正式开始(以前这项工作不单列),至1985年12月31日县解决插队知识青年遗留问题办公室停止办公,历时20余年。据1985年统计,全县曾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7616人(含补办、支边、回乡知青)。


  嵊县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极浓的左倾色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既耽误了知识青年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又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庭物质上、精神上造成创伤、国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也应该看到它对解决当时城镇失业问题,逐步稳定社会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开垦荒山荒地,治江改水、提高农村文化水准、支援边疆建设等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并磨炼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一批优秀青年经过再学习、再深造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被提拔为厅局级干部的有赵玲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被提拔为县处级干部、科股级干部、乡镇领导干部的更多,还有很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为企业家、科技专家。不畏艰苦、顽强奋斗、敢于进取、善于进取的“知青精神”载进了嵊县历史长卷。


  (本文作者:系嵊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休干部。)

http://sznews.zjol.com.cn/sznews/system/2012/01/10/0146512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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