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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轻小说作家

四个孩子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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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春末,互联网还不发达,家长们不需要像如今,在微信群里每天给老师汇报自己孩子的功课。而我还在县城的初中读初二,日复一日地上课,做作业,考试。那天,早自习照常开始,教室里还空着四个位置,讲台上也没有老师,我的右边也空着。许久后,王家德从后门进来,背着大书包,气喘吁吁。又过了一会,数学老师走了进来,古诗的朗读声里,孩子们的嘀咕声渐起。有人从身后戳我的背,我谨慎地扭头,不足以看见她的脸,出事了,她短促的低语既兴奋又不安。终于,语文老师走了进来,胸口的衬衫湿透,他脸色发红,像是没醒酒,用手帕不断地擦着汗。停一停,他站到讲台正中,粗犷的声音相较往日明明少了些许底气,教室反而静地比平时更快,我们同低着头的他一起沉默,直到他擦干了额头的汗,然后,他近乎一字一顿地宣布:“马俊翔,刘一鸣,王子轩,这三个人,早上没来,他们啊,昨天晚上,离家出走了。啊,偷了家里几千块钱,搭伙走了。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我们校方会积极配合的。”

孩子们惊讶地看向那些空位,马俊翔的空位在教室的最角落,紧靠着竹子编成的大垃圾篓,刘一鸣的空位在我右边,我既紧张又惊讶,我想看她,刘雅轩,看她那存在于我想象中的未卜先知的得意表情。最后一个空位在就刘雅轩的右边,那是王子轩的位置。他们都离家出走了,这间有着五十多个孩子的教室不再像晶体般尽然有序,他们不再上早自习,不再上语数外,不再和我们共享这仿佛无法改变,没有尽头的日复一日。刘一鸣空荡荡的木课桌的桌面上,散布着先用圆规刻,再用红笔和黑笔涂色的字和画,那些有着巨大的性器的简笔小人,被谁谁谁死了妈或者谁谁谁是狗的诅咒包围着。木桌中央有一个天然的,虫眼似的洞,午睡时,刘一鸣会透过这个洞偷看藏在抽屉里的漫画,我小心翼翼地后仰,窥伺他黑洞洞的抽屉,空的,那本《阿衰》也和他一起出走了,是我借给他的。

“你们啊…”语文老师的语调失去了过去的自信,衰老仿佛就发生在一句话里,让他看起来更符合自己五十多岁老人的身份。“你们要是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惑,有什么情绪,可以,或者说,一定,要跟老师沟通,不敢跟家长说,就跟我说。”

“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他与其说在反问,不如说是在叹气,为某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勉强掩盖背后的脆弱。

“好了,继续读书。”手机铃声又响了,他低头走出教室,我看见他在门外的阳光下来回踱步,做着过去也经常做出的手势,只是更为激动,恢复的读书声也遮不住他那仓促而焦急的声音,即使已经走了很远很远。

那天是我第一次听说真的有人离家出走了,一下课,等不及的孩子们便包围了了我和刘雅轩旁边的空座位,老师们已经离开,我和她看着他们各不相同的神情,听他们表达自己的惊讶,好奇和担忧,然而,一种欣喜潜藏在讲述那些天马行空的看法和猜测的语调背后。刘雅轩紧张极了,她的眉毛完全皱起,嘴角也收窄了,鼻头开始发红,像是时刻要哭出来。这不像往常爱炫耀的她,即使在那个一切尚未尘埃落定的早自习上,她偷偷告诉我有大事发生时,那兴奋又战栗的声音里仍然残留着一丝自傲,但此刻的她却似乎被这独享的秘密给彻底压碎了,这使她产生了无法逃避的负罪感。

“王子轩告诉我,他们准备远走高飞,我问他和谁,他说和他的几个兄弟,我问去哪,他说去大地方,比巴县大得多的地方。我问钱怎么办?他说你还担心我弄不到钱?我觉得他是在装......”她越说越激动,用放在课桌下的手护住脸,几个女孩轻轻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安慰她,告诉她她没有错,不用自责,男孩们则要么沉默,要么冷笑了几声便走开了,虽然我和刘亚轩没有发表意见,但从其他孩子的反应来看,这场离家出走并不全然是一件坏事,我们都明白,有人想为此叫好,或许是由于某种存在于男生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也或许是单纯对离家出走的这些人所蕴含的暴力和不安,厌恶和恐惧。

有人尴尬地问:“那篮球怎么办?”

王子轩是我们班篮球队的主力,他身材高大,又非常灵活,发型酷似发哥,在球场上生龙活虎,十分耀眼,去年带着我们班在校运动会上拿了第二名,这个月底,运动会又要来了,而他离家出走了。

“喂,”一个好事的男孩问我:“你知道刘一鸣为什么走吗?”

“不知道。”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不是跟他玩的很好吗?”他又问。

我有点生气,仿佛被揭了短,但他说的没错,我们在教室形影不离。刘一鸣和我差不多高,他在捣蛋和整活上数一数二,或许是从《阿衰》上学来的。只要他一登场,一说话,大家总是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是一个天生的喜剧演员,对幽默的把握不需要刻意地训练。即使是上课,他也不会停下,这时课堂就成了一幕剧,而老师只是布景,他才是那个所有人瞩目的主角。当授课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后,刘一鸣便变成了重点盯防对象,被骂个狗血淋头或者被罚去操场跑圈成了家常便饭。无法施展拳脚的他开始依靠睡眠和发呆度过每一堂四十分钟的漫长课堂。我成为同桌后,他开始体会到画漫画的乐趣,并全新全意地投入到这项永不被干扰的事业中来。

我一直在画一个少女四处旅行的故事,我驱使着笔下的角色穿越各种神话或者网络小说里的瑰丽场景:经过叶子全是蝴蝶的白桦林,攀援冰雪封冻的瀑布,登上彩虹色的连通不同世界的桥梁;而他总是画和性器相关的无厘头搞笑四格。时间对他来说十分充裕,他不用像我一样顾虑错过课上的内容。每次,他都认真地看完了我的故事,还经常问我是怎么想出少女到访的这些奇观的。而我总觉得他只是为了附和我,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画技不好,我也讨厌他提的问题,我不希望他知道我是在别的书里看到抄来的。我其实很喜欢他的作品,他的幽默细胞在他的四格中也得到了完美的继承,但我永远不会口头承认我喜欢这种三俗喜剧,每次我看见他画的长着巨大的阴茎的语文老师在办公室或者家长会上闹笑话时,总是笑从心生。我们像两个职业漫画家,每天大批量地生产着各种不会被除了这个教室的孩子们之外的任何人记住的短篇,既像两个互相磨砺竞争对手,也像两位互相鼓励的读者,然而即使到了这种程度,我还是不知道他为何离家出走,和其他所有一筹莫展的同学,老师,甚至家长一样。

每个孩子或许都想过离家出走,我也想过,那个学期,我的父亲逼我报语文老师的暑期强化班。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语文很差,因为他逼着我报了每一科的强化班。我曾试着绝食抗议,把努力写正的绝食公告贴在空心的卧室门上,于是他撞开门打我,我已经记不起后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坐上白炽灯下的餐桌的了,但我在那时明白,如果不能离开这个家,或许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是马俊翔的主意。“快要散开的人群外突入这样一个声音,王家德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要不是刚刚已经没有人说话,我多半会觉得他只是和往常一样自言自语。王家德也是一个喜欢表现自己的人,但他并没有刘一鸣有才,他不自然,会在讲一些有把握的笑话时故意提高声量,来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希望得到与节目效果不相匹配的掌声,所以往往在相对的冷场中回归沉默。王家德捏了捏笔帽,偷偷看了人群一眼,说:”他约好今天凌晨去县长途客运车站集合。“

“你怎么知道的?”好事的男孩又问。

“他也喊了我。”说完,王家德又低下了头。我感到不寒而栗。

马俊翔或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孩子,在离家出走的那件事发生的几个月前,他用小刀给王家德的腰开了个口子,只是因为好奇。王家德告诉了我这件事,因为我们曾有一段时间一起做卫生,放学后,我们一起把装满可乐瓶,草稿纸和小浣熊方便面包装袋的大垃圾篓抬到垃圾屋前,他小声地告诉我想对我说一件严肃的事,我以为他又要故作夸张,他提起T恤的一角,给我展示那条硬币长的红色伤疤,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伤疤,我木讷地问他有没有告诉老师,他说他不敢,声音小到被塑料袋窸窸窣窣的舒展声所掩盖。我们陷入了沉默,他独自走上前,抱起垃圾篓倒扣,那些生活的碎片稀稀疏疏地坠入漆黑的垃圾屋,“就这样吧。“他说,“已经好了。”

没有孩子能战胜马俊翔的,他非常胖,比王家德更缺乏喜剧天赋。这促使他只能用更为极端的方式吸引人的目光,他会凭自己的体重撞人,看其他男孩子猝不及防地摔倒在水泥地上。如果对方不小心摔到了脑袋,他会马上扶你起来,一边笑一边给你道歉。马俊翔每天坐在教室的最角落,紧靠着那个还没有他宽的垃圾篓和凌乱的竹扫帚堆,这是老师对差生的惩罚,于是他拿出自己的折叠刀,在那个人人绕道而行,布满飞蝇的角落练习游戏中的蝴蝶刀法,他一次次加快手法,直到切割空气的声音让附近的孩子全都瞥过来,或是削到自己的手指;有时他也会拿出卷烟吞云吐雾,悄悄地给上课到疲倦困乏的孩子们来一点助兴的二手尼古丁。他用这些方法去不断吸引孩子们的眼球,却也不断地给孩子们施加着相反的恐惧。直到授课老师们的底线也不再能后退,女老师选择骂,男老师选择打,他们如此折磨彼此了快半年,直到两种激情从两方的身上都逐渐消失,马俊翔也失去了通过这种挑衅获得的兴奋感,便不再把课堂选择为表演时间,他变得和刘一鸣过去一样,在发呆与睡觉间不断切换着,从上学铃声打响开始,直到放学铃声打响结束。

我和马俊翔虽然是同班同学,但却几乎没有接触,没有人愿意主动和他有所接触。每天中午放学,男生们会赶紧吃完午饭,趁老师不在,在讲台的电脑上打拳皇,一人一条命,死了换下一个。我,刘一鸣,王子轩都会参加,马俊翔也对此起了兴趣,他技术一般,不如刘一鸣,但他喜欢耍赖,正大光明地告诉你刚刚键盘失灵了,要求重赛,我不敢跟他说不,刘一鸣会揶揄他几句,拍拍他的肩,然后笑着让他再来一把。第一个跟他说不的人就是王子轩,当时,他俩互相把盒饭拍在对方的脸上,然后像两头最凶猛的公牛撞在一起,抵牾着,青椒,米粒,和飞溅的油沫沾满了女生们整理的精致笔迹。从那之后,每当有王子轩在场时,马俊翔都不会上来打拳皇,他在那个属于他自己的角落,寂寞地旋转那把折叠刀,眼睛像鹰一样盯着讲台上眉飞色舞的王子轩。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混乱肮脏的场面和他充满着仇恨的眼神时,我就会对他们后来的和好如初感到迷惑不解,更别说这次的离家出走。

那天放学后,我又一次在独自回家的路上想起了王子轩,新鲜的沥青是这座县城唯一看起来不陈旧的东西,像一条漆黑的瀑布冲下又长又宽的坡道,两边的赫鲁晓夫楼古旧而渺小,几辆灰蒙蒙的面包车等待着停滞的红绿灯,前面,三三两两的孩子结伴而行,如果王子轩还和我一起结伴回家的话,一路上一定有不少女生给他打招呼,因此我在他身边隐隐会有些自卑。每天,我们沿坡而下,在前面的小路又分别。我家就在坡道下的小区里,那是一个没有门禁也没有物业的小区,公共空地一半是停车位一半是谁家的菜地。我曾问过王子轩他家在哪,如果不远我可以去他家玩,他告诉我在小路尽头的东方胜地楼盘,我很高兴,那里虽然不算近,但我有个有钱的亲戚正好住在那,每周我都会去他家玩。于是我问王子轩门牌号,下次我到那边时喊他。他有些迟疑,说不记得门牌号了,接着又友好地撞了我一下,告诉我反正就在最里面,我到时候直接喊他名字,他肯定能听见。

他们真的离家出走了吗?刘一鸣,王子轩,马俊翔,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不是说离开本身难以置信,世界在孩子眼中是破碎的,而巴县像一座孤岛,城市和城市通过交通相互联系,相对位置并不重要,他们在那个燥热潮湿的夏夜搭上那辆前往远方的客运汽车时,就实实在在地从我所能感知到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这种感觉会在父亲外出打工时,过年后亲人离开时反复的出现,但都是成年人,而且有着生活的规律可循,仿佛就是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之一,那些有着难闻的皮革味的依维柯象征着生活的断点,城市的边界像某种拓扑结构,边界汇集到这座充满汽油味和灰尘味道的车站,就是世界的奇艺点。他们通过了这个奇艺点,从这座小县城彻底消失,此刻到了哪里呢?巴县容不下的梦要到哪座城市去实现?北京还是上海,或者是广州,什么是广州?有多大?又有什么区别?或许那里有更高的楼,巴县最高的楼只有八层,我在书中看见过二十多层的大楼,或许,他们已经见到了这些需要昂起脖子才能看全的大楼。他们如何生活呢?再也没有老师的训斥,没有需要靠睡眠,旋转折叠刀,甚至用圆规折磨古旧的课桌才能度过的课堂,没有需要心口不一地参加的补习班,没有火药桶一般的家长,他们可以彼此陪伴着,有百无禁忌,说不完的玩笑。但是,等到他们的钱花完了,要怎么办呢?钱从哪里来?王子轩挣钱的计划是什么?虽然他们在学校里五大三粗,但面对社会上的坏人,即使在体格上也不占优势。人贩子会把小孩的肾脏割去,黑社会会把他们从家里偷来的钱再夺走。到那时,他们或许连回来的车票都买不起。

我回到家,打开书包,拿出作业和草稿本,我的漫画和刘一鸣的漫画都夹在草稿本里。他的那张漫画让语文老师的性器在在开家长会上变大了,把教室捅穿,女家长们遮住孩子的眼睛,怒斥他耍流氓,羞愧的语文老师无地自容,也无处可去。刘一鸣一定非常恨他,上个月期中发卷子,我比平时低了十多分,语文老师似乎心情不佳,我只是收起卷子,继续和刘一鸣漫画竞速。下课后,老师缓缓地走下讲台,教室里人已经不多,他听见我和刘一鸣的欢声笑语,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低头看向刘一鸣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画,马上怒火中烧,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拳,刘一鸣应声惨叫。他似乎也被自己的冲动给震住了,酝酿了一会,指着我,咬牙切齿地面向捂着胸,垂着头的刘一鸣说:“肯定是你把他的成绩带差了。”

我看着刘一鸣躺在桌子上颤动,长久地不抬头,我不知道他是和往常一样在夸张表演还是真的很疼。语文老师不安地转身走开,过了许久,刘一鸣在教室里稀疏的孩子们的注视下,缓缓侧过涨红的脸,顶着额头上涔出的汗,苦笑着看向我,问到:“真的是我的原因吗?”

是我的原因吗?我拿出作业,父亲回来了,在看网络小说,母亲在做饭,我想了想,又拿出草稿本,打开漫画页,今天的少女要去哪里?要去一座有海的城市,城市有高大的废墟。我开始动笔,但我没有见过大海,我也不会正确的透视,于是我撕掉这一页,把这座失败的城市丢进垃圾桶。

第二天,我睡过了,最后一个跑进教室时,那四个空位看起来格外地刺眼。然而,校园生活已经回归平常了。数学老师感慨道:“几个混世魔王终于走了,上课纪律好了不少。”体育委员在课间到处抓运动会的壮丁,我的右边还是空荡荡的,我也一天没有画画。我只是习惯性地继续上课,下课,去小卖部,和刘雅轩聊天,听最新的班级八卦,被突然的大惊小怪吸引注意,然后用情不自禁的微笑回馈始作俑者;中午,我在讲台上打拳皇,没有了马俊翔,我们不用担心有谁耍赖作弊输了不换人;晚上,我离开学校,校门口还是徘徊着本校的街溜子,他们单肩背着书包,上衣敞开,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那里面或许揣了一把弹簧刀,他们的笑容还是那样放松又夸张,等人齐了他们就去网吧或者舞厅,也许要先去教训教训谁。我看见他们里有人很胖,像马俊翔,有人看起来妙语连珠,引得所有人发笑,像刘一鸣,还有人留着炫酷的发型,但远不如王子轩帅。我知道他们已经不在其中了,但暴力本身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仿佛永远存在,作为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无法,也不该被消灭。

我真的到东方胜地找过王子轩。那天我兴奋地跑到最里面,沿着几栋别墅不停的喊着他的名字,但无论我怎么来回遍历这些房子,也仅有一些穿着睡衣的家庭妇女会掀开窗帘,透过窗玻璃向我投来狐疑而厌弃的目光,他并没有出来接我。到了下周,等我独自一人放学回家时,王子轩便同马俊翔一起在校门口,和他那些也是学生的道上朋友们彼此推攘个不停了,他们笑得如此自然,如此放松,又如此夸张,仿佛在这群老师和家长口中的垃圾和渣滓中体会到了在学校里绝无仅有的安全感。于是,我又一次想起那个混乱肮脏的场面,那灼热的目光,或许,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一种激情,是我这种害怕危险,无法反抗,选择妥协的人所永远不能发现的,这种激情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他们同不可控的情绪,败坏的道德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激情是如此强大,轻松消除了所有的仇恨,并把他们在教室里冷却的生命重新点燃。

几周后,运动会开始了,紧接着就是期末,被抓壮丁的孩子们在篮球场上痛苦地拼搏,少许有着浓厚的班级荣誉感的女生们正在给他们加油,几个四眼仔和老师的子女们在抓紧时间复习,而我在发呆。操场上人声喧嚷,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全力拥抱这罕见的自由,我搬着板凳坐在绿荫下,拿出着笔和纸,还是想画一点什么,光斑渗在纸页上摇摆不定,我不知道应当画些什么,像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木偶。这时,刘雅轩叫住我,说:“你知道吗?人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我很困惑:“什么找到了。“

“他们三个啊,”刘雅轩说:“马俊翔,刘一鸣,王子轩。”

”在哪找到的?“我惊讶地问:“上海?还是广州?”

“在B市。”刘雅轩笑着说。B市是巴县上一级地级市,离巴县不到一百公里,大巴车两小时到达。“他们偷了钱先去了B市,说要从B市坐火车去广州,因为广州有兄弟,门路广,结果在B市玩了一周,上网,唱K,然后钱不够了。”刘雅轩略带自豪地谈论这件事,她已经不再为此感到内疚或者担心了,一边讲一边笑,接着她眉头一皱,语气变得紧张起来:”他们玩到没钱了,马俊翔就提议去闯空门!“

“然后呢?“我问。

“然后他们就半夜去撬别人空房的锁,结果被邻居看见了,邻居报了警,就把他们给抓了。“

“警察问他们是谁,他们不说,警察也不知道该送哪去,就在拘留所关着,后来其中有一个忍不住了,自报了家里的电话,警察才跟家里再跟学校联系上,把人送回来了。“刘雅轩笑的直捂嘴:”你猜是谁说的?“

“不知道。“

“王子轩说的,他家里就他奶奶,他爹妈离婚了,他妈在外面打工,他跟警察说了他家的座机电话,警察打给他奶奶,他奶奶口音重,普通话也不行,硬是没听出来警察说的是自己孙子的名字。“刘雅轩突然想起来,说:“你不认识他奶奶吗?我看你之前和他一起回家,他家就在你们下坡那个小路口拐弯的往里走十几步,有个黄色的木头门,就是他家。”

我看着她疑惑的眼神,感到一丝难受,信号枪打响了,胸前贴着号码牌的孩子们冲出跑道起点,从刘雅轩的身后飞一般地掠过,女生们尖锐的加油声从四周响起。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小,努力奔跑也只是在围着什么打转。

运动会很快就结束了,我们把课桌椅重新搬回教室。语文老师最后走进来,扫视了一遍那三个空位,告诉我们,案件已经侦破了,一共四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已经全部抓到了,马俊翔被开除了,其他三个记处分,做转校处理,不会再回来了。同学们要引以为戒。

孩子们开始窃窃私语,不是三个人吗?

“还有一个是其他学校的,一共四个人。”语文老师说,“好了,下面我们重排座位”他点到我,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警告,如果我下次成绩如果再下滑,也要滚到后面坐去。接着,他点了一下王家德,让他搬到我的右边。王家德低着头,把抽屉里的书和干脆面小心翼翼地收到书包里面。然后走到刘一鸣的座位。他坐下来,看着这张布满刘一鸣创作,还有个洞的课桌,尴尬地笑了笑。接着,他瞥向我,低声问我是不是和刘一鸣画了很多漫画。

我低声说,是的。

他说,看看行吗?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我一边观察语文老师,一边小心翼翼地从背后把草稿本抽出来,然后从桌子下面地递给他。他把草稿本压到语文书下,从中间抽出一张,我不知道他抽出来的是我画的还是刘一鸣画的,他是在看我那个旅行的少女还是刘一鸣的巨大性器语文老师,我只记得他看着看着就笑了,于是我也跟着笑了。他向我示意,从桌子下面递给我一本书,是那本《阿衰》,他在草稿纸上写到,他昨天路过刘一鸣家,听见刘一鸣在里面跟他妈吵架,刘一鸣正好看见他,就把他妈落在一边,委托他把这个还给我。

我收下书,四顾了满满当当的教室,此后再没人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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