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人-游走在回家的路上 （下）

离开昂市两小时的车程外，是阿琳父母的家，也是她和小尼以后要生活的地方。一条长长的乡村公路边上是一座座简易到不能再简单的房子，一路上我们遇到的马车比汽车多。路旁边一座破旧的木板房里住着阿琳的父母。这里到处都是灰色调的，水泥地基，几块塑料板充当墙壁，干涸、开裂的地面就是一间房。​

       小尼却仍旧开心地跑来跑去，和他的小伙伴们熟络并玩耍起来。时不时地看看小马并冲他叫着“小马哥！”然后飞跑过来跳到小马身上。​

房子后面有个土堆，满是碎砖和稻草。“清运垃圾要花钱，他们付不起，只好堆着。”小马说。

      小尼骄傲地给我们展示他的“庄园”：一只猪，一头小牛，还有鸡和鹅。阿琳的妈妈过来招呼我们，并请我们坐在一块木板上。

“阿琳和小尼回来，你们高兴吗？”“他们回来当然好了，但是他们没能在瑞典呆下去也挺遗憾的。”阿琳妈妈说。

云层越来越厚，天有些暗下来，我们进到屋里，这个类似窝棚的房子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现在开始这里面要住十二个人。

    房子外面搭的一个棚子里住着阿琳的哥哥一家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刚出生两周。房子里很潮湿，不时还有老鼠蹿来蹿去，阳光基本照不进来。房间陈设很简陋，就一张双人床和一台电视机。他们这里有电，但没有水。生活用水要去村里的一口井里自己打，这几乎是生活在罗马尼亚的罗姆人用来解决吃水问题的常用办法。​

    这里的冬天有时会下雪，气温也会到零度以下，但还是要出门去打水。

    阿琳的哥哥是这个大家庭里唯一有工作的，他在一家农场干活，每天工资是50里尔，相当于100克朗。阿琳说大家都觉得他工资挺高的。她计划着自己在周边的空地上自己盖个小房子给自己和小尼住。

“你们能拿到社会求助吗？“ ”拿不到，因为我们有家畜和一小块土地。“你们觉得现在过得怎么样？” “还好吧，总比那些住在街头的人强，比我们条件差的人不少。”

     但小马却极为担忧，“阿琳看上去挺开心，但实际上她肩上的担子重到她可能挑不起来。”

    回去的路上，看着村里的路，小马说瑞典森林里的小道也比这路好一点。小马有点感冒，他在昂市众多的药店中选了一家去买药，一管滴鼻药水加祛痰片和润喉片花了他43里尔 （近90克朗），差不多是农场工人一天的工资。

“ 这里人们挣的钱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要是有其它开销，比如添家电什么的，那只有去外国打工了。”小马说。

    在一个商店旁边，我们碰到了小马在哥德堡认识的一个熟人Marian Azaftei（后文称他小安），他穿一件瑞典足球队的队服，脸上挂着工地的尘土。他是昂市及周边曾经在哥德堡待过的人中的一个。

“去过那儿的人都互相认识。”小安说。小安是罗姆人，他在哥德堡的时候卖过街头杂志，也乞讨过。两个月前带着5000克朗回到昂市。

   小安现在在昂市郊区的一个工地上干活，每天能挣50里尔，说到这里，他满脸喜悦。​

   50里尔，这相当于100克朗的收入对一般当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离开前和小马一起去探望了他的姑姑Pusa（后文称她普阿姨），我们给她买了些食物，挑的是最便宜的而且还和店主讨价还价了一番，50里尔买了面包、蕃茄、圆椒、黄瓜、土豆、胡萝卜、咖啡、玉米面和玉米油，这些基本够一个人吃几天。

普阿姨见了小马就一直拥抱着不肯放手，眼泪也流个不停，小马和她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他就像我儿子一样。”普阿姨一边说一边亲着小马的脸颊。

     普阿姨有两个女儿，现在都在德国，她每个月只有大约800克朗的病退金，如果不是两个女儿有时候从德国寄钱回来，她的生活​​便朝不保夕。她家里的柜子上摆着一台电视机，还有一个沙发，这都是小马和他父亲弄来的，他们在一台货柜车里发现这些东西是被人丢弃的，就搬回去自己修好然后送给普阿姨。

“我们都是这样互相帮衬的。”普阿姨说，小马爸爸工作的时候都是她来照顾小马，当时他们住得很近。现在周边的房子几乎都空关着，大家都到国外去打工了。​

小马顺便带我们去看了邻居Georica Stan（后文称她阿乔），她今年31岁，完全不可能离开罗马尼亚去其它地方谋生，她独自抚养6个孩子，自己也没工作。她和这6个孩子住在远离市区一个废弃的车站站房的地下室，去她的住地必须要过条铁道。​

  孩子中最大的是个男孩，已经14岁了，最小的是女儿，只有一岁半。小孩子们围坐在石子路上，有一个手里还拿着奶瓶。​

      他们所谓的家就是一间房，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窗。里面又冷又潮，一股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房间里放着两张双人床和一个小饭桌，别无他物。

      他们的所有收入就是每个孩子每月约65克朗的儿童救济金，外加社会救济金约400克朗。有时社会救助机构会给他们些食物​​或是一些衣服。（注：以上的机构都是公益组织而非政府机构）

看到这种惨状，小马既难受又愤怒。“你们必须得到社会的帮助，你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他叫着。“在罗马尼亚活着就是这么难。”阿乔淡淡地说，还无奈地笑了笑。

        她最担心的是可能有一天社会救助机构会把她的孩子带走。她自己从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她希望她的孩子们能去上学。​

     据志愿者阿萨（前文提到过的那个来自荷兰的志愿者）说，她所服务的志愿者组织OAZA已经决定把儿童救济金标准提高一倍。当地政府也表示愿意给需要的学龄儿童提供书本和学习资料，甚至是校车接送。

“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孩子都必须接受教育。”阿萨说。但实际上仍然大约有15%的孩子处于失学状态，虽然有些家长说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但没有钱，也得不到救济金。

     欧盟成员国想一直计划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进展缓慢。小马认为很多当地人不知道自己的公民权，当然这也是因为穷，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

    ​​Maria Pruteanu（后文称马阿姨）是小马的另一个姑姑，她经常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一下阿乔，阿乔从马阿姨那里打水，有时候也拿些吃的回去给孩子们。

    马阿姨曾经在哥德堡待过7年，离开前也是靠卖杂志赚钱，她和老公一直住在政府援助的房子里。她是四个月前回来的，她说很喜欢瑞典，也打算再回去。“我觉得那里挺好的，至少被人尊重。”

“瑞典政府对禁止乞讨再次进行讨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卖杂志或者靠其它工作赚钱最好了，比如剪草，到建筑工地干活什么的。但不应该完全禁止乞讨，往往乞讨的人是实在没有其它办法才这么做的。”马阿姨说。

     尽管马阿姨强调并认可挪威和丹麦给予罗马尼亚人临时工作签证的做法，但同时丹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乞讨，挪威的一些省份也严格禁止乞讨。马阿姨同意有组织的乞讨人群常常伴生着犯罪行为，这也让很多政府对乞讨有了更多的防范，但其中也有误解。

“有些看上去像乞讨团伙的其实只是个家庭或家族，他们一般把讨来的钱集中在一起，由家族领导来进行分配。这样举家出来乞讨也是种互助。“ 马阿姨说。

  在昂市一个破旧的楼房旁边坐着几个工人，他们在这里给一个房子做装修，此时是休息时间，个个都拿着瓶啤酒在喝。其中有一个曾经在挪威工作过三个月，现在回来养家，他说：”罗马尼亚，是一个没工作，没钱，没物资的地方。“ 另外一个曾在丹麦工作过，还有一个准备再回意大利去干活。

    我们遇到的人中多数对这个国家没有信心，尽管有些人还有工作。在欧盟国家甚至整个欧洲消除贫困的措施就目前的经济气候来看不容乐观。小马也很担忧，他说现在整个局势并不好，有些国家和国家间还有冲突。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能更现实。

”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人出去工作，那就可以养活五个人。“小马说。去瑞典即使找不到工作，那怕只是乞讨和捡饮料瓶（注：瑞典的很多饮料瓶可以直接拿到超市换成购物抵冲券，每个瓶子1到2克朗）也是能糊口的。

     如果一天能挣（讨）到150克朗，三个月下来，省吃俭用，再除去来回路费，基本可以存4000到5000 克朗带回家，这对罗马尼亚的失业者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

     我们离开了昂市，小马要继续在这里呆几天，陪陪他姑姑。他说他一定要留在瑞典并找到自己的未来。”我有很多梦想，我现已经上中学了，同时在读经济类的书，而且在学校的成绩也不错。“ 他父亲很是为他骄傲。（全文完）

后续：小马在这次故乡之行后，又回到瑞典读书，根据记者的跟踪，他已经就读哥德堡大学。

曾经在欧洲旅行过的人大概多少都听过各城市有不少吉普赛小偷的事，罗姆人中确实有干这个营生的，但相比之下乞讨的人更多。这确实是一群爱流浪的人，但也不必标签化，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欧洲人里也一样有小偷，这个职业是不分人种或族群的。

如果有机会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欣赏当地美景，品尝当地美食，为保加利亚玫瑰惊艳赞叹时，也请记得，这片土地上还有一大群吃不饱饭、少人关注的罗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