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语言分析考察“英雄”一词的日常语用情况可知，“英雄”一词通常无法勾勒出绝对性的具体范畴，其具体指代意涵与其具体的语境相关。在《银河英雄传说》中，“英雄”主要有两种语境，一种是“英雄史观”中的，一种是与尼采作品语境中的“悲剧”中的。英雄史观是一套逻辑上无法自洽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悲剧英雄不光具备审美价值，其对生活世界的意义及影响关系到整个现代世界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英雄、英雄史观、尼采、悲剧

《银河英雄传说》[1]是日本小说家田中芳树的小说作品。它在上世纪80年代时在日本家喻户晓，还被拍成了110集的OVA动画，是笔者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本文试图以这部作品为引子，谈谈何为“英雄”。

一、“英雄”的日常语用

书名（片名）中的“英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我们习惯在日常语用中用它来指代榜样性、偶像性、才智突出或勇猛过人的人物。但追问一下“英雄”具有哪些具体的（绝对性的）标准的话估计绝大多数人会哑口无言。因为上述的特征皆是主观形容性的、建立在一个相对性的基础上的，没有办法具体化为绝对性的标准。只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常识就可以知道，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英雄”一词一般是相对性的，即使有人列出绝对化的具体标准，那只不过是个人性的主观标准，并不是大众共识，其实说的是各人自身心目中的“英雄”是怎样的。即便是大众所公认的“英雄”也无法以此勾勒出“英雄”的绝对性标准范畴。但我们仍可以总结一下大众所公认的“英雄”（现实的历史、社会意义上的）通常具备的特征：1.“英雄”在社会群体中拥有领袖的位置，可以领导一部分群体或组织，通常是政治上的领导；2.对历史、政治发展有突出的积极性贡献，比如政绩、战功等。

清楚了“英雄”一词的日常语用情况后，我们可以得知，“英雄”一词具体的指代意涵因为它在使用中的主观形容性、个人相对性而显得不同。用解释学（语言学）的说法就是，“英雄”在不同个体使用的不同语境下其具体的指代意涵会不同。回到《银河英雄传说》的语境中，笔者认为其“英雄”一词的使用大致存在两种语境。一种语境是书名（片名）中的语境，其语境接近文学中的史诗、传说、神话中的语境，另一种语境主要是杨威利和同盟媒体口中的语境，就是杨威利自身被同盟媒体、政客和大众所宣传而成的“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中的语境。

二、“艾尔法西尔的英雄”

笔者想先谈一下“艾尔法西尔的英雄”（本段对“英雄”的讨论皆在此语境下）。这个语境下的“英雄”其实符合上文所总结到的大众共识中的，是在历史、社会的范围中讨论的。杨威利在一次成功用智谋巧计带领群众逃脱追捕后获得了“艾尔法西尔的英雄”的称号。这是杨威利崭露头角的一次，随后他因多次展现出来的足智多谋，屡立战功，逐步但又迅速地升迁到同盟元帅，是同盟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被称为“民主政权的守护神”、“百年难得的天才智将”、“魔术师”、“奇迹的杨”等。这一系列的称号都是在“艾尔法西尔的英雄”的基础上升级而成的，是更高赞誉的“英雄”称号。上面笔者提到杨威利的“英雄”是被同盟媒体、政客和大众所宣传而成的，但根据剧情我们可以得知，“英雄”光环的背后，杨威利其实是一个厌恶军事、战争，体能、格斗、射击均达不到普通军人标准，渴望退休当历史学者，而且生活自理能力稍差的人。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作者“反英雄”的设定。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他被捧为“英雄”的目的是什么、效果怎样。笔者认为，杨威利被捧为“英雄”是出于社会上对“英雄”的需求，需求“英雄”来安抚人心，亦需求“英雄”来负担责任，这是基于目的而言的；效果的话，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杨威利在剧情中就是不败的神将，虽不一定左右战略上的胜利，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力挽狂澜，避免了同盟过早地被帝国吞并。这其中我们可以延伸思考一下“英雄”是如何诞生的。从杨威利的例子以及笔者的历史感悟中笔者经验性（非完全普遍确定性，却具备些普及性）地认为，“英雄”诞生于社会对TA的需求，而不是TA在社会中主动性地显现。

了解些历史学可以知道，历史观念中长期被“英雄史观”[2]（本段“英雄”语境同上段）所主宰。“英雄史观”的主要特征是认为“英雄”是历史发展的最重要推动力，即最重要的因素。换言之，“英雄史观”认为“英雄”造时势，而非时势造“英雄”。这其中“英雄”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功德赞誉。既然要表现功德赞誉，“英雄史观”在言说中必然要肯定“英雄”了解历史的预期性后果，并主动去掌控这种后果，推动历史前进。而笔者认为许多时候，历史恰恰是充满着非预期性的结果，这里仅举一反例来驳斥。以后世角度看历史，东汉末年的边疆动乱导致了中央权威衰落，形成了我们熟知的三国局势。东汉末年长期的非摧毁性战争消耗了大量中原人口，引来了中原的蛮族化，为“五胡乱华”埋下伏笔。这种结果其实是非预期性的，当时东汉末年的群雄的预期是一统天下，重建中央帝国以对抗蛮族化，但历史中的当局者很难有后人这般超越性的视角，只能被无数无形的因素左右。笔者认为，只要明白历史充满着非预期性的结果，那“英雄史观”这套话语的逻辑缺陷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其根基也可以说被瓦解了。这同时还可以和上述笔者的经验性结论联结起来理解。总结而言，笔者认同《历史的辉格解释》[3]一书的基本观念，反对充当历史的道德裁判官，认同历史是复杂的迷宫，而“英雄史观”对“英雄”的歌功颂德实际上就是充当了历史的道德裁判官。

三、悲剧“英雄”

（一）“悲剧”的语境

接下来谈谈第二种语境下的“英雄”，书名（片名）中的，也是史诗、神话、传说中的。没错，《银河英雄传说》虽被归类为现代科幻的太空歌剧题材，但私以为这只不过是外壳，它的内在（审美价值上说）是史诗、传说，更是悲剧。“悲剧”一词在寻常语用中指代展示美好的人事破灭过程的文艺作品，不过这个范围笔者认为有些过大，比如本雅明区分了“悲剧”和“悲悼剧”[4]，说明两者有些较大差异，悲悼剧在日常语用中却也被说成是“悲剧”，这时候寻常语境下的“悲剧”难以区分两者。因此以下笔者使用的皆不是这一寻常语境，而是尼采作品中的语境，这种情况下“悲剧”的范围就排除了悲悼剧。“悲剧”难以用三言两语去定义，笔者打算在下文中勾勒出它的具体特征、美学内涵及现实意义。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5]是他悲剧美学的代表作，要谈何为悲剧，需要从他这部作品谈起，并且要把尼采的重要作品都一起构成一个整全整体来理解。

《悲剧的诞生》表面上几乎都在谈古希腊悲剧的兴衰。古希腊悲剧通常是在古希腊神话的世界观下展开故事的。古希腊神话展示出了古希腊人的世界观，不死的是诸神，而人类则是“有死者”——人生中必有一死且没有彼岸世界（如基督教的天堂）作为终极救赎的智慧生命，“英雄”则是非凡的人（不是凡人），血统上看是凡人与天神结合而生下的后裔，其天赋才能、精神品质通常高于凡人，却依然是“有死者”。古希腊人歌颂“英雄”们拥抱残酷的命运的特质，因为命运是一种既定性的力量，即便是诸神也不能改变命运的既定结果。这其实和尼采说的“强者”[6]有共通之处。尼采认为，强者就是爱上那必然性的“悲剧性命运”（必有一死，没有彼岸的人生）的人。因此，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必然是尼采说的“强者”。以下则主要围绕着“强者”讨论，用的皆是尼采的语境。

（二）权力意志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到，古希腊人是通过古希腊悲剧中的“酒神精神”来克服“虚无主义”的。这其中“酒神精神”是文学中的象征意象，可以认为是一种把“生命意志”视为最高价值的精神。“生命意志”是尼采从叔本华那里借用来的词语，但尼采对“生命意志”的高度肯定态度恰恰与叔本华一直相反。早期的尼采非常喜爱叔本华，并深受他的启发，但在后来的《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开始批判叔本华否定“生命意志”。此时尼采已经用“权力意志”（又译为“强力意志”）一词替换了“生命意志”，表达一种更具力量感、更强烈的肯定和追求。“权力意志”私以为可以理解成人类原始的、本能的生命激情，这是一种随时可能被压抑的生命激情。“虚无主义”，尼采自身的解释是“最高价值的自我罢黜”[7]。联系前面可知，尼采心中的最高价值即权力意志，于是虚无主义即失去了（否定）权力意志这种最高价值的思想或说意识形态。正因为处于一个没有彼岸的世界，古希腊人在思考、面临死亡时因恐惧需要面对一种虚无主义危机（虚无主义危机其实也是人生必然面临的“悲剧性命运”），而克服这种危机的力量源泉正是悲剧中展现出的权力意志，悲剧的主体正是张扬权力意志的强者。古希腊悲剧展示的正是古希腊人通过高扬权力意志来克服虚无主义的精神。高扬权力意志的结果是爱上必然性的“悲剧性命运”，通过“永恒轮回”[8]的考验——即使人生永远重复性地再来（轮回）无数次，依然可以热爱自己的生命。因此强者并不因残酷的命运而觉得悲惨，即使真认为悲惨那也只不过是旁人的主观感觉，这种感觉与悲剧所要带来的审美感受相差甚远。悲剧要彰显的是主人公在生命中的最大可能性，他们毅然决然地张扬着权力意志，从来都无怨无悔，乐观地傲视着残酷的命运，就像俄狄浦斯王永远不可能停下追寻真相的脚步，面对骇人听闻的结局也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一种命运的仪式在故事中慢慢展开，审美的快感来源于对这种仪式的体验。

（三）“日神”与“酒神”

《悲剧的诞生》一书顾名思义必然要谈到古希腊悲剧的起源问题。按照尼采的说法，悲剧起源于“日神”和“酒神”的二元冲突。“日神”和“酒神”都是与人类精神层面相关的文学意象。人类的精神层面最关键的就是价值判断。尼采是把“日神”和“酒神”当作是两种“艺术”精神来谈的。关于何为“艺术”，这里要简单地做一下语言分析。根据日常经验可知，“艺术”一词完全无法勾勒出具体的范畴，我们说“艺术”实际上是表达一种对于美好作品的惊叹情绪。归根到底，“艺术”本身是一个无法言说的惊叹词，可言说的是背后惊叹的原因。实际上“美”也是一个这样的惊叹词。这种惊叹与个体的“审美”感受密切相关，于是“美学”本质上是“感受学”，是探讨“审美”感受的学问。“艺术”和“美”背后的惊叹原因（反应“审美倾向”）与个体心中的价值序列是相关，这种价值判断是由审美感受引起的。所以“日神”和“酒神”的差异归根到底由价值判断引起，也是“美学”上的差异。“日神”对应的是古典主义美学，规整、对传统、保守秩序的服从是它的特点，它是一种“道德化”的美学。“道德化”的意思是推崇对道德规则（具体行为层面）的遵从，善恶标准由道德规则决定。而酒神则是日神的对立面，象征着一种相反的美学，也是悲剧的美学，它的美学是“非道德”、“超善恶”的，亦是“重估一切价值”的。“非道德”是道德化的反面，就是拒绝以道德规则来决定善恶标准，“超善恶”是超越道德化的善恶视角，“重估一切价值”就是重新评估一切关于道德化的价值。悲剧的强者往往是酒神的代言人，是非道德、超善恶的主体，展现出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和气概。于是日神和酒神的二元冲突可以理解为古希腊人以酒神精神去重估日神的价值，因为日神压抑着权力意志会带来虚无主义，唯有重估后解放权力意志方能克服这种虚无主义。

（四）悲剧的非意识形态世界[9]

上述范围仅仅在古希腊悲剧内，如果以把历史、地域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这些皆可视作“历史”）视作最高价值的历史主义视角来看，古希腊悲剧无疑仅仅是“历史”的一种，而“历史”的特性在于非永恒性、阶段性、地域性。悲剧如果是“历史”，那《悲剧的诞生》所讨论的只不过是限定在古希腊这个阶段、这个地域内，而此书被写于形而上学衰落、“现代”开始崭露头角的19世纪也就会显得毫无意义。因此，历史主义的视角在这里是不适用的，我们可以改用相对的把“自然”视为最高价值的自然主义视角来看待悲剧。“自然”的特性恰恰与“历史”相反，非阶段性、非地域性，而是普遍性、永恒性。历史主义者认为审美不过是“历史”所塑造的产物，自然主义者则否定这点，认为审美是超越历史性、地域性的，具备普适于任何时代下全人类的普遍性。悲剧就是“自然”的产物。悲剧最早在神话时代时就有。神话故事展示的是非意识形态的世界。这里说的是神话世界中的人物并不具备如王室贵族、平民百姓等与现实政治相关的意识形态身份，也不会具备意识形态动机，即不存在为政治、家族、组织、宗教等谋利的动机。神话时代后的悲剧即使没有漫天神佛也是试图展示如神话世界般非意识形态的世界。莎士比亚的悲剧就是如此。比如哈姆雷特[10]虽然是复仇的王子，但他没有丝毫复仇的政治动机，他复仇的动机关乎于属于“自然”的亲情。《银河英雄传说》虽然是个政治世界观设定的故事，但其中作为悲剧主体的强者却往往透露出非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意识形态动机强烈的角色却常被当作反面角色。莱因哈特最初的动机仅仅是想从皇帝中抢回姐姐、杨威利一直想退休当历史的旁观者、罗严塔尔在被诬告谋反后并不申辩而是因为自尊心强到不甘居于申辩者的地位而真的举兵谋反走向死亡的毁灭。这些人显示出来的动机都是非意识形态的。故事中的特留尼西特则可以算作是意识形态动机强烈的代表，他一生都只是投机政客，没有任何坚定的立场，是典型的反面角色。罗严塔尔在临死前直言他是“老鼠”并结果了他的性命。悲剧通过对非意识形态世界的展示，逼近了人类普遍的、永恒的视角，企图以如此方式展示并关切人类最宏大的、普遍的悲剧性命运。

（五）悲剧与现代生活世界

悲剧虽然直接功用是审美上的，但尼采认为艺术与生活是没有界限的，不存在无涉生活世界的艺术。《悲剧的诞生》中提到，“艺术是生命的真正目的和真正的形而上学运动”和“只有当世界与人生被视作一种美学现象，它们才是有充足理由的”。这其实是说，悲剧艺术的美学不仅仅满足于审美，恰恰需要在生活世界中亲身实践才能体现悲剧最大的价值意义所在。尼采所面对的正是虚无主义开始横行的时代。在尼采的19世纪，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衰落昭示了“现代”世界的来临，代表着此前人类作为终极追求的本体（尼采说的“上帝”）在死去，“上帝”代表的“神性”（对道德化的追求）在褪去，失去“上帝”的许多人也失去了对彼岸世界的盼望，陷入了极度虚无主义的精神荒芜中。尼采认为人们应该追求的是以悲剧的权力意志来取代“上帝”，以此来克服现代的精神荒芜。这就是那句著名的“上帝已死”的具体意涵，也是他在生活世界中体现出来的“重估一切价值”。

四、总结

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考察《银河英雄传说》中“英雄”的两种语境下的具体所指，试图消解第一种语境下的“英雄”一词，反对其所代表的“英雄史观”；并试图仔细阐述第二种语境下“英雄”的审美内涵及其与生活世界所产生的关联与影响，肯定第二种“英雄”的审美价值及其对生活世界的积极影响。“英雄史观”实际上只是一套逻辑上无法自洽的意识形态话语，“英雄”只是因为社会对TA的需求，所以诞生于意识形态话语中，意识形态让TA走进大众共识中。尼采语境下“悲剧”的英雄则无涉意识形态，TA代表着一种权力意志的精神，昂扬向上的力量感，面对现代的精神荒芜，我们或许需要借助悲剧英雄的精神去实现超越。

参考文献：

[1] 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

[2] 许倬云.从历史看时代转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 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 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 尼采.道德的谱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7] 哈斯.幻觉的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9] 巫怀宇.论《红楼梦》诗词中的悲悼剧风格[J].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86-91

[10]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