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正常的年代,努力做一个正常人

内卷与恐惧:在基层派出所的 5 分钟

今天去基层派出所更新身份证,这也是此次回国的苦役之一。

如果让我列出在国内无法忍受的事情,任何一个基层政府部门的办事体验一定会位列其中。

阴暗的办事大厅里面,我和母亲坐在高脚椅上,对面是两位中年女民警,40-50 多岁的模样。胸口别着团徽还是党徽看不清楚。

两位公仆时而谈笑风生,聊着自己家里的事情;一会又突然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大概是在说单位里的八卦传闻,小道消息。我只得全神贯注地找她们谈话停顿的微小瞬间,插进去一些「你好,我想」,「那这个该怎么办呢」之类的话。

她们冷冷地回上一句话,或者干脆不回应,盯着电脑屏幕操作,然后继续热火朝天地聊起来。

其中一位女民警,全程没有看我和母亲一眼。


 

我在她们工作的间隙,打量了一下办公大厅,三面墙上贴满了「工作纪律」「服务注意事项」,还有办公区文件柜旁又红又大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等等的标语。红的扎眼。

我盯着这些标语,感到一丝讽刺。脑中浮想联翩,直到pia的一声,原来民警同志给我「递」身份证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身份证甩过了大理石吧台,塑料卡片应声摔在地上。

理应在 49 年秋天就站起来的我,不得不在 2019 年的某个冬天又弯下了腰。从地上拾起了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的身份。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看了一眼母亲。母亲对我眨眨眼睛,挤挤眉毛。



我又看看对面正在全心全意为我服务的人民公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盯着电脑屏幕熟练地操作着。然后继续和另一位人民公仆聊起了自己孩子身份证过期如何买到火车票的经历。

没再多说什么,我按了左右手大拇指的指纹,交了钱,离开。

全程 5 分钟。

够长了,5 分钟已经够长了。


 

发动了车子,驶离派出所不远,我还是没忍住。

我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母亲说,「真想抽她,他妈的什么态度」。

母亲说「没办法,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很多事情就要忍」。之后又说了各种从小到大已经听了无数遍的话。

我终于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说道「正是你们这样,习惯了当奴隶,还发明出一套自以为是的处世哲学,才惯出了这帮孙子的臭毛病!相信奴隶哲学,所以你们给他们做了一辈子奴隶!」


 

母亲显然也生气了,于是我们又继续毫无意义的争执了几分钟。两个人都郁郁寡欢。正如阴冷的雾霾天。

我确信,某种雾霾长久存在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某种雾霾遮天蔽日,而由于它长期存在,所有人都已经习以为常,并学会了如何在这种气候下生活。

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她劝导我的理由并不是「宽恕他人」,或者「如果人民公仆把你的身份证扔在地上,你应该把驾驶证也给她」的基督教精神。而是一种极权社会特有的生存哲学。显然母亲也是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有所不满的,但她选择了接受。 


 

现在想来,这一切真的是毫无必要。我和我的家人,因为政府的服务态度,而产生了争吵。想来真是荒谬。这是我关于这次经历的第一个思考。

如果我和我的家人去火锅店吃饭,如果服务员态度恶劣,或者菜品出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叫来领班经历,毫无忌讳地指出问题,要求对方道歉或弥补。我甚至知道不少人会利用这些差错,要求打折免单或各种好处;甚至有人会趾高气扬地辱骂服务员,厨师,经理。

然而,当服务的对象变为公务员时,所有人都选择隐忍。

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普通公民,我们对于有意无意施加伤害于我们的人默不作声。却将愤怒带回家中,发泄向身边的人




这实在是荒谬。 

我见惯了这类事情。我见过因为毒奶粉造成孩子残疾,互相指责埋怨对方,最终离婚的夫妻——他们本应将怒火指向管理失职的卫生食品监督部门。我见过因为停车位大大出手,头破血流的司机——他们本应将怒火指向没有留足停车位的城市规划部门。我见过因为篮球场使用问题而互殴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本应将怒火指向没有提供充分娱乐体育设施的体育局。

甚至,更让人绝望的是,我见过因为健身房节省成本,只提供一个吹风机,而造成排队的顾客发生口角摩擦的事情——他们本应将不满发泄在健身房管理人员上,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增加吹风机。然而所有人在面对一个看似有权力的「管理者」时,大家都选择沉默,转而将愤怒转嫁给「与自己争夺资源」的人。 

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问题不是与自己争夺资源的那群人,而是有承担提供资源责任的那群人。当我们意识到资源匮乏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为什么资源匮乏,是向负责提供资源的政府问责,探讨是否可以增加供给,改善分配。然而事实是,我们一直把精力放在如何击败他人,占有并保住自己的那点资源。


 

车下的人想让车门一直开着,自己拼命地想挤上去。

车上的人想让车门快点关上,不要让车内空间更加拥挤。

车上车下的人喘着粗气,怒目相向,推推搡搡,骂骂咧咧。

然而没有人去想,我们应该增加班次来解决。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化」吧。内卷久了的社会,无论是户籍,居住面积,学校,还是医疗,体育场……大家习惯了如何和他人竞争,抢夺并维护手中的资源。


 

这次经历给我的第二个思考是,为什么在办公大厅里,我没有直接对那位女民警表现出应有的不满,指出她的态度问题呢。 

因为我怕。

从生物属性上看,她不过只是一个瘦小的女人。从社会属性上看,她只是一个三线小城市区公安局基层派出所户籍科的小公务员。


 

我不仅想起了契诃夫于 1883 年出版的《小公务员之死》。

小说中,在剧院看戏的俄国基层小公务员伊凡·切尔维亚科夫,不小心打了个喷嚏。不巧的是,坐在他前面的是某位将军。之后我们可怜的伊凡,便陷入了惶恐不安,怀疑自己那个喷嚏冒犯了将军。他一次次向将军道歉,最终惹怒了不耐烦的将军,在被呵斥后,他「脸色发青,周身打抖」,回到家中,死了。

对这样一则短篇小说,发表于《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2002年2期,题为『批判社会的文学作品--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作者:吴芳) 』的文章指出:

19世纪80年代是俄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回顾当时的沙皇统治,它给19世纪末期的俄罗斯带来的是恐怖、冷漠与悲哀。列宁称这个时期为“一种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和残暴至极的反动”。

恐怖、冷漠与悲哀。

直觉上,我觉得吴芳说得对。



列宁如果同情19世纪80年代,面对俄国将军的基层小公务员,也应该会同情21世纪20年代,面对中国基层小公务员的我。

滑稽的是,作为我恐惧对象的基层公务员,一旦到了将军面前,也被某种力量无情地转换成为恐惧者。 

说到底,我究竟在恐惧什么?

我恐惧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身穿制服,佩戴徽章的有形之人。我确信,我恐惧的是一种无比庞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无形之物。


 

我确信没有人愿意与之为敌。因为这台巨大的机器面前,所有质疑者都会被碾压的粉碎。它在每一个街道角落,十字路口,地铁入口看着我;它听到我说的每一句话,敲下的每一行字,拍下的每一张照片。它知道我的一切社会关系,我的朋友,家人,前女友,并且知道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敲下的每一行字,拍下的每一张照片。当然也知道他们的一切社会关系。

而我对它一无所知。

只有巨大而强烈的恐惧。在这种情绪下,我只是希望离它远远的,越远越好。在不得不和他接触时,绷紧神经,轻手轻脚,千万不要触怒这台机器的任何一个零件。因为当这架机器使你为异常时,你会被彻底处理。就像一行错误的代码,被毫无保留的修改,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被删除。

有时代码是 1 行,有时是 100 万行。


 

罗斯福鼓励人们,说「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相信,全体人类都应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相信两句话都对。在我们真的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时,如果我们对现状不满,想要改变却感到恐惧,这时不妨喝下罗斯福的鸡汤,相信「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鼓起勇气去行动。

然而当「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大前提不在时,保持恐惧,如履薄冰就成了一种颇为实用的处事原则。在这一点上,我母亲说得对,她在对我传授在这个社会的生存之道。

然而我还是想改变,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我简单查阅了一下,

都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05 第 1 款条里了。

 

3 篇關聯作品
中国170政治329民主110大陆33自由63
28
28

看不過癮?

馬上加入全球最高質量華語創作社區,更多精彩文章與討論等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