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顾颉刚与谭慕愚的50年情缘（其三）

第三阶段只有一件大事可说，即顾于殷履安女士死后，正式向谭慕愚求婚，最后竟遭到拒绝。这件事必须从履安逝世说起。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的日记写道：

二时半，履安气短促，至二时五十分去世。……

今日一到家便见履安晕厥，然打强心针后转醒，神智甚清，问予是否今日归，并嘱自珍（按：顾之次女）为予理床席于其室。并谓予已要开会（六月一日边疆学会），何遽回来。自珍欲为量热，又谓身正发冷，量亦无用。方喜转机，孰意一转瞬间竟撒手而逝哉！履安与予结缡整整二十四年，今日乃永隔幽明，忍之痛绝。

殷履安自嫁到顾家之后，为顾先生先后侍奉祖母与父亲，抚育前妻遗下的两位女儿（自明、自珍），对顾本人的生活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试看当此弥留之际，她对丈夫外面的事业和家中的起居仍然想得十分周到。顾先生在她死后编了一个《予与履安同居年月表》（见同年五月三十一日条末），稍一检查，即可知她在这二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是多么任劳任怨。所以顾先生对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六月十九日记：

得肖甫（按：赵贞信）信，谓崇义桥所中诸人闻履安耗皆唏嘘不置，盖履安之贤德有以深入人心也。予览此亦为一哭。

崇义桥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所在。七月二十七日：

徵兰（按：他的第一任妻子，姓吴）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叫我如何不想她！今日与伯稼谈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记》中记逝一章，又泣不可仰。噫，我心真碎矣。

八月一日记：

忆祖母死后虽有家庭之变，而有履安辅相，精神上尚不大难堪。今履安死，则“臣无以为质矣。”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是履安逝世的阴历周年，请高僧来为她作超荐道场。日记中又说：

今日作法事时，二十六年中一幕幕之家庭情况映现予脑，履安克勤克俭及待余敦笃之情活跃幕上，使予又泪下不止，静秋以巾授予，为之湿透。噫，予何能对不起她，而烦两女之悬虑乎！

我详引顾先生对履安德深切悼念是要他向谭慕愚求婚提供一种理解的背景。他在履安死后十六天便写信给谭求婚，无论就人情或习俗说，都未免来得太快，好像对死者过于无情。然而事实具在，他对履安的情感是十分真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和谭慕愚的精神契合也已二十年，发生了另一种情感。这两种情感之间当然存在着冲突，因而在他心中造成了长期的痛苦。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因疑心谭将弃他而去，曾感慨万千地说：“予心之苦，健常安得知之乎！”这句话便是情感冲突的明证。试问：如果不是他对履安也怀着深厚的情感，此“苦”又从何而来？所以自一九二四年以来，他一直在这两股情感中挣扎。但这并不是所谓“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在这一“安身立命”的紧要所在，他仍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樊篱。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写信给新婚不久的殷履安，鼓励她自修，将来可以和他站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学问上的交流。他说，这是他一向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顾颉刚年谱》）。他所引的这句话，出于章学诚的《妇学篇》。章氏指出，最理想的男女结合是“以夫妇而兼朋友”，但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少，因此士大夫往往在伉俪之外别寻所谓“红粉知己”，即精神上契合的女友。在顾先生的理想尚未实现之前，谭慕愚已闯入了他的生命，“伉俪”与“朋友”终成二水分流。前面已引过他提议与慕愚同写《中国通史》的信（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当时说：

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

很清楚地，他和履安是“伉俪”，和慕愚则是“精神之结合”，二者之间虽然极其紧张，但可以并存。通过章学诚，他在中国文人的传统中，找到了精神的根据。下面是他求婚失败的过程。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三日：

今日到江边送文珊，而遇健常，太巧了。健常将于下月初到甘、青、宁、绥四省视察新县制及户政，独身行，往返期五个月，勇敢可佩。渠于端节返北碚，闻衔晋言，乃知履安逝世。今日来吊，系由陈家桥乘汽车至歌乐山，坐滑竿至磁器口，乘轮船到柏溪，往返二百里，使我不安，然亦藉此得知彼对我无异于前也。年来少通音问，更鲜见面机会，今日得聚，使予又以兴奋而致失眠。

慕愚次日去后，他第二天（六月十五日）便开始写长信求婚。他说：

予与健常钟情二十载，徒以履安在，自谨于礼义，此心之苦非他人所喻。今履安殁矣，此一副心肠自可揭晓，因作长函寄之，不知被览我书，将有若何表示也。（此事本当少迟，以彼将有远行，不得不速）

这封信一直写到六月二十日才完毕。日记中说：

致健常信抄毕，共计十长页，每页四十余行，行二十余字，约共九千四百字，算是我近年的一封长信，把我三十年来不能揭开之生活小史都揭开了。此函共写六天，如无自珍之病则四天便够了。

他自己也感到这封信写得太早，但因慕愚即将远行，不得不尔。在这封万言书中，他大概把累积了二十年而“从未道破”的“情怀”都倾吐出来了，所以信才写得这样长。但二十六日谭的回信到了，反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日记上说：

今日上午十时得健常信，态度甚冷，使我几晕。彼如何如此忍心？无意耶？弄狡狯耶？在柏溪时，折纸作两阄，一书谭，一书他姓，置于掌，祝而摇之，三次皆得谭。今夜复作两阄，一书成，一书不成，则三次皆得成。果尔，则健常此函特试我耳。

顾先生不仅一往情深而且一厢情愿，回信明明“甚冷”，他却宁肯相信拈阄，最后竟得到“特试我耳”的结论。因此一连两天他再接再厉，继续写信。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说：

晨三时半醒，想健常事，意不能自遏，天明即起写信。看今明两书达到后，彼将作何答复。

大概是由于思念太切的缘故，意中人竟入梦来。六月二十九日：

未睡，梦健常来，予臂挟《辞源》一册，与之偕出。何以挟《辞源》？殆为予与彼有讲不尽之话乎？夜作四阄，一书谭，一书非谭，一书成，一书不成，而三得“谭不成”与“非谭成”，疑此事了矣，天乎天乎！

这次拈阄倒是应验了，但由于过于一厢情愿，他释梦却离题万里。如果他的头脑灵活一点，他应该可以立刻想到：《辞源》者，谭来告“辞”也：此是“辞别”之“辞”，非“言辞”之“辞”。第二天谭果来“辞别”了。六月三十日记道：

健常来，同到金刚吃茶、饭。谈一小时。

午间健常之来大出予意外，渠云，为我想，须有子。为彼想，彼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把她心中问题直接说出，反使予放心。予必设法，使彼此间相成而不相妨。

顾先生真是情痴，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在谭七月二十七日曰去西北之前，他又赶着做出一次巨大的努力。七月二十五日记：

到典试会，抄致健常函四千字。此函凡一万三千字。

这是比上次万言更长的一封信，所费心血和时间可想而知。七月二十六日：

将致健常书复看一遍，出，打长途电话与健常，则已行矣。

今日欲将致健常信寄出，而不知其何在，因打电话到内政部，则渠于今早进城矣。及晤镜吾，知数日前渠自城回部，车经歌乐山，仅下车与彼一谈，谓“事太忙，顾先生处不能去，以后通信罢！”镜吾知其飞机期为二十七，则今日进城便径赴西北矣。渠事固忙，然三次经歌乐山而不一来，又不寄一信，其有取瑟而歌之意耶？若然，则予既丧贤妻，复失良友，倒霉透顶矣！为此，下午及晚间均不能眠。

七月三十一日才得到关于慕愚出行的确切消息：

镜吾告我，渠前日进城，至曹孟君处，知健常飞机票都未买得，公司中嘱其于廿七日至站上待，是日孟君未送而彼亦未归，则即于彼日行矣。渠此行绝不告我，一个人倒霉时真无处不倒霉也。

这样看来，他那一万三千字的长信连寄出去的机会也没有。日记中连呼“倒霉”，即是承认“伉俪”与“朋友”已两俱失矣。

谭慕愚此行为期数月，踪迹不定，但顾先生仍未能忘情，还是随时注意她的动向，十月九日：

接九月廿二日张令琦来书，知健常已访其父鸿汀先生。

十月十日：

本日《大公报》载健常本月四日偕高一涵到西宁，九日回兰州，想见此行匆匆之状。甘、青、宁三省既俱到，谅本月内即回渝矣。

但他此时已从幻梦中醒来，再过三天（十月十三日）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了。一九四四年五月九日，与张静秋订婚一个月以后，顾先生写了下面一段日记：

与静秋同到宿舍整理衣服。出前数年日记及去年致健常书与同读，并谈论其事，直至五时。

与静秋续谈健常，直至十时。

静秋观予向健常求婚书，颇指摘其无情，又谓如此用情纯厚者能有几人。晚衔晋来，谓健常怂恿其妹打胎，且屡函其妹骂衔晋，挑拨其夫妻感情，前年内政部出一科员缺，又强迫衔晋往任之，天天寄快信。此等事皆不合情理，而出之于我挚爱之健常，真刺伤我心。因太兴奋，晚遂失眠，以无水，未服药。

这是第三阶段有关谭慕愚的最后一条日记，大概是向未婚妻详细交待他和谭的关系，所以谈得这样久。谭的拒婚无疑是顾先生一生在感情上受到的最大创伤，短期内很难平复。正是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谭的妹夫（衔晋）对她的种种指摘，他才会照单全收。日记中“真刺伤我心”五个字其实只有用在拒婚事上才铢两悉称。

顾、谭的故事在这部《日记》中占有很中心的位置，故事本身的发展也使读者不断发生新的期待，然而它竟戛然而止，结束得教人泄气。这时一个典型的反高潮（anticlimax）。

在谭慕愚方面的资料完全缺席的情况下，故事只能就此落幕。故事结束了，然而还有余波荡漾，这是中国大陆天翻地覆以后的事，仍值得一记。

《日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览报悉健常在京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此次被派赴苏，为五一节观礼团员，长风万里，殊可羡。念五卅惨案时，渠为国家主义派，反共最烈，刘尊一为共产党，常与齕。其后刘被潘宜之逼为妾媵，堕落为富家妇，而渠一意奋斗，乃有今日之长征。世事变幻，宛然一梦也！

顾先生偶然在报上发现谭被派赴苏联的新闻，不胜惊讶和感慨，因此留下了这条日记。他惊讶的是当年“反共最烈”的人竟能获此殊荣，而同时与谭正面斗争的共产党员刘尊一却已没落无闻了。谭、刘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与顾初次同游颐和园的北大女生中之二人，在学生运动中分别是右派与左派的领军人物。但一九五一年时两人的升沉荣辱却与当年的政治立场完全颠倒了。难怪他要发出“世事变幻，宛然一梦”的感慨了。

其实在顾先生写这条日记的时候，刘尊一（一九〇四—一九七九）已不再是“富家妇”，她在西南师范学院担任教育系主任的职位，与吴宓同事。吴宓对她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年四十七岁，初嫁何，生一子。先在北大从李大钊游，遂入共党，同任要职。一九二七夫妇在沪被捕，何死；再嫁桂人潘宜之，生二子二女。约八年前，潘遇刺死。近其仇每以“双失节”讥之云。

《吴宓日记续编》有关刘的记述不少，因与此处的讨论无关，从略。无论如何，刘已边缘化，与谭之显赫不同，确是无可否认的。谭在此时何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待遇，必须另作研究，不过我愿意提供一个可能的推测。我记得一九四九年秋黄绍竑是国民党的和平代表之一；他在北平还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词。开首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谭慕愚追随黄二十年，或即是当时随员之一。……派谭去莫斯科恰好可以昭示国民党及其他反共的团体和个人：像谭慕愚这样当年“反共最烈”的人都可以受到重用，你们还怕什么呢？姑至于此，以待将来验证。

一九五四年顾北行以后，与谭仍免不了在公共场合会面。这是因为顾的政治单位是“民主促进会”，谭则属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而两人分别在政协与人大。我在《日记》中只发现一条谭请顾午饭的记录。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到惕吾处，长谈，留饭。

今午同席：曾萍、王伟、黄镜吾、谭家昆及其子女（以上客）。谭惕吾及其子利民、女静（以上主）。惕吾之母已于去年在京逝世。其子女二人则所抚孤儿也。

这时拜年而留下午饭并作长谈，距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拒婚之会已十二年了。谭始终不结婚，抚孤以代子女，可知她或早已抱独身主义。两人这次谈些什么，日记一字未提，甚为可惜。但这次相见之后，顾的旧情又有复发的迹象。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

静秋加入妇女联谊会，今日会中同人到北海游玩，因邀同去。

在北海休树下，杨花扑面，忽起感伤，因改前人诗数字以抒予怀：

风光渐老见春羞，到处凝情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乱飞烟絮上人头。

轻红桥上立逡巡，渌水微波渐作鳞，手拈柳丝无一语，卅年春恨细如尘。

噫，放翁行作稽山土时，尚感沈园之柳棉，况予耶！

三十年前是一九二五年，正是他和谭慕愚常常同游北海的岁月。放翁“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之句此时亦必往来胸中，不能自已。若更推之二十三年后（一九七八）题《日记》所写“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之诗，那就和放翁“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棉”的心境完全合一了。

顾先生自初识谭慕愚，便为她的“勇猛精进”所折服，后来又一再称许她“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有眼光、有胆量”等等。他又说她“频遭夜行者之按剑，世无真知，我自喜为九方皋矣”。就此点而言，他确不愧为谭慕愚的知己。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在谭的晚年又有了一次最痛快淋漓的发挥。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顾先生在《日记》中告诉我们：

报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亦名程海果）大发反社会主义谬论，渠曾住谭惕吾家，与黄绍竑亦有往还。予前览报，觉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有组织，有阴谋，而民革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不过说话随便，似不当同等看待。今观人大揭发，殆不其然。论世知人，戛戛乎难哉！

谭惕吾变成“右派”足证她仍然坚持着早年的某些理想，不可与随波逐流的“靠拢分子”相提并论。林希翎既曾在她家中住过一段时期，思想上的影响大概也不能完全避免，具体的情况，希望将来有人能发掘出来。我写这篇文字时，没有时间去追踪谭一方面的资料，是一憾事，但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发现沈从文先生有一段对她的描述，恰好发生在她打成“右派”之后，姑且引在这里作为参考。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沈在青岛《致张兆和》中说：

耀平的上司林XX果然已露头角。这人和我在上海一处视察，样子就张扬不本分，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相反和个上海商人差不多。正如谭惕吾，给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个只想兴风作浪小政客，又没有什么知识本领，我还奇怪怎么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

信中提到的林某一定也是“右派”，故称之为“已露头角”。沈先生是一位谨慎本分的人，一生不沾政治，因此与林、谭两人都气味不相投，对他们印象很不好。但他用“兴风作浪”四字形容谭惕吾，却值得注意。这就表示谭对当时政治很不满意，平时一定流露出不少批评的意见。最使我动容的是顾先生一九五八年四月尾的一条日记：

本月（按：四月）十八日到社会主义学院参观大字报，诸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李健生、黄绍竑、储安平、费孝通、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叶恭绰咸有，独不见龙云、章乃器、谭惕吾三人，盖彼辈不肯学习也。与伯昕谈，我辈要否去劝一劝。渠云不必，统战部曾召集右派分子开会劝导，谭惕吾发言仍强硬不服罪，毛主席说，让他们待着看罢。闻之殊为忧虑，今日何日，乃犹作死硬派耶！龙云年老不必说，章乃器、谭惕吾年均五十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可作为，乃将以死硬派终耶？……闻章乃器之妻杨美贞虽亦划为右派分子，但已与其夫分居，临别之际，章乃器斥之为“卖夫求荣”。

打成“右派”一年之后仍然不肯屈服、拒绝“学习”的只剩下三个人，谭即其中之一，她的志气、良心、气魄……已显露无遗。更出人意表的是，在统战部集会劝导的场合，谭慕愚发言“仍强硬不服罪”，……这已不是“勇猛”、“胆量”所能形容其万一。孟子所为“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和庄子所谓“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庶几近之。

顾先生相去劝她，可见关怀之情不减往昔。但是他们两人此时的思想距离，相去已甚远。谭负隅顽抗之际正值顾“向党交心”之时。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印的《自我改造大跃进快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出版）上登出了下面的记载：

不少领导同志在竞赛中一再挑战加码。中委顾颉刚同志原交二百条，但他在翻阅自己解放头两年的日记后，感到要说的心里话很多，就主动提出增加指标到五百七十条，向杨东莼、严景耀同志和原来指标最高的陈慧同志挑战，陈慧同志以二百八十条应战。不仅比数量，还要比深、比透。（见《日记》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条末）

……《日记》后来还有两次提到谭：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予打电话与健常，未通，岂真有憾于我耶，抑他迁耶，今生尚得相见耶？思之怅然。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一九五七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

顾先生情有独钟，终身不忘，古今少见。但是从一九五八年起，他和谭慕愚已各自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明确的选择，“君向潇湘我向秦”，这是无可奈何的人间恨事，然而这应该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