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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言论自由的代价

我在美国上学。之前我们学校出过一个事情,一个本科生在学校的一个网站上发了一篇文章,指责中国人借学习签证偷窃美国的技术,并因此呼吁学校减少对中国留学生的录取。

消息传到留学生群里,大家一片哗然。很快,大家便形成了一种意见:通过和学校官方联系要求这份文章从网站上撤下。在一段交涉过程后,网站的编辑把文章撤下了,但同时也表示这次撤稿是因为作者的一些论据不严谨,有过度推论之嫌,因而作者在修改文章之后依然可以再投稿,同时也欢迎不同观点的同学投稿自己的想法。这份“不痛不痒”的回应在群里并没有换来多少认可,有些人认为这不过反映了这几年“反华是他们的政治正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骂骂咧咧之后也不再讨论了。

到这里,似乎故事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在我得知相关消息的时候,我总感觉不太舒服。虽然那篇文章里确实有很多偏见,但是看到大家的第一反应是想办法举报删帖,我不由地联想起我在国内被删贴和封禁账号的遭遇,有点不舒服。但是,任由这篇文章挂在这里伤害中国学生显然也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吗?

很快,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还有另一条办法可以跳出困境:在这个网站上发文章对作者的观点进行反驳。这一点也在编辑的回复中也提到了,我也看到了部分人对这一选项的讨论,但是有人表示“作为non native speaker,要写一篇比原文说服力更强的文章太难了。”

我说这件事,并非是要指责我的同胞。其实,后来也有人在网站上写了反驳的文章,且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我故意截取面对指责后不久的这一段时间,并把两种对策切割开来分别讲述,是因为这构成了一个讨论“言论自由”的绝佳案例:这件事说明了言论自由的代价。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想删帖,这也是解释得通的。当你听到噪音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办法关掉它。当然,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能够读懂的,别人花功夫写出来的文字信息。因而,容忍不一样的声音,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我更想讨论的是当时某位同学在群里的发言——“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太难了”。这句话揭示了言论自由一个常被我们忽视的代价:它需要人们的参与;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参与本身就是有门槛的。

首先谈谈门槛:碎片化的时代,在微博上推特里三言两语讨论问题当然也是言论自由,但是人们显然会有更高的要求。全面地、通畅地表达完整的观点,这才不“辜负”来之不易的自由。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达到这一要求必然意味着你要写一定篇幅的文章,而写文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以前看三联《读书》杂志中的一些文章,经常一大段内容就说了一些类似于“既不能走这个极端,也不能走那个极端”的“废话”。但这些真的是废话吗?我在阅读文章的时候觉得很容易理解,但是真当下笔想写一些类似的内容时,却常常举步维艰。很多时候,我们的写文章的冲动可能只有某一个点,但是下笔之后就必须从一个点出发去画一个圆。因此,与其说是我们为了表达观点而写文章,不如说是我们为了写文章而发展出完善的观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之前Matters上的一些留言区辩论中,我会建议一些有想法的网友去写一篇文章将自己的观点详细阐述一下。而反过来说,只有真的有过写文章表述观点的经历,一个人才会情感上支持言论自由: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观点就就算再不对,别人的文章也是克服种种困难才写出来的,一把将它抹去实在过于无情。

这种门槛必然会制造出不平等。在我开头讲述的故事中,中国留学生就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上。这种不平等有两条显而易见的出路。其一便是在现有的框架内自我学习、自我提升,培养辩论和说理的能力,我们后来投稿的那篇驳论文便是一例。但是,当这种不平等是系统性的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时,无法通过个人的力量直接弥补的话,我们就只能对现有框架进行修改,这也是所谓“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我们要关怀语言上的弱势群体。推而广之的话,“政治正确”就是对自由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的一种补偿,这也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爱国爱党”当成是中国的“政治正确”。那位同学说得没错,中国留学生在英语议论文写作能力上确实同美国同学有一定的系统性差异,因而投诉解决,也是可以算在“言论自由”之中的。可是当我们今天在墙内的互联网上,连“亲自xx”这样的戏谑之语都有可能要遭遇审查的时候,这种审查与封禁显然就是和“言论自由”背道而驰。

现在,让我们从英文议论文回到中文议论文。用母语写作同样存在着门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门槛是可以跨越的,问题在于意愿。假设现在你遭到了别人的攻击和指责,你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举报或其他方式让他“消失”,二是自己花时间写一篇文章进行反驳;那么肯定会有人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选择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反对言论自由的观点始终存在市场——总会有人不愿意看到不合眼缘的观点,并愿意为之付出自己闭嘴的代价。

当我们将讨论的背景搬到墙内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有无言论自由的背景与是否培养说理能力的选择是互相影响的。在一个言论自由受限的环境内,人们可能会发现举报比写文章更省事;而当更多的人倾向于举报解决问题,而逐渐丧失了写作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渴求“墙”的庇护。

如上所述,言论自由的实行需要人们有写文章说理的能力,而全面阐述观点也绝非易事。那么,既然言论自由有着如此代价(有这个时间写文章多去搞点工业生产不好吗?),有没有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均衡,就像墙内一样,通过大家都不说话,来实现一种“平等”呢?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是试图说明言论自由的代价,但是言论自由并不是一项资产:对于一项资产,我们需要仔细斟酌它的成本和收益,最后再决定我们是否买入。言论自由是一种理想。因为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都不希望自己被莫名噤声。所谓“物不平则鸣”,我们说话的时候,往往也是我们遇到不平,有心中块垒,想通过表达观点以舒其愤的时候。作为理想,它的“收益”是很难计算的,因为实现理想,本身就构成一种终极目的。我们要培养自己表达观点的能力,承担言论自由的代价,不仅仅是为了“不辜负”言论自由,更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保卫言论自由,保卫我们在遇到点烦心事的时候用几句吐槽“辜负”言论自由的权利。

实际上,在如今这个多事之秋,武汉疫情爆发的惨痛教训无疑在提醒着我们,即使是把言论自由看成是一项资产,它也是无比宝贵的。眼睁睁的看着我熟悉的城市一步步“沦陷”,人们无助地受到伤害,我第一次发现那首小诗是那么应景:“当他们在雷洋案/ 刘国梁撤职/ 红黄蓝/ 假疫苗 等事件中肆意删帖封号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觉得那离我过于遥远,他们又过于强大;如今疫情爆发,也没有人替本能阻止灾难的‘造谣者’说话,于是我们就迎来了灾难”。在和别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反反复复地说,压制言论自由会导致信息不畅,集权体制的委托-代理问题带来内部效率问题,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缺陷”会暴露得如此明显,会给我们一个这样惨痛的教训。

虽然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自称是立场“亲西方”。但我在发言中或多或少地承认了这样一种背景:中国当前的体制就是以自由换安全,以小社会换大政府。我之前的发言更多地是试图说明天平的一端比另一端更重要罢了。可是,这次灾难将这架天平打得粉碎,因为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并没有反映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有人说,这场危机以国家主义的失误开头,最终也会以“国家主义才能救危机”的称赞结束。可是,对我来说,这场危机并不存在着怎样“反转”的可能性,而仅意味着对一些东西的完整的告别。

因而,尽管武汉疫情的惨痛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从功利层面为言论自由辩护的绝佳论据,我还是更想强调其作为理想的那一面。我们作为人,应该有勇气去承担被攻击的风险,有能力用自己的言论反驳别人的攻击,有信心认为“邪不压正”,相信在海纳百川地允许各类观点共存之后,真理自会脱颖而出。这些想象或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我觉得,如果单单只是因为这场灾难而从利弊角度去支持言论自由,我们对灾难的记忆终会忘掉,历史会再度重演。而只有从道德的角度决定这件事理所当然,我们才能真的有所进步。当我们遇到不顺眼的观点时,我们的想法不应该是“为了不让灾难再次爆发,暂且忍了”,而是“我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同时我也自信我可以在和别人的交锋中让真理越辩越明”。我们有这样的气魄,我们会发现,言论自由的所谓“代价”,会在一次次公共辩论中化为我们进步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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