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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生

疫情中重构爱国主义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爱国主义都是墙内主流舆论的一张王牌。很多人认为极权体制的一个弱点,就是政体和国体不分,民主制度下民众不满就换个政府,极权体制下民众不满却没有出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政治绑架了整个国家,所有国民都被迫和当局“同呼吸,共命运”,很容易将共同体的想象和政治结构混在一起。一旦出现外交失利,本应政府承担的责任就转嫁到每一个国民的头上,又鲜有人会有胆识去批判全体民众,因此外交失利就必然不会是我方的错误,而只会是对方的邪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样一来,极权体制和“爱国主义”似乎是天然的盟友。

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只是源于外部压力。面对一切国际议题,它给出非常简单直白的答案。但是面对国内的问题,它除了将责任推卸给“境外势力”之外往往束手无策。在过去一个月的疫情发展中,这种脆弱的爱国主义在惨痛的灾难面前土崩瓦解。因为这场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闯祸者大多也是中国人,这是爱国主义攻击不了的对象;而一旦失去了攻击对象,爱国主义存在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改革开放以来,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没有信仰。“护旗手”“阿中哥哥”式的爱国主义恰恰是建立在过去四十年经济绩效上的一种信仰的代替品。当它在灾难面前黯然失色的时候,缺乏信仰这一问题就重新暴露了出来。在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我要言论自由#这一话题在微博上瞬间刷屏,这与其说是民众的“觉醒”,不如说是汹涌的民意浪潮在失去爱国主义的引导之后,在意识形态的海洋中横冲乱撞,在“言论自由”这里暂时找到了一个出口。很显然,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这个出口是不会长期存在的;而当这个出口被封死,民意浪潮很可能只会再次回到混沌的状态,奔向下一个未知的目的地。

这种混乱似乎令人绝望,但其中也蕴含着希望。“爱国是爱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这句看上去无比正确的话在过去一段时间的高涨热情中显得势单力薄。但是当无数求助信息在网上被转载的时候,每个网民都以自己人性的本能和常识深刻体会了这句话的含义。“爱国不是爱党”,这种区分在平时可能显得毫无意义。但是在政府连连犯错的当下,这种区分已经成为每一个被红十字会突破底线的人在认知失调时能求得的唯一自我安慰。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对爱国的“非主流解释”,如今成为了许多人的救命稻草。在灾难面前,无用的宣传话语褪去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出现在人们面前。爱国主义在灾难前崩塌了,可是仍然留下了一些普适性的人文关怀。爱国不再是一桩宣传生意或一堆泡沫光环,而回到了它最朴素的状态。这正是我们可以重构爱国主义的契机。

政治学家Maurizio Viroli 在他的著作《关于爱国》中,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区分:

对爱国主义而言,首要的价值观是共和国所承诺的共和制与自由生活方式;而对民族主义者而言,首要的价值观是民族的精神与文化统一。
很长时间以来,爱国主义话语被当做是强化或激发一种对维持一个民族共同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热爱,也就是对共和国的热爱;而民族主义话语则是18世纪晚期的欧洲国家所捏造出来的,用于保卫或强化文化、语言、种族单一性和民族同质性。共和爱国主义的对立面是暴君、专制、压迫及腐败,而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则是文化污染、异端、种族混杂以及社会、政治和知识分裂。

从这种区分来看,过去国内的舆论宣传显然不是属于爱国主义,而是民族主义的。其实这两种不同的方向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这次疫情中,这种区分更加醒目了,因为这次疫情让我们发现,对于民族主义来说,它的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它强调了什么,还包括它没强调什么。它没有强调个人的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保障个人自由的一系列制度基础;换言之,它只画了一个民族的轮廓,而没有关注其内在的纹理。对于它强调的东西,我们即使反对,在短时间内也看不到其后果的直接显现;但是对于它没强调的东西,我们在这场灾难中有了痛彻心扉的直观感受。

Viroli做了这种区分,但并没有进行直接的褒贬。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二者有区别,但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根基都是对于邻近人事物的自然喜爱;二者都包含很多非理性的情感的成分。正是因为有这种共性,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转换才成为可能:我们不需要大众从狂热而盲目的情绪中完全清醒出来,而只需要在情绪的发展过程中对强调的内容进行修改。我们需要少去关注“反华媒体又说了什么”,而多去关注“反人民的政府又做了什么”;我们需要少去关注“中华民族如何屹立于世界之林”,而多去关注“中国人如何度过这场灾难”。当我们聚焦于非遭横祸的民众时,没有什么能比《南方周末》二十年前的那篇新年献词更好的描述我们的感受了:

我们不停地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
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泪水,因为我们爱的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的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的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相互关怀。

这是一种和主流宣传不同的“爱国主义”,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自下而上的爱国主义。只有这样的共情,我们才能够称呼彼此为“同胞”。

在武汉红十字会丑闻刚刚曝光的时候,我在听黄明志的《中国痛》,听着听着,忽然感觉这首歌中描述的那个变了心的“妹妹”,就是如今那个盘桓在十四亿中国人头上的庞然大物。听到“爸,对不起我把积蓄统统都给了她/ 妈,我是真的爱她不能不能没有她”的时候,我哭了。我关注的当然是个体在灾难中的命运。我为那位黄冈的因病去世的病人而哭,为好心通知却被训诫的医生而哭,为微博上那些无助的人而哭;但同时,我也不是仅仅为他们而哭,我也为某种非个体层面的存在而哭,仿佛这些人悲惨的命运如烟,一起交织成了一个更大的破碎的灵魂。这就是我关于“构建共同体”的个人心路历程。即使是那些因为这场灾难而对中国绝望,准备移民海外的人,其动机也必然是因为见证了一个个个体的苦难,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一个民族的不幸,而对民族丧失了信心。在灾难中,个体之间的共情会转化为一种群体性的悲伤情绪。这种最自然的情感表达和官媒通过外部宣传而引起的虚荣心和思想惯性是不同的。就在现在,在无数人的脑海里,这两种看似相像的情绪之间发生着微妙的相互作用。如果朴实、自然的情感能最终战胜通过“黄色新闻”熏陶出的情感,那么新的爱国主义就完成了重构。

这条重构的道路并不好走。在我看来,这里至少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障碍。首先是共情能力的缺失:很多人沉溺于碎片化的戏谑表达,习惯了屠龙术带来的虚幻满足感,出于心理上的认知失调拒绝走出舒适区。而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器的肆意扩张在剥夺人们权利的同时,也带走了人们的责任感。面对困境,我们被迫成为“旁观者”,“宅在家里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于是我们骂政府、怜患者、惜医生,而从来没有以“参与者”的身份看待这场国之浩劫。而以参与者的身份讨论问题,就意味着要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疫情的隐瞒不仅是CDC和警方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对言论自由的压制默不作声;抢救不力不仅是各级政府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因为我之前没有积极监督政府,参与政治……如果我们把受难者视为“同胞”,那么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为他人负责。这里的责任可能不是我说的这些“强人所难”的东西,但至少是一种朦胧的感受,一种同胞受难而我却安好的负罪感。这种不那么理性的情绪和理性的思辨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变革的发生。

由此观之,所谓的“重构”实在是任重道远。但是,描述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不是为了让人望而却步,而是为了激励大家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近我看到过一些Matters上对部分香港人的仇恨心理的批判,在我看来,这就是在强权政府压力下激发出的“民族主义”的体现,而在海峡对面的台湾,想象的共同体也基本成型。我虽然希望两岸统一,但是我觉得用民族主义去和民族主义对抗是没有未来的。唯有重构一种爱国主义以超越传统的民族叙事,用对共和国的自由的爱抚平政治纠纷的历史伤痕,这一切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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