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chistos

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II(2)——大跃进

原文来自左翼刊物《闯》的第二期长篇文章,原名为《红尘》。第二部分以1960-1980年代为跨度,展开论述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可以追溯到大跃进运动,一直到六四天安门事件为止,中国的经济进程从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作者认为,中国的所谓发展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生产模式,这个发展模式由于内外因素导致僵化濒临崩溃,在不同的阶段陆续引入市场要素后,最终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贯穿起来。“在现实中,改革开放是充满乱象的临时进程,完全偶发的同时还常常失控。”

第二部分篇幅较长。这是译文的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下的农村

回到国内的情况。一开始先回顾我们在《高粱与钢铁》结束处提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般条件是有益处的。这个制度不是生产方式,因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内在的逻辑,得以在持续的经理式监管之下独立再生产自身。也就是说,这个制度不能在社会层面维持自身。由此引发了巴尔干化的社会,此时社会的界限就是各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之间的边界。这还说明,这个制度在一段时间无法可靠地保证再生产,制度将迅速僵化。不过,这种发展模式在僵化的过程中还是形成了自己局部的阶级结构,这个结构的界定首先是向农村抽取粮食,其次是与国家中央机关的亲近度。这种阶级结构从发展模式的性质上说是内在偶发的,因此既有混沌性,也注定快速淘汰。

1952年鞍山钢铁公司修建高炉

城乡二分界定了这种发展模式,并受高积累率的制约,这时候消费是被压低的,以便重工业投资能特别维持高位。消费的增长被持续压制在GDP增速之下,于是工业占GDP的比例在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期间为25.9%,到1975年四五计划结束的时候,这个比例增加至43.2%。【1】还有另一个观察的角度。虽然有8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但是1953-1985年间,三十多年内这个部门获得的投资还不到10%,【2】而同期有45%的投资去到重工业。【3】农业哺育了工业。按GDP比例计,到1960年代末工业早就超过了农业。不过,这个战略将会跟随1980年代初的改革一同转变,当时消费率可以增加了,工业化进程因而放缓。【4】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与农业在中国的关系与苏联相当不同,1920和1930年代的苏联人均粮食产量远高于中国1950年代水平。【5】因此,虽然中国国家试图迅速发展重工业,但农业生产对工业化始终构成严峻得多的限制。国家不得不增加农业剩余的相对份额和总体的农业产出。

【1】Erik Brodsgaard & Rutten, K. From Accelerated Accumulation to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Brill, 2017, p. 4.
【2】孙来祥,Sun Laixiang, Aggregate Behaviour of Investment in China, 1953-96: An Analysis of Investment Hunger and Fluctuation, Palgrave, 2001, pp. 209-210.
【3】同上
【4】不过,投资驱动型增长在改革前和改革中都是典型,对制造业投资占GDP的比例相比其他国家一直处于极高水平。
【5】Anthony Tang, “Agriculture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49(5), 1967: pp. 1118-1134.

发展模式初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将有能力与国家争夺农业剩余的农村消费者,也就是农村精英(包括地主、当地官员、商人和相对富足的农民),移除出去了。1953年末,国家采用了一套机制来抽取这个剩余,名为“统购统销”。这个系统使得国家完全控制作物市场,将所有私商挤压出去。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几种不完美方案当中的最优,如果发展模式要继续独立于美国牢牢掌控在手上的战后全球市场,就有必要这样做。正如主持起草一五计划的陈云解释国家控制粮食的逻辑所说:“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6】国家垄断实施以后,1955-1980年间的政治争论就转移到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产生更大剩余的问题上。尤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发展农村市场的过程中重新点燃局部过渡至资本主义的危险。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 263
1954年9月,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问题的报告

1958-1961年间的大跃进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尝试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尤其以农闲季节劳动为主,但也有利用效率不足的再生产劳动)集体参与农业资本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自我依赖和动员将弥补国家投资农业生产的不足。同时,这样可以实现高积累率的同时没有农村市场复活的风险。这样的发展政策依赖的是大规模的迅速集体化、平均主义、成功的农村工业化,还有政治激励。从这许多方面来看,大跃进显然是失败的。相反,另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方案,就是更依赖国家发出的高额投资,为科学、机械化、大规模农业创造条件。只是这样在起步阶段会拖慢工业化进程,因为国家的农业投资会比原来高得多,限制了重工业可用的资金。最终,在常常出现热战的冷战背景下,快速工业化的压力将领导层推向了前一个方向,但是异议声没有消失。

大跃进中的性别与农村工业

农村工业历时而变,为观察中国经济整体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透镜。在晚清帝国经济那里,农村手工业,比如纺织和造纸等,一般发挥着“增加和加工农产品之间的有机纽带”功能。【7】手工业生产通过集镇的扩张性系统,将农民家庭或亲族的“家长企业”(patricorporations)【8】和当地地区性的消费者网络配套起来。19世纪帝国主义入侵势不可挡,在身后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持续一个世纪的内战,这个系统也遭到沉重但不是致命的扰乱。

【7】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MIT Press, 2007, p. 272 and chapter 2. 另见Richard von Glah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apters 7 and 8.
【8】Hill Gates, 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9.
60年代,章丘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妇女们集体挖水沟。男性青壮劳力一天农活可得10个工分,妇女的工分根据农活轻重,分别给予5到7个工分

1949年发展模式方兴为艾,农村“副业生产”(主要是传统手工业)的产出价值以1957年价格计,总值为11.6亿元。【9】土改运动使这些工业稍稍出现复苏,甚至在家庭层面上出现增长,就在1954年,就有超过1000万的农民业余制作商业手工品,产出价值22亿元,几乎翻了一番。1953年引入统购统销后,这些副业在农活与加工后农产品销售之间的“有机纽带”就并且切断了,此前以手工业生产为专业的农村地区,收入出现下降。【10】国家对农产品建立起买方垄断市场,农村加工行业与供应的关系切断也就成为必然。谷物、棉花、丝、花生和大豆主要供应非农业行业,一经收获马上被国家拿走。事实上,1950年代农村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11】

【9】William A. Byrd and Qingsong Lin,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
【10】《高粱与钢铁》,“Sorghum & Steel,” p. 79.
【11】Naughton 2007, p. 272.

1955年,合作社运动开始将手工业组织到农业合作社之下的“副业生产队”里去。运动一开始强调农业,副业因此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实际上所有制造业都被国企接管了。但是到1957年底,农村工业已经复苏到1954年产出值之上,占当年农业产出的4.3%。【12】之后的1958年,大跃进对以村为基础的副业生产队和超过30000个以镇为基础的手工业合作社进行融合和再组织,归到“社队企业”之下。那些熬到1980年代的社队企业就会继续转变为“乡镇企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扩展适应(exaptation)一个鲜明例子:社队企业从大跃进描绘的“共产主义过渡”一个中心环节,变成资本主义过渡的首批私人企业和关键载体。但即便在这个分水岭之前,社队企业也会在初期经历多个变化,这反映的是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

【12】Byrd and Lin 1990, p. 9.

创建社队企业标志着国家第一次系统性尝试改善农村工业。如果说手工业此前已经通过加工农产品,将农民的家庭经济纠缠在当地的地区市场之中,那社队企业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工业,使得这种工业隶属于时时变化、要对时时变化的国际形式作出相应回应的国家政令。起初在大跃进旗舰,政策的中心是转移农业当中的“剩余”农村劳动,直接为“超英赶美”这场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的全国性竞赛加力。随后还附带一个目标,为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本品进口建立自足的方案,因为与苏联的关系紧张使得后一个更传统的战略面临困难。1961年整体放弃大跃进之后,第一个目标也一同被抛弃,而第二个目标就成为优先。【13】

【13】原先还有第三个目标,后来和第一个目标一同放弃了,就是增加新的农业“人民公社”的生产能力,在“共产主义过渡”阶段更加自给自足,不仅能为军队和城市工人生产钢铁和粮食,还能生产农村内部使用的消费品。毫不意外,后一个目标在动员的时候,更多是修辞的动员而不是现实动员:这个目标要等国家发展的头两个目标实现了,才能更多地强调。但是,这没有妨碍后来的亲市场意识形态家援引政策的失败,认为是乌托邦政治的鲁莽带来的教训。
公社的公共食堂

实践上看,将“剩余劳动”转到非农业生产,就意味着将主要是年轻男性的农民,从农田转移到1958年新设的750万个新工厂里,更常见的情况是转移到山里修路、购买开垦不足的新地、布下铁路路基,还有挖矿和挖灌溉渠。【14】到1958年底,新成立的社队企业已经雇用了1800万人,产生的产出大约是1954年的三倍多,到了下一年就增加至五倍多。【15】结果,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50年代初到年代中的90-93%,下降至1958年的71%。【16】将主要是男性的农村劳动力突然转移到非农业活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同时将女性拉出家庭,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逆转了数个世纪以来占据人们记忆之中的“男耕女织”传统性别分工。这种逆转起初能够进行,是因为女性本来可以在农活之余在家里完成的再生产工作完成了社会化。新新建立的村级“生产队”开设了公共食堂、儿童与老人的养育设施,还有“其他集体福利措施,将女性从厨房的杂务里解放出来,很快男女都开始按劳动获得工资,还有诸如米、油、盐、酱油、醋和蔬菜等免费供应的补足”,此外还有免费衣服、药物、托儿,甚至包括理发。【17】

【14】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5-126. 若要考察某个四川公社的详细情况,见Stephen Endicott, 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I. B. Tauris, 1988, chapter 6.
【15】Byrd & Lin 1990, p. 10.
【16】Dong, Qi and Murakami, Tomoaki and Nakashima, Yasuhiro, “The Recalcul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in China” (July 14, 2015). 也可见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63051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630513, p. 11-12.
【17】Endicott 1988, pp. 52 & 57.

这样的实验没有真正挑战既有的性别分工,因为这样的社会化再生产劳动主要由年长女性进行,不过年轻女性确实解脱了出来,用更多时间为集体进行农活。这个短暂的安排在突发饥荒、大跃进许多建制解散以后也随之崩溃,包括社会化再生产工作的建制和大多社队企业。因此,年轻女性就被希望肩负集体农活(她们获得的工分比男性少)和家务活(现在成为无酬无形的工作)的双重负担。讽刺的是,这个实验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性别角色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异(至少在修辞上是),最后就将这些区别的现代版本破天荒强加在农村社会身上。原来减少并最终消灭所有性别差异,甚至消灭家庭本身的社会主义目标被绝对抛弃了。“女性的手工劳动在先前曾经为家庭带来金钱,现在变得从来没有这么隐形过”,而这种隐形的无酬劳动成为“国家积累战略的基础”。【18】

【18】《高粱与钢铁》,“Sorghum & Steel,” p. 80, 另见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138 and 265.
1962年1月-2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口头报告认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第三个版本的《六十条》,把农业生产基本核算单位确定在生产队,并宣布“至少三十年不变”。

1959年开始的三年里,饥荒席卷全国,中央领导认为灾难的本质原因不仅在于公共食堂和后院炼钢的高炉,还在于总体转向了非农业活动。即便饥荒已经显露,他们也认为国家持续没收粮食和出口苏联并不是原因。1960年,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开始叫停更多的社队企业并禁止再设,企业数字从1960年的11.7万下降至1963年的1.1万,【19】全国农业外雇用劳动力比例还跌到1957年的水平以下。【20】农业劳动力占总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从1958年的71%增加至1962年的97%,到1973年一直维持在96-97%之间。【21】农村工业化这接近十年长的逆转过程,在1961-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当中获得稳定的政策联结。条例表示,“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两个月后,中央委员会又有进一步通知,公社和生产队不仅禁办新企业,还禁办新副业队。【22】尽管如此,社队企业还是会在未来十年里逐渐恢复,到1970年就准备好迎接突然冲击,这一次,冲击只关注农业现代化。

【19】许成钢,张晓波,Chenggang Xu and Xiaobo Zha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Firms: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p. 2.
【20】Chris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9, p. 269.
【21】Dong, Murakami, and Nakashima 2015, pp. 11-12.
【22】Chris Brama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

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II(1)——跃进与改革

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 II(3)——跃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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